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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冯爷

·维一·




冯爷还在世,现在就回忆他,似嫌过早。可我又不得不赶紧回忆他,怕时候久了,他的好些有意思的事儿被我忘了。前两天,我还打电话回国给他,知道他还在,就是声音更哑了,有气无力的。我要挂电话,他一个劲儿的说:“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了。”

他怕快不行了, 我想。但也难说。

那年“六·四”过后不久,我刚到哈佛,吃了午饭,和一个教授在教研室里闲扯。我说,看电视上邓小平那副老眼昏花的样子,大概活不了多久了。他就说其实也不然。比如说头几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眼看自己快不行了,就捐了她所有的钱给哈佛的系里,但是加了个条件:得等她死了之后才能花。当然她没死也能花,那就得算借,花了不但要补上,还得还利息。系里一想,她也活不了多久,现在系里正等著钱修房,先花了,不管补上还是利息,反正早晚还不都是系里的钱,背著抱著一般沉。

钱也花了,房也修了,可老太太没死。系里拆东墙补西墙,为了补上挪用的那点儿亏空费神费得太大了。所以说,人事难料。

果然让这位教授给说中了,邓小平也是“六·四”过了好些年才死,而且死前还干成了不少好事。

可是冯爷不同,他再干也干不成什么事,枉有了一肚子的学问。


我跟冯爷的认识是通过一位小学的同学。

还是插队回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看同学刘君。说了会儿话,他便送我出来。大街上人来人往,他就开口说了,别瞧人都长得差不多,穿得人五人六的,可真不敢貌相。你瞧那边那个光脊梁的,懂六国语言!说著他还伸出大姆指和小姆指,一脸的神气劲儿,不由得我不留神看。顺著他的眼神望过去,街那边,一位大汉,果然好身量,古铜般的皮肤泛著油光,裤腿儿卷到膝盖以上,一只大脚蹬著地,另外一只脚踹著他的四轮小车,正从付食店门口的土筐里往外捡烂纸。

“怎么样,信不信?”同学还一直在瞅著我,怕我不信。

“我怎么会不信,我当然信,”我连忙说。这时候我正愁找不到一个老师学德文,见有这么好的机会,便顺势央告他:“怎么样?既然你那么熟,给我介绍一下?”

“我不认识,都是听人家说的。这样的人,我们这条胡同里有好几位。”说罢他就要往回走。

“别介,这个人你不认识,别的也行。总不能一个都不认识吧?”我说。

他好像觉得,如果承认一个都不认识也太丢面子,而且这么一说,我可能连眼前的这一位也会认为是他在吹牛。于是沉吟片刻,抬头对我说:“这样吧,过三天我给你一个回话,让我爸爸跟那个人说说,这就要看那个人同意不同意了。”

“哪个人?什么样的?”我挺想先打听一下。

“先别问。见面再说。还不知道行不行。”他打住我的话头,说罢就截直往院子里走,也不回头。大概是吹了牛,现在一脑门子的官司,还不知道回去怎么和父亲交代。

那年头,唱个外国歌,看个外国画片都恨不得犯法,就更别提说外国话了。我想我也真难为他。

不想第三天刘君果真来了,手上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有人名和门牌号码。他说:“就是这个人,去找吧。他会四国外文,整本整本的哲学书都是他翻译的。”别瞧他一脸的无所谓,我知道他是在强按著心中的得意。我千恩万谢过了,他就又嘱咐道:“这人可是个邪性的,我爸爸说,多少人都跟他处不长,你要是往后跟他合不来,可别怨我。你见面管他叫冯爷就行。”

“不会,绝对不会。我怎么会怨你呢。”我知道这可是个天大的人情,我知足得很。

等见到冯爷,说实话我真有点失望。他长得既不象那位捡烂纸的大汉一样身材魁梧,也不象学富五车的泰斗那般温文尔雅。听说他不到五十岁,但显得有六十开外,牙掉了好几颗,精神显得很萎靡。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因为文化革命闹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营养不足,精神也就打不起来。

家里的陈设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符合那个年月的学者身份:一般来讲,知识的水准高低与居家的困窘程度成反比。他住的是东屋,里面黑黑的,一块木板床,两个床架是铁条搭的。桌上、床上到处都是书。屋子不通风,一股霉臭味。

