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怀旧录




红色莎乐美以后的故事


·维一·



抗战时期的安娥和她的同事们

由李德全、曹孟君、安娥等四处奔走,联络各方有识之士,发出了“救
救孩子”的呼声。一九三八年,周恩来与冯玉祥并为此事在武昌冯玉祥
将军的家里会晤。后由沈钧儒、郭沫若、刘清扬、沈兹九等近三十人发
起,后来有二百余名各界著名人士签名响应,共同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
保育会。同年三月十日,在武汉的圣罗以女子中学,举行了“战时儿童
保育会成立典礼”。并请宋美龄出面主持保育会的工作。宋慨然应允,
担任保育会的理事长。照片左起为:李德全、冯弗伐(冯玉祥之女)、
邓颖超、唐国桢、(不详,待查)、安娥、刘清扬、郭秀仪、谢兰郁。


近来终于有了些闲暇,在读书看报之间不免比平素多留了些心。

多留了些心,于是也就发现了年前在北京曾经上演过一出话剧《狂飙》
的消息,讲的是田汉先生与四个女人感情的戏。大约是因为田汉在中国
戏剧界的名位罢,加之这样的情节也还讨喜,据说剧团在剧情、舞台和
演员上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排出所谓“四小旦”的阵容,票价飙到二
百多元之谱,而且口碑也还相当不错。

如今我身在海外,早已无缘消受京城里的这类演剧盛事,但是见了消息,
因为其中恰好有我还算认得的人物,于是便用心多读了两遍,不免想起
了一些往事。

这个人物是安娥,在年前北京上演的剧中还赋予了她一个颇有诗意的名
字:红色莎乐美。

说来话长,最初知道安娥这个名字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那年学校
举行的歌咏比赛上,我们班级选定的曲目之一就是安娥作词,聂耳作曲
的《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快报,
   一面跑,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童声的一片天籁早已脍炙人口,简单无华的曲调也不会让担任钢琴伴奏
的同学过于为难,大约是出于这两个原因的考量罢,终于使争强好胜的
班主任阎先生下定了选曲的决心。
 
聂耳是早已知道的了,他的画像和冼星海、肖邦、柴科夫斯基一起,一
直挂在学校音乐教室的墙上,安娥我却不知道其人其事。

“安娥是我的大姑奶奶,”这是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在说。十几年后,这
个女同学成了我的妻子,乃是后话。

回到家中,我把在歌咏比赛上演唱的《卖报歌》唱给母亲听,母亲居然
也会唱。于是她和我一起唱,还说起她在重庆沙坪坝当学生的时候就会
唱这支歌,而且当年在战时儿童保育会举行的活动中还见到过意气风发
的安娥。

“保育会的会长是宋美龄,邓颖超、史良、安娥那些人都是理事会的委
员。”母亲的话让我似懂非懂。

那天晚上,或许由于歌咏比赛以及和母亲谈话唱歌之余兴奋过度的缘故,
我久久不能入睡。母亲于是轻轻拍着我,哼起一支据说也是由安娥作词
的歌子《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鱼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潮水升,浪花涌,
   鱼船儿飘飘各西东;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这里没有儿童的天籁,也没有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而是乡间百姓的如泣
如诉。母亲哼给我听,在夜风中却象是勃拉姆斯,或者德沃夏克的摇篮
曲,祥和而安稳。

当时我想,看来这个叫安娥的人应该是个平稳娴静的女性。

其实不然。后来过了许多年,娶了当年的那个小学同学作我的妻子,由
于这层关系,渐渐地我才知道,安娥曾经是个激情澎湃的女青年。

我的妻子小时候说的话一点都没错,安娥是她的大姑奶奶。

按照一般辞典上的说法,姑奶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娘家指
出了嫁的女儿;其二是指爷爷的姐妹。根据第一条,安娥过了门回娘家
来,家人本应叫她姑奶奶;根据第二条,安娥又恰好是我妻子的爷爷的
妹妹,于是也就应该叫她作姑奶奶。所以无论从两者哪个角度说,妻子
把安娥称作姑奶奶都没有错。当然还有个排行,安娥在娘家是大闺女,
所以应该再加个“大”字,称作大姑奶奶。

不过依我看,辞典上还缺了对姑奶奶的第三种解释。其实在口语里头,
人们在责怪和埋怨家里惹了祸的女孩子也谑称作姑奶奶,譬如说:“唉
哟-,你这是干什么呐,我的姑奶奶!”

