《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

作者:张郎郎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几次杀人高潮,就像“红八月”学生杀人,我现在讲的主要是“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但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实际上应该是六九年八月开始,有些地方一直延续到一九七零年十月为止。

  这是中共四九年建国以来,以正式的法律程序,宣判大批量的以言论罪和思想罪为罪名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次恐怖运动。而过去,即一九四九年以来,以及后来都没有如此严重过。所以“一打三反”这次杀人高潮,它的很深远的意义在于一种“条件反射”的训练。就像“红八月”杀人一样,实际上是对学生的一种启发和训练。而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与其不同的是,“红八月”告诉你,你的出身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而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则是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枪毙你。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诛心”,意思是你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判处你死刑的理由,而且是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你没有可逃的地方。使很多人久久地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直到现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星期天,郑义在华府要宣讲他的一本新书,原定在一个民间礼堂里讲。有很多人从国内来,但也很害怕,因此最后拒绝在这里开会。郑义只不过是个作家,说明这个深远的心理恐怖很有效,在国内更有效。因为思想政治运动具有一定的步骤,有一个常规,有一个程序,这些就是训练过程。

  我们读过戴睛写的文章,曾经分析过什么时候开始杀“自己人”?其实它有个过程。从井冈山,即江西清理AB团开始,他们第一次发现,清理自己人可以用死刑的方法来进行,大家知道嗜血的游戏是可以在自己人中间执行。谁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谁的思想跟我不一样,都可以杀。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前发展了。到了延安的“抢救运动”,便是王实味的被砍杀,一直到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只是思想运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是,但进一步,不服从的人就是现行反革命。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冯国将一直不发言,大家动员他发言,结果他替一个打成右派的同学抱不平,也打成右派。他不服,“我没提过意见”,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所以从这里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程序。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打三反”,并不是一个特例,他从首先发动群众,让大家都起来,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展开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分清了。“一打三反”就是秋后算账,该枪毙的人枪毙了,“诛心”的都“诛心”了,这时候给大家起到了政治运动的每个步骤的应有效果。

  对“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数,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丁抒先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枪毙,发现被经过法律程序死人最多的按百分比来计算,是在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间。一个初略的估计,在全国就有十万以上的人数。按照中国古代的刑律,一定要“杀人偿命”,至少你要杀人越货或者放火、抢劫,你得有个罪行呀,但在“一打三反”中却不需要了。河南有个学生讲了三句反对毛泽东的话,才十七岁,也枪毙,立即执行。

  死刑人数的决定,原本应该在中央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杀人不够,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将权利进一步下放,就像现在承包公司一样,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数字的任务。当时所谓杀“现行反革命”,到地方上,就成了公报私仇的泄怒渠道。

  我手头上有一份朋友寄来的名单,这是“一打三反”中,众多的名单中的其中一份。我拿到这份名单时感触非常深,因为我也是这份名单中的一个。

  这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发给全民以讨论对名单中的这些人的死刑判决。这个名单一共五十五人,其中有很多人是我认识的,有的是我的朋友。他们很简单地说,我们要将这个权利交给群众,让他们决定这些人应该不应该判死刑。其实,文件开头的“最高指示”已经写得很明白:“坚决将一些反革命镇压下去”,已经说到这份儿上,调子都定好了,还讨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名单实际上是一个“阶级论”的名单,凡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他一定注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即使他本人没有问题,但他哥哥是右派,都变成了枪毙他的理由。我手头的这份名单,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为主。第一个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是北大的。张继瑞也是大学生,田树云是大夫,孙秀珍是护士。这个判决书上的我标明是“大学生”,我的同伴是中学生,这些都是要判死刑的,都是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出卖大量重要军事政治情报”之罪名判决。一个学生,他有什么情报?这个名单就是给大家看,实际上就是精心炮制的一个“杀鸡儆猴”。但这不是一份唯一的名单,这是“一打三反”中一波一波死判名单中的一份。遇罗克不在这份名单中,他是在我们上一期名单中,即一月份。但是到了全民讨论时,他跟我们这一批名单的大多数人一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以我能在今天,为这些死去的人、这些知识分子做见证,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我说这是一次“坑儒”的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杀的大都数是知识分子。人们说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权力斗争的一个延续,因为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枪毙的人都是跟周恩来关系比较好的人,或者是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干部的子女。这确实是一场斗争,大家说是“光脚的与穿鞋的”、“留洋的与土八路”之间的斗争,那也说明党的内部斗争可以决定很多无辜者的死亡。

  从某种意思上说,每次必须都要这样大量的屠杀,并冠以符合法律程序的手段进行处决、枪毙,才能让知识分子知道“我党”的厉害。所以说“一打三反”与“六四”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用“合法程序”杀成批的读书人。现在“六四”的阴影并没有过去,它的这个作用也起到了,在心理上造成恐怖,这是“我党”的重大胜利。“我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第一,被枪杀的大多数人,最后都认为自己被枪毙没有冤枉,包括我。被枪毙之前,让我们挖自己的罪行,到最后,我讲了“我是不喜欢共产党,我确实是讨厌这个政权”,也不冤,让每个人都做到这个地步;第二,讨论的人,我的同学、老师、我多年的朋友,当我被拉回中央美术学院批斗时,他们都指着我说,“必须枪毙他,不枪毙他,我们心里就难过”。前几天,我遇到北大的教授印红标,他对我说,“我党”抓了一个人,罪行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想政府恐怕没有那么离谱,他可能有别的事。所以,名单上的罪行本来是假的,群众认为政府不会冤枉好人,这个人可能有更坏的事儿,政府不愿意说,他们一定是“坏人”。所以你想,对讨论的人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人们发现生死只是一线之隔,那时候,我还是所谓是“革干”出身,延安出生,但是其他人想,他也反党,还要枪毙,我出身不如他,我还不赶紧规正自己?还不律己?那我离死也不远了,我思想比他还要坏。

  所以关于“一打三反”意义非常深远,对它还要研究,这里面很复杂。

  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是关于周恩来的角色。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斗争,大家都说,最后是知识分子胜利了,你看朱熔基当总理了,光脚的还是不行,现在都是留洋的人当国家领导人啦,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的身份与党的身份还是两回事。因为“一打三反”说是跟周恩来斗争,但是“一打三反”整个要做这件事,是周恩来写的汇报,建议要搞“一打三反”。这是个角色的问题,他不写,也有人要写,可运动到这一步,就像延安的“抢救运动”,要保卫延安,要杀王实味,这个程序必须走到这一步,所以周恩来也要杀人。二,李震到底是什么角色?当时他是公安部部长,李震把我从死囚犯里提出来,放在普通犯人中。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被判处死刑,后侥幸逃脱,其实也是“血统论”起了作用,因为“我党”想,党的“亲”儿子最好别杀,就这样我从死人里爬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当时,判处犯人是李震的权力。我想我出来以后一定要问问他们的角色,没想到等我出来,他们俩都死了。第三,是俞强声的角色。俞强声是俞正声部长的亲哥哥,当时他是“一打三反”中的重要角色,他是专案组组长,是江青指派的,也是我们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海默是一个电影剧作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被活活打死在北影厂。后来需要平反时,到公安部时,俞强声说这个案子不能平,翻这个案子吧,就等于否定他们的功劳,做这个局整个都是假的,那是不可能翻案的。俞强声他是什么角色?他还活着,知道很多内容。他现在在美国,如果各位有办法能找到他,我们会有更多的史料。

二零零一年七月在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