在我打量环境的工夫,他斜著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著我。我知道该是自报家门的时候了。我先是说和刘君是起小的同学,虽不在一个中学,可总还是玩在一处。他父亲从小看著我们长大,那年他当校长的父亲去挨斗,临出门时他奶奶用《周易》卜的那付大卦就是让我扔的铜钱。我们家没有一个党员,不过也没有一个右派,就我一个儿子,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绝对是个清白人家子弟。他倒也没说什么,沉吟片刻,最后添上一句:“这就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学德文的事。我发现他并不是怎么难处的人,说话还挺幽默,有时候甚至象个孩子。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于是三句两句就扯开了。

冯爷问了问我原来上学和下乡插队的事,我都照实说了,然后还加上自己的感想,说在乡下别的没瞧见,老百姓的穷可真让人开了眼,不但贫农穷,地主也穷。

说到穷,冯爷搭上了话头:“要说穷,我是真穷。我不是说我现在穷,我是从小就穷。”说到这儿,他忽然来了兴致,说:“老八应该依靠我呀!我不是贫农,也不是雇农,我是绕世界要饭的。这不比他们还穷?”说著他还用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八”字。后来我才知道他这表示的是八路军,代表共产党。

“那您还真看不出来从小就这么穷过。”我觉著会四国外文的人小时候差不多都是过得舒舒服服的,要不然哪里会有这份闲心,不由得我吃了一惊。

可他没有瞎说。冯爷起小跟著爹妈从河北静海一直要饭要到大名。要到一处有个大教堂的村子,神父给了点吃的,好歹就先安顿了下来。后来知道那是个匈牙利教区的神父,人挺和气。冯爷没事就爬上教堂外面的一棵大槐树,往教堂里看做弥撒。神父看他有些灵气,有的时候就教他一点儿《圣经》,他也爱学,三下两下,学得有模有样。神父见著他爹妈就夸,爹妈也就不走了。不过他爹妈也不找地主租地来种,要饭要惯了,还是三天两头跑出去要饭,冯爷就跟著神父过。

转眼就是几年,冯爷也在教堂办的小学毕了业。听神父说北平城里还有教会办的中学,也不要钱,他便想去。神父知道他有能耐,便写了封推荐信,给了几个盘缠。冯爷拔腿就上了北平。

到了北平,截直去了城南的汇文中学,那是当时最好的教会学校。他赶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敢情还得要报名费,刚上学还得要交学费。所谓的不要钱,是要等你上学的成绩好,得了奖学金才能免学费。冯爷一听就蒙了向,正在慌乱之际,看到人群里有个同村有钱人家的少爷,便上前打探,说出自己的难处。那位少爷自己在外读书,并没有钱可以资助他人,但那少爷早就听说冯爷的本事,便带著冯爷去找一位同村出来打天下的营长,那位营长正好在北平驻防。一听家乡来了个这么有出息的秀才,又听身边的书记官念了神父夸奖冯爷的推荐,营长知道了冯爷还会说外国话,要上洋人办到学校,简直乐坏了,马上叫人从军饷中拿出十几个大洋给了冯爷。

就凭这些大洋,冯爷报了名,考了试。发了榜,就上了学,钱交了学费还有富余。第二年他得了奖学金,一直拿到中学毕业。后来又上了北京大学,靠的也是奖学金。

冯爷能读书,但不善于与人相处,而且特别爱抬杠。在北大读完了书,他还想呆在北大,成天还是听课泡图书馆,不愿意出来做事,说是到社会上去他活不痛快。那时候的北大还真不错,由著他。解放也好几年了,正在“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房东的女儿也在北大读书,有一天给揪了出来,罪行是因为她和她先生都信天主教。警察也来了,说话快要逮捕了。冯爷和房东的女儿不在一个系,可当初房东知道冯爷是老北大的高材生,见识也广,于是就托付冯爷有事照顾他女儿。冯爷受人之托,又住著人家的房,觉得这事得管管,于是就跑到房东女儿的系里,跟人家说他懂天主教,如果人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可以给解释。冯爷还确实懂天主教,因为他一直上的都是教会学校。警察和系里的人当然说不过他,抬著抬著杠,警察就急了,说是要不然把冯爷一块带走算了。冯爷一听害怕了,但他懂得政府的政策,忙说,你先调查一下我是什么出身。我是要饭的出身,现在政府正要依靠我这样的,你怎么胡来呀。大概警察的出身还没他好,话头就软了,放了他一马,不过房东的女儿还是给带走了。