要是根据补充上去的这第三条来说,称安娥作姑奶奶更是一点儿也没有
错。

她的家庭是个大族。父亲在前清中过举人,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
直隶等七省文武考试停止五年,他便以举人资格作为清廷第一批官费学
生留学东洋。归国后任直隶省教育厅督学,在家乡还开办学堂,自任校
长,最后代表直隶省在北京做过三任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

安娥的几个兄弟也曾留学海外,回国后有的经营实业,在家乡开办过工
厂,有的还是著名的医生。

然而安娥却是个从小不肯轻易就范的女孩子。这从她的妹妹,也就是二
姑奶奶五十多年后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略见端倪:
  
  在封建制度下,女学校的清规戒律特别严格,她(指安娥)在
  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了反对不合理的校规,带头
  闹学潮。她不顾家庭之间与亲友的密切的关系,反对女学监即
  训育主任。她(学监)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姑娘,而且是我母
  亲的结拜姐妹,逼得她向校长跪下请求辞职,吓得校长也急忙
  跪下还礼,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说他们二人举行婚礼。学监
  被迫忍辱离开了学校。事后安娥也离开学校,随父亲去北京读
  书。(张式浓一九七七年年五月三十日信)

这位女学监叫秋菊农,保定二女师的创办人曾子固就是她的哥哥。曾子
固清末做过藩台,在当地是个头面人物,而二女师的校长更是安娥父亲
的老朋友,经常晤面谈天论地。

这段信的内容是五十多年后的一段回忆,印象尚如此清晰,可见安娥当
年的所作所为给她妹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由于安娥的闹学,其父只得将她带到北京,送到开办不久的公立第一女
子中学,原意无非想利用京城里的学校对她严加管束,另外也可避免在
熟人遍布的保定教育界引起脸面上的难堪。然而谁知女一中的创办人之
一就是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长的李大钊先生。安娥到北京求学以后,
受到李先生的革命影响,一九二五年便加入共产党,后受李大钊的委派,
到大连发动工运,然后又被周恩来和肖三等人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旋至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前身)东方部任中国局首长助手。
回国后到上海,参加中共特科,受周恩来和陈赓的领导,派在国民党内
替中共做事的有名大特工杨登瀛(鲍君甫)的手下,曾经作出一番惊天
动地的事情。后来因为直接的上级姚蓬子(即“四人帮”成员中姚文元
之父)变节自首,安娥与上级失去联系,脱离了共产党。三十年代参加
左联音乐小组,并在英商的百代唱片公司里担任歌曲部的主任,《卖报
歌》和《渔光曲》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抗战前即由文艺工作而与田汉
结识,后来在武汉、重庆和桂林等地共同参加抗敌工作,还与史沫特莱
等人深入新四军采访。四八年进入解放区,一直到解放之后从事文艺创
作。最后的结局一如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尽管惊涛骇浪,而今
却几近老生常谈。

应该说,《狂飙》一剧的剧情采撷还是花费了一番心思,大约剧作者也
正是信奉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红颜自古同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狂
飙》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作为一折感动人心的戏码,在革命激情发挥到淋
漓尽至时,恰到好处地早早收了尾,尽管跌宕起伏,总不失革命者的辉
煌。这样的女性及其经历正是眼下的好题材,于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
终于造就出一场激情的才子佳人在革命洪涛中的罗漫蒂克,观众当然也
是感动不已。