后来政府看房东的女儿和她先生岁数都还小,刚二十出头,再说抓的人太多,监狱也不够用,就把他们放了出来。冯爷说,房东老两口当时也给抓进去了,还是他把房东的女儿两口子从监狱接回来的。等房东也出了监狱,觉得冯爷恩重如山,一直到文化革命都没给冯爷涨房钱。反倒是文化革命红卫兵抄家,把房子归了公,房管局才给冯爷加了两块钱房租。

当时冯爷知道北大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赶紧找了个事儿,到工农速成学校教进城干部学算术去了,离开了北大的是非圈子。我们这一辈没人经历过“镇反”,但文革的厉害都领教过。等冯爷说完,大家都说,好玄呐,听著都害怕。您经了这么大的事,可怎么还爱抬杠啊。

这样的大杠后来他是不敢抬了,但抬杠的毛病不好改。

且说他到了工农速成学校,有了工资,冯爷算是独立生活了。

“我那五十多块钱花不完呀!你想想,炸糕两分五一个,还给一大勺白糖。”除了在教会学校吃黄油面包那两年,再就是在北大白吃白喝那几年,然后就得数刚出北大那两年了。这大约是他一辈子最阔的时候。

可是他抬杠的毛病太大,一来二去的就和来学习的干部们干上架了。有一回,几个干部正在谈论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心得。其中一个觉得自己有了一些体会,于是就谈上了。他说哲学大师艾思奇有一条讲量变到质变的例子,佩服得不行。大家就让他说说看。这人并不知道冯爷也在场,更不知道冯爷给马恩列斯编译局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玩意儿,他就说,艾思奇说量变到质变,就象雷峰塔,你从塔脚底下把砖抽出来,一块,两块没关系,抽得多了,到了一定数量,雷峰塔哗啦就倒了,量变就到质变了。大家果然佩服得一踏糊涂。可冯爷搭碴说,你就没想想,要是不从塔脚底下抽砖,而是从塔顶上拿砖,你得拿完所有的砖才成。你的量变什么时候到质变哇。那人脸一红,不说话了。但是干部们都觉著冯爷的政治觉悟太低,当个教员不够格。

后来不到几年又开始了“反右”。听冯爷自己说,在此之前已然看出来这是个有意卖出的破绽,他就赶紧辞了职。我们对他的眼光有些将信将疑,但不管怎么说,他真是辞职不干了。他还说,当初要不是溜得快,肯定也做了王羲之。后来才明白他指的是王先生的官衔:右军。

从那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管街上怎么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他也不管,一门心思给几个出版社翻译点书,挣点稿费。空下来的时候就泡泡图书馆,也不用政治学习。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倒也十分自在。我们后来听了都纳闷,那时候政府怎么忘了管他了呢。

到了文化革命,也不用政府管,冯爷自己就到政府报到来了。因为出版社都关了门,闹起了革命,几个原来跟他联系的编辑,死的死,关的关,没人让他翻译东西了。他一下就断了来源,只好到街道革命委员会找活干。人家街道革委会一商量,觉著他的出身还真不错,就让他去扫街道上的公共厕所,一个厕所三块钱,让冯爷扫十个,一个月三十块。冯爷还真干了几天,但冯爷吃的太差,没有营养,那冲水的大皮管子他拉不动哇。

冯爷只好靠著在天津的一个妹妹每月寄来十块钱过日子。每次一说到这儿他就来了气:“你们吃窝头就咸菜说是苦日子,对我来说那可是高级的。冬天没钱买冬储大白菜,等著你们买完了,我把你们撇下来不要的大帮子撮回家,剁吧剁吧,包菜团子。也就是到这两年,我才能到朝阳菜市场买点猪骨头炖点儿汤,补养补养。”

就这样,大家伙都在专心致志扫除别人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冯爷却在一门心思找烂菜帮子填肚子。日子再难熬,大家总都有混过来的那一天,冯爷和大家一样,总算没有死在文革里。别人熬到了革命的胜利,冯爷熬到了出版社开门的那一天。

好不容易政府总算让出版社出书了。一家出版社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翻译外国人的书。那时候懂行的人不是抓起来了就是给弄死了,要不然轻一点儿的,历史有问题,出版社轻易也不敢用。冯爷是要饭的出身,历次运动也都逃过去了,自然合适。编辑们想起了冯爷,让他接著把文革前翻译了半截的哲学大师的著作继续弄完。

按说文革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几辈子都不一定能赶上一回,应该能学点东西,至少抬杠的毛病应该可以改掉了,可冯爷依然故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翻译书的机会,他还忘不了抬杠。有一回他到出版社交稿子,碰上一位刚提拔上来的编辑室主任。冯爷说,一看就知道是个屁都不懂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个人好像抓住了冯爷的把柄,一见面就说:“老冯,咱们翻译要准确,这没错,但是文字要通顺。比如说,我正看您的这一段,‘资产阶级的罪’,后来您又提‘资产阶级的恶’,这就不通了。我们往常都是说‘资产阶级的罪恶’,哪有分开来说的。这要让读者看了,不成了笑话吗?咱们出版社可不能出这样幼稚的错误啊。”

那位主任正想意味深长一下,冯爷按不住了,说CRIME是罪,EVIL是恶,罪是法律,恶是道德。然后就引经据典说个没完。争了一下午,他晚饭也气得没吃,最后还是定稿成“资产阶级的罪恶”。我就跟他说,这回又是鸡兔共笼了,您老是数脑袋,一人一个,看著一样,您怎么不知道人家底下的脚不一样多呢?结果呢,不出我所料,稿费压低不说,这份活计一完,主任立刻就叫他开路了。

幸亏没过几天,一个特别爱国的大科学家回国会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人家漏出一句,说是带了一本讲量子力学的书来,应该翻成中文让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一下。另外一家出版社知道冯爷是翻译这本书不作第二人想的好手,赶紧跟他订了合同,还告诉他这可是政治任务。他这算是好歹续上了工作,又有口饭吃了。

冯爷尽管爱抬杠,但学问是大家公认的,而且特杂。还有一样,他能过目不忘,堪称一绝。

有一回我和历史所的马先生闲聊。那已经是有名的大杂家了,博闻强记,马王堆文物一出土,立刻就把他请了去。后来出版的的汉简帛书里面全有他的功劳。他纵横捭阖了半天,我佩服得要命,不禁叫了几声好,说是像他这么好记性的真不多见。马先生说,这不算什么,他有一个北大的同学,那才叫人佩服。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其实就是冯爷。马先生并不知道我和冯爷的交情。那时候冯爷没地方住,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正在生肺病,每星期去看一位老中医。从中医那儿回来,冯爷就接过药包,然后读药方。马先生说冯爷每回都能说出大夫这一回又添了什么药,减了什么药,多了几钱,少了几分。刚开始马先生不信,就把前次的药方留起来,跟下回的药方偷偷比较,冯爷居然没有说错过一回。马先生说,和冯爷谈古论今,冯爷能在他这个史籍专家面前不露马脚,还算不得什么,一付药方都可以过目成诵,真乃神人也。

我跟冯爷说了,他淡淡一笑,说他无非是学了一点中医,当然清楚药性的规律。至于说到史籍的记忆,他说他离齐思和、杨树达差远了。冯爷他这人挺怪,当红的学者总是让他给褒贬了;可是他佩服的,却差不多全是我到了国外之后才知道的中国名人。象辜鸿铭、顾维钧、陈寅恪这些人的学问全是他给我开的窍。也幸亏他的指点,我在外国的那些汉学家面前才没怎么丢脸,要不然洋人肯定以为我是党报派出国来的记者。

冯爷对文人轶事也有极强的记忆力。当初我从云南刚回北京的时候,住在老北大的西斋。一天他来看我,走在过道里,他突然说,当初四九年胡适先生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胡先生托运的书箱就放在这儿,一大排书箱都没来得及运走。后来听说胡先生在东单机场上了飞机,冯爷第二天还跑到这排过道来瞅过这些书箱,替胡先生可惜了一番,说是没准当年胡先生和韦莲丝小姐的通信就锁在其中哪个书箱里头。说著还用手比划著当年码放的地方,仿佛能感觉到胡先生的手泽。可惜我一点也看不到,只看见革命群众游行用的大标语牌和各色彩旗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

冯爷读了万卷书,可是没有行万里路。就我所知,他南到河北大名,北到北京,东到天津静海,西边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到过北京西郊的香山。但天下的事情很少有他不知道的。