如果历史能够在那里嘎然而止,自然是再好不过,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中,
革命的光谱逐渐“红移”,最终发现内在的敌人竟然愈来愈多。安娥这
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女革命者在革命终于成功之后的境遇究竟如何,对于
殚精竭虑的编剧者和散戏之后走出剧院的观众而言,正如我在幼年时唱
起安娥作词的那些歌子一样,都已是无足轻重的题外话了。

多少年之后,由于人生中偶然的因缘既会,我真正见到安娥本人,也多
少让我窥到这位当年的红色莎乐美辉煌过后的人生故事,不妨聊记于此,
权作对剧中人物结局的补充。用意无非是想佐证人生如戏,然而并非事
事如戏;戏如人生,却也并非总如人生。况且我只想记下目之所及安娥
晚年的境遇,对其余的细枝末节我一无兴趣。加之时下社会昌明,言路
大开,诸如此类的话题早已是汗牛充栋,又何需我来喋喋说道呢。

认真地说,这里记下的不过是与安娥的三次相遇,三次的不期而遇。

第一次见到安娥的时候已经是田汉先生瘐死之后。

大约总该是一九七四年的年尾上,那也正是我自己的恋爱进行到轰轰烈
烈的时候。记得那是个礼拜天,我照例寻到妻子(当时尚云英未嫁)的
家中。

正如那个年月京城里大多数的家庭周末聚会一样,经过一个星期在单位
里的口是心非之后,众人总算有了个尚称安全的场合来吐露心中的块垒,
所以那时实话实说的话题竟然大多是关于眼前的时事。

那天已是高朋满座,正在臧否当下匪夷所思的荒唐。客中有位白发苍苍
的老妪,手脚不便,且不能语,只在一旁静静地听大家讲话。说到话题
要紧之处,众人喝彩,她也只能嚅嚅而应。妻子告我,这是他父亲的姑
姑,祖父的妹妹,安娥。因为少年时代唱过她写的《卖报歌》,所以不
期而遇,倒也一见如故。只是尽管中国的政治催人早生华发,我这个新
中国的少年也是九死一生,但安娥眼下的形象距我幼时的虚幻印象差别
实在太大,无法让人联想到这就是当年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安娥。

据妻子告我,安娥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中风失语,且手足瘫痪。从此之
后,她口不能说,手不能写,基本丧失了表达的能力。然而因了这病反
倒成全了她,让心怀不测的人少了几分戒备,终于让她自解放以后无穷
无尽的政治运动中抽身出来,总算有了些许保持沉默的自由。后来,即
便在文化革命这样惨烈的斗争中,其夫又是首当其冲的革命目标,而她
却能在自相残杀的大局中死里逃生,也算是祸非焉福,不幸中的大幸了。
否则,仅凭江青(蓝苹)早年落拓上海滩的底细一案就可以让人不死也
要脱层皮。

不过,死罪可赦,活罪难逃。除了往日历次运动中的旧案反复翻炒之外,
在专案组的严密监控之下“交代问题”是决不可免的。妻子告我,安娥
目前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旧居中,只是正房连同所有“反革命”证据已
被政府查封,专案组的人员也在日夜赶工,钜细靡遗地调查她的历史问
题。

多少年之后,当我自美回京收集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见当年安
娥专案的一些调查档案。从她二十年代在苏联的言行,三十年代在上海
的活动,以至抗战时期发表的文章,不厌其详,洋洋大观,让我不得不
叹服当年政府在专案调查里投入的气力。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时过境
迁,当年如获至宝的调查档案在如今的改革大潮中却被视同废纸,想来
当年穷经皓首的专案组成员们时下大概也都随波逐流,忙于致富,这些
往日的陈年旧账早就无心打理了罢。

这天因为安娥在座,大家不免提到当年曾经和她朝夕相处过的聂耳、冼
星海、陶行知、蓝苹、姚蓬子等人。触到她的感慨之处,她就不免伸出
大拇指与小拇指逐一作了表示,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激动的表达也就只
能局限在这区区一大一小的指头之间了。