比如说有一回,我和冯爷闲扯,说起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剑桥大学考古系的教授推荐我去一家书店逛逛,说是即便不买书,这个书店也值得去看一看,书店名字好像叫BLACK WELL。我还在那儿买过一本包德甫写的《苦海余生》,后来回国的时候,我挺知趣,没有带回国,就送给刚从国内来的朋友。那位教授当时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我便请冯爷指点一下那位教授推荐的原因。他听后,胸有成竹地一笑,说那可是个大大有名的书店,多少学术泰斗、青年才俊都去过那家书店。然后就如数家珍,例举与这家书店有关的名人轶事。我听他描述那个书店布置的格局和屋内充斥的气氛,再一回忆,还真和他讲的一模一样。我便称了一声奇。他便道,这在那些名人的传记中早有描述,读了便知。

另有一回,街上大批判闹得正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忽然跟我说起美国的文人爱默生和梭罗。他说,只有在那个悠闲的时代,住在康廓镇那样恬静的地方,过著那样散淡的人生,才可能产生出像他们那样的文人。他建议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到了北美,可以去看看那里的环境,非如此不能明白他说的道理。

后来到了美国,住在波士顿,小镇康廓离得不远,于是我就去华顿湖边访过一回梭罗的小木屋。几年之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终于看见了我们当年说起过的梭罗的木屋。他问我是不是就在华顿湖畔不远的地方?我连忙说就是那里。他说他记得那是个仿造的,是为游览参观用的,真的已经不在了,原本的遗址还在湖那边另外一个什么地方。我不相信,过了不久就又去了一回。仔细一读旁边的牌子,果然这是一个仿造的,我不免有些失望,又去看了冯爷指点的遗址。望著落日余辉染红的湖面,周围静得只听得到啾啾的鸟鸣,多少也体会出一点儿梭罗当年的意境。但冯爷的足迹从未到过此地,只是凭籍著梭罗的散文,早已在尘世的喧嚣声中领悟多时了。

冯爷不但文史学贯中西,对新技术的兴趣也不甘人后。记得还是刚刚改革开放,大家见了日本人的录音机新鲜得很,可是各种机器的高下却不是人人可以说得出的。冯爷天天到图书进出口公司去研读录音机的性能指标。有一天,正说到有个报社的编辑告诉我们,给报纸投稿也要靠关系,如果不经约稿,自己直接投稿给报纸,其采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六。冯爷听了,马上说这不正好是夏普什么型号录音机的抖摆率吗?我们忙问什么是抖摆率,他便一五一十地道了个明白。到我去德国上学之前,他什么也没交待,只说机器的抖摆率低于若干若干的绝对不能要,否则多好的录音也让它给糟蹋了。

因为学问杂,又爱抬杠,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跟他学完德文,后来又去德国上了学,回了北京,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好在过了文革,也还有人买他的账,时常有出版社找他翻译个东西。但冯爷渐渐也上了点岁数,身体不行了,孤身一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到医院又没有公费医疗,花钱一次就是一大把,而且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给看病。冯爷有时候只好借朋友的挂号证去看病,但制度越来越紧了,他也不敢老这么干。冯爷叹了一回说,我可真是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弊病于一身了,挣著社会主义的钱,看著资本主义的病。我跟他说,您这是糟贱资本主义呢,还是糟贱社会主义呢?他也就是一笑,说:“我这是糟贱我自个儿呐!”不过自从大病了两场之后,冯爷架不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诱惑,也动了心思想去找个铁饭碗。后来,那一年政府有了点儿招贤纳士的意思,还真让他赶上了,进了北京的一所小学院教英文。

我们都知道他待人处事的经验顶多还是五十年代初的水准,到了八十年代,最忌讳的就是办事认真,见人抬杠。大家都担心他如何能应付周围的环境。不出所料,没有多久冯爷终于招架不住,他的英文被众人褒贬得一无是处,给轰到图书馆做采编外文图书的事。他埋怨了两回,大约懂得了一点厉害,也不敢象在年轻的时候那样轻易辞职,只好忍下一口气,到图书馆报到了。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更不用提象冯爷这么聪明的人了。冯爷抬了一辈子的杠,最后抬的这一回算是歪打正著了。他也著实为此得意了好久。

这是到图书馆之后没几年的事。冯爷在图书馆一来二去也不招人待见,领导看看冯爷的岁数差不多了,于是就劝他退休。冯爷说还没有个职称,这辈子总得对自己有个交待。领导挺通情达理,想了一会儿说,你才教了不到一年的英文,若是评你当教授,名额太挤,别人我不好办。你现在图书馆管外文书,就申请个副译审吧。这副译审的职称,翻译过两本外文书就行。咱们这儿没几个真正懂外文的,翻译过书的更没有,或许还有门儿。领导的一番好话,冯爷听了反而不受用。他跟领导说,要申请我就申请正译审,我翻译的书有二三十本了。领导说,正译审级别太高,那得要上级批准,我就说不上话了。冯爷说,行,那就看看上级的眼光。领导只好也说,行,咱俩就看上级的眼光吧。冯爷于是就申请了个正译审的职称。

之后,冯爷到了我家,说他听见别人私下嘀咕,评职称不但要有著作,还得送礼。我跟冯爷说,你们的领导你送得了礼,上级领导你知道往哪儿送吗?他听了也有点后悔,但他想想他这一辈子的学问,觉得不申请正译审屈得慌。

上级领导果然好眼光,再加上学校里头也没人申请正译审这玩意儿的,名额好安排。大概上级领导并不知道冯爷爱抬杠,反而觉著这位同志顾全大局,居然就让冯爷把正译审给得著了。我们也没给他庆祝,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名至实归。

当了正译审,退了休,钱倒没长多少,但是公费医疗总算有了。一辈子到临退休这几年才享受上公费医疗,这可是件大事。谁知道,冯爷还有更好的事等著他呢。前些日子我们打电话回去,他说他那个正译审给合算成行政级别,成了共产党的高干了,有时候还真能拿回来两片能治病的好药。他说,这回可和“老八”一样了。电话里听他说话的口气,象是开玩笑,也象是真有几分得意,没准他又伸出来大姆指和食指比划上了。

最后见著冯爷是我这次出国之前。他还穿著“六·四”之后买的那双高级旅游鞋。当初他说是为了有人开枪可以逃得快一点。现在戒严都好几个月了,看来他又是在开玩笑。一辈子就买过一回这么贵的鞋,他准是怕人笑话。

听说我要走,他还真有点难受,说是忘年之交就这么几个朋友,这一开枪,呼拉呼拉又走了一大帮,今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我就劝他:“您的心不老,等这些小一辈长起来,您就又有朋友了。您看您当时和我认识,我才二十出头。这些小家伙说话就是二十。”

他说二十跟二十可不一样,你们这些人经过文革,懂得事,说得上话。我说,您这是又觉著文化革命好啦?他就说,话不是这么说。最后叹了一口气道:走吧,走吧,能走的全走,我要是能走我也早走了。话语之间还真是动了感情。

出国之后就是一通穷忙,也顾不上和冯爷联系。前次妻子回国,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可送给冯爷的,知道他离不了古典音乐,就送了两张激光唱片。其实我并没有特意选择,只拣了两张我喜欢的。后来我去电话,他一再说,难为我还记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提琴协奏曲,而且是DEUTSCHE GRAMMOPHON 的 DDD 最新录音。他说他还真跑到图书进出口公司查了目录版本。这回不知他又是在幽默,还是客气,或者真的是喜欢。

他还跟我说,他攒了好几年的钱,就想买一台质量好的组合音响。这事他倒真跟我提过,从我没出国他就开始攒钱。后来因为钱毛了,算是白攒。如今快十年了,钱总算攒得差不多了。冯爷知道我还有个朋友在北京,是个音响专家,想让我给介绍认识一下,帮忙赶紧挑个好的,要不然钱再毛了,他这辈子就别想再听音响了。我跟他说,这回就别挑抖摆率了。他也笑了,说不挑了,不挑了。再挑,钱就不够了。

冯爷攒两个钱不容易。我这次出国之后,他还到我家去看过我母亲。母亲说那天天挺冷,冯爷穿了一件呢大衣。等告辞的时候,母亲看见他的大衣上少了一个扣子,就提醒他。冯爷低头一看,脸上一惊,说是坏了,这件大衣还是一个朋友看见天冷借给他的,少了个扣子,不好还了。母亲听冯爷说冬天连件大衣都是借的,就说把我的一件大衣拿去,反正我也不会回国来了。冯爷先是推辞,后来就接下了。冯爷挺感激,说这一辈子从教会学校出来冬天还没穿过大衣呢。母亲说著说著就又感慨上了,说这要是在过去,象冯爷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家里一定是栋小洋楼了。

听冯爷一说他攒钱快十年了,我也一惊。那么说我出国也快十年了,说不定也真该回去瞧瞧,就凭冯爷也该回去瞧瞧。我老是惦记著和冯爷最后通电话时他说的:“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了。”


二闲堂,吉光片羽斋。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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