后来当我渐渐得知安娥当年的曲折经历,便不免心生感慨:倘若她能够
开口,今天似有定论的无数脍炙人口的故事有多少会被补充,会被改写,
她又会让我知道多少有趣、有泪、有欢、有悲的掌故轶事。然而现在一
切都紧锁在她的脑子里,象是封尘在古墓之中,再也无法让人透窥。

第二次我与安娥的不期而遇却是在大街上。

大约是此后的同一年,或者已经进了一九七五年的年初,总归入冬已经
过了许多时日。我到沙滩大街红楼门口的小储蓄所办完事刚刚走出门来,
突然感到身后被人抓住。回过头看去,竟然是安娥,仍然是白发苍苍,
只是原来仅仅见她坐在那里嚅嚅而应,行动上并看不出太大的异样,这
时终于发现她步履蹒跚,只能踽踽而行,想来是从刚刚停在门口的无轨
电车里下来,一定是吃力不小。她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口中也是气喘
吁吁,围巾胡乱地围在头上,一个口罩几乎没有遮到嘴巴,而是荡在颌
下,不过身上的衣衫到底不乱,依然与周遭的众人显然不同。我看她竟
然吃力至此,赶紧扶她到马路的墙边站定。

她见到我仿佛也安下一些心,口中又是嚅嚅而语,且让我从她的大衣口
袋里掏出一个早已油渍不清的小笔记本。打开一看,上面全是密密麻麻
的地址电话。她叫我翻开一页,指着上面的人名,显然是希望我送她到
那里去。

她指出的人名原来是京剧著名武生李少春。这是她的义子,家就在离此
不远的南池子北口。我小心搀扶着她,吃力地在寒风中挪动着脚步,一
条不到半里路的道,我们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总算捱到了李家的大
门。

一路上,我想到母亲不时告诫我关于怜老惜贫的话,然而我却从来没有
想到如今得到我关照的却是几十年前叱咤风云的角色。我想起身后的红
楼不正是她当年投身革命的地方么,只是因为她经历过太多的沧桑,此
时此刻已经无意去理会太多的旧地和旧事,甚至吝啬到连回过头去张望
一眼的兴致都没有。

到了李家,记得出来应门的是李家的太太侯玉兰。她见是安娥,大吃一
惊,没有想到她老人家竟一个人可以从东四细管胡同摸到这里,赶紧将
我们让到里面。

这时我才发现,一代名伶李少春文革中遭人暗算,被乱棍打坏,卧病在
床,见到干娘也只能在床上欠身答礼。我从旁看着他们的谈话,又见到
李太太对安娥的嘘寒问暖,原先我所知道的零星往事旧话一时都渐渐盘
桓到脑际中来。

记得侯玉兰有着中华戏专“四块玉”之一的美称,可惜从六十年代就歇
了戏,余生也晚,我始终未能一饱眼福,但她当年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因
与少春同台露演《玉堂春》而结成连理的佳话却早已传为美谈,而且原
先就听梨园子弟们说过侯玉兰的人品,有着“布衣女伶”之誉,曾经有
人说过:中华戏专“女生中,品行最佳,居全校之冠者为侯玉兰”。如
今见到李家一门在此文革非常时刻还能坦诚迎迓孤苦零丁的安娥老太太,
可见传言果然不虚。

只是可惜,在我这次于舞台之下得以一窥卸了戏装的名伶夫妇之后不到
两年,他们就先后下世,时年都不过五十六、七岁,终于没有见到世道
的公平得以昭张。如今在海外想起往事,不禁取出当年他们夫妇二人旧
日露演《打鱼杀家》的剧照,摩挲良久,回首往事,真是让人叹气都叹
不舒服!

后来我和妻子讲起这次与她大姑奶奶邂逅街头的不期而遇,从她的口中
才知道,在家庭因政治动荡而突遭变故之后,安娥也曾经到各家亲戚家
中寻找温情。安娥有两次独自摸索到我的妻子家原本在西郊三里河的旧
宅,可以想见,一个已经多年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公共汽车里爬上爬下,
穿过半个北京城会有多么的困难。其实,那时妻子家的宿舍房屋早已被
“支左”的军人们看中,盘算着如何用来安顿他们从营房搬来的家小,
而妻子家的所有家当也已让军管会属下的士兵们限时限刻地强行搬走了。

安娥不但不良于行,而且也不良于言。事后多少年,我们大家才约略知
道她曾几次到过妻子家的旧居,虽已无法确切了解当时的境况,但也还
容易推想得出,在那个世态炎凉的年月,当她终于摸索到了那里,企盼
着见到亲友的兴奋之际,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新主人会是露出怎样一副幸
灾乐祸的嘴脸,对她又会说出哪些并不中听的恶言恶语。

当年安娥也曾经到过另外一家亲戚家中。这还是上次回京的时候,为了
收集往日的旧事才偶然得知的。他们偶然说到,就在文革初起,田汉先
生被抓走之后不久,安娥大约也是感到孤立无援,曾经步履蹒跚地来过
他们家中。

这时田汉的大名早已在言论一律的各家报纸上点名批判,当然路人皆知,
而这家亲戚也正在为自家资本家的成份问题寝食难安。

“大姑奶奶,您以后别到我们家来了吧!我们家是资本家,您家是黑帮,
加在一块堆儿,我害怕!”那家只有十来岁的小姑娘在懵懂之间约略知
晓一些大时代里的人心险恶,虽然少不更事,却也言而由衷。如今重新
听到学舌她几十年前无忌的童言,我还依然可以感觉出那口气中噤若寒
蝉的惊悸。

说来也巧,为了追寻安娥家族当年的轨迹,数月前回国的时候,我曾到
河北高阳县去做过一次访察。就在县方志办公室堆积如山的档案里,居
然让我找出了当年安娥和田汉夫妇协助讨回公道,催促冀中人民政府发
还八路军征用这家亲戚工厂财产的原始文件。事后我就在想,如果当年
安娥没有帮忙讨回工厂,那么安娥的这家亲戚就不会是资本家,那个小
姑娘大约也就不会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安娥当然就更不会听到让
人辛酸而尴尬的埋怨。

世事的确难料。高阳县的这家工厂公私合营之后归了政府,如今终于破
产倒闭,反倒是由下了“岗”的工人趁势开办起了私营工厂。等我们被
邀了前去参观这家新工厂时,厂长办公室里分明可以见到“安置下岗工
人再就业先进单位”的锦旗和奖状,据说还和俄罗斯办了“合资企业”,
看见库房里面堆积如山的产品,想来过手的外银也不知凡几。我想倘若
安娥如今仍在人世,她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最后一次不期见到安娥,是一九七六年的那个多事之夏,也正是安娥离
开人世的最后一天。

八月的地震几天之后,我正忙于在出版社大院中填掉荷花池的空地上搭
建自家的防震棚,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是她的大姑奶奶终于不行了。
据说就在地动山摇之间,家人仓皇将她从房子里面拖出的时刻,她只是
用眼望了望那似乎变幻莫测的星空就不醒人事了。大约是心情紧张,又
不能作声言语,早先脑溢血的旧病又复发了。大畏叔叔(安娥之子)约
妻子赶紧到隆福医院去帮忙照料,妻子大概也是有些紧张不安罢,就邀
我同去。我答应了她,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去医院。

隆福医院离沙滩并不算远,我是跑路去的。一路上全是绝尘飞驰的救护
车和仓皇莫名的人群。医院的院子里已是一片狼籍,病人全部转移到了
户外,旁边一所学校的操场也作了医院的露天病房,大小不一的床板和
从教室里面搬出来课桌勉强拼凑起来,成了临时的病床。老少各异,轻
重不同的病人在呻吟和叹息,其中还夹杂着濒死病人的亲属们绝望的悲
号。空中到处悬挂的是输液的吊瓶,地上散落的是抽空了药液的容器、
纱布和污物。毒日之下,阵风还不时卷起地上的灰土,时而吹上天空,
时而撒向旷地里孤立无援的病人。这里颇像是一处战地医院,只是缺少
战地医院好歹还能够架设起来的帐篷罢了。

我匆忙卖下几份当日的报纸,想顺便浏览一下有关“震情”的报道,只
见头版上的大字标题分外醒目:

“自力更生,人定胜天”;

“我国政府一概谢绝国外援助”;

“抗震不忘批孔,救灾不忘革命”;

遣词用句真可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等我见到妻子的时候,她告诉我大姑奶奶已经过世。婶娘和妻子刚刚帮
她穿好一套干净的衣服,算是入殓了。妻子带我去看了一眼,算是送别。
安娥的遗容还算安详,尤其是想到她总算甩掉了人世间久缠不脱的羁绊,
再也不用理睬尘世里的喧嚣与聒噪,我心中郁结多日的闷气反倒在这人
间生离死别的场合里无由地缓缓舒解开来。

安娥就在这天地怪戾无常,世事荒唐纷繁之间静静地走了。一切都在未
定之天,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其后仅过数月,伟人终于寿终正寝,伟人发动的文化革命也终于人亡政
息。然而安娥可惜却早走了一步,无缘见到如戏的人生里面又一“意料
之外,情理之中”的剧情铺排,对于毕生追求和探索艺术的安娥来说,
这倒不免殊为憾事。

此后不久,我曾最后到过细管胡同安娥的家中一次,那还是我和妻子结
婚之前的不几日。如今说起往事,想到眼下京城里面暴得巨富的衮衮诸
公,简直教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在那个只讲精神,免谈物质的年代,无
能懦弱如我者,临到结婚的关头竟然连购买双人床的票证都没有本事搞
到。最后还是大畏叔叔听说之后,提起他父母的那张床本是妻子的祖父
当年买来的席梦思,后来大姑奶奶安娥喜欢,祖父就送给了妹妹和妹夫。
如今斯人都已不在,正好完璧归赵。

那天我们是匆匆去取床铺。进了细管胡同六号,正房早被政府查封多年,
安娥的住处也已是人去楼空,许久无人收拾,地上满是零乱的废物。我
们将床铺拆卸完毕装到车上,走出大门,我想大概这就是最后一次到细
管胡同了。果然过后不久,大畏叔叔也彻底搬出了出去,岁月的留痕从
此就在那里停顿了下来。

年前返京,我又重访细管胡同。除了门前多了一块“田汉故居”的标志
之外,院内的格局已然面目全非。院子后面那所中学新建的高楼取泰山
压顶之势虎视眈眈,让人陡然记起,当年不正是那所学校的红卫兵闯进
院子里面来抄家灭户的么?只是如今校门内穿梭往来的莘莘学子,正在
埋头应付排山倒海而来的各类考试,谁有闲暇去理会这些往日的旧事呢。

安娥就象妻子大家族中逝去的任何一位长辈,此后不时也有人提起,但
总归是越来越少,残存在亲友口中有关她的故事也随之渐渐远去。

反倒是如今我到了海外,回首看去,却觉得往事的弥足珍贵,不免就在
浮生半日之间用心搜集旧闻杂忆,不仅有报纸的剪贴,照片的归集,网
间文字的搜寻,当然还有道听途说的轶事,其中既有专案调查的材料,
也有历次运动的记录,种种照片、手稿、录音、书籍,不想假以时日,
结果虽说差强人意,却也略有小成。

然而就在我勉为其难地收集这些往日旧事的时候,却越来越发觉,其中
肯定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会是永远地湮没无闻,或是永远地无法确知其
详了。看来所谓历史,无非是人们尚且记得,但难免支零片碎,或是臆
想编造,却又居然能够自圆其说的故事。

于是,我一边写下有关安娥的零星文字,一边也就顺手把少年时代听过
的《卖报歌》和《渔光曲》录音重新播放出来听。这时候,我能够记起
的似乎不单单是歌咏比赛时的那片天籁,也不仅仅是母亲拍我入睡时的
那番亲情,因为还有红色莎乐美后来的真实故事给予我的那些启示。

二OO二年十月十五日,波士顿,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