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怀旧录




樊洋人


·维一·


当年与樊先生邂逅的外文书店如今已经退避三舍,让位于这些风头正健的
广告大牌。我甚至怀疑楼上的内部图书部份是否仍在,或许早已书去楼空



在我们研究所里,不少人背后都管樊先生叫“樊洋人”。

樊先生的经历确实也真有几分洋气。听说他出生在日本,后来到美国留
了学。因为性格激进,总好打抱不平,二战之后国际共运风起云涌,他
在美国还一口气参加了美国共产党。

当然,那时候谁都没有出过国,谁也没有在国外瞧见过樊先生,这些事
情其实说不准,但当年大家都特别爱打听别人的私事,任何人只要是历
史上有个小污点,比如在沦陷区给日本人家里打扫过卫生,国统区参加
过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或者解放前家里开过做耳挖勺儿小买卖,甚至在
后方重庆,为了打工挣几块钱学费而在美军空军基地里当过口译,都逃
不过众人的嘴巴,且更甭提象樊先生这路到过外洋,而且一住就是好些
年,满嘴还能说洋文的人了。

后来听说樊先生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太积极,惹得人家美国人不高兴,
就把他给驱逐出境了。樊先生倒是不怕,抬脚就回了国。那时候还是五
十年代,政府正是求贤若渴,尤其是樊先生曾经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这样的积极份子更是难得。

樊先生回国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风光无限,组织上给了许多工作
位置任他挑选。据说政府原先有意让他到对外友好协会,每天的工作无
非就是陪着外国友人吃吃饭,用洋文扯些不咸不淡的话题,然后遛遛食,
慢条斯理地四处逛逛。但樊先生是个务实的人,爱国又爱得七荤八素,
说是既然回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一定要投身到实际的工作
中间去。他又认为学术是自己的本行,所以就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上班。

研究所里的同事们都欢迎他,尤其愿意听他讲讲与美帝作斗争的先进事
迹。可樊先生并不喜欢夸夸其谈,只是含糊其词地告诉大家,他这个人
最讨厌贫者过贫,富者过富,尤其是痛恨官府欺压百姓。大家听了,似
乎不得要领,但又不好深问,只好私下揣摩樊先生的世界观和斗争哲学。

樊先生虽然不喜欢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美国式的生活作风他并不
讨厌。樊先生永远是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乱,衣衫笔挺讲究,走路说
话都拿着派头。特别是待人接物,不即不离,不讲面子,既没有好得能
穿一条裤子的朋友,也没有政治运动一来可以跳起三丈多高,抡圆了巴
掌扇耳光的敌人。再加上樊先生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事,在所里永远是
独往独来,也不向组织靠拢,所以一来二去,大家慢慢地都觉得,樊先
生在美国的那些作为拿到国内来大概算不得什么英雄事迹,也由此可见,
美国共产党的入党要求比咱们国内还是松了许多,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革
命的迅猛发展,樊先生的日常举止反倒是越来越显得与大家格格不入。
没过多久,大家也就不再把他作为英雄人物看待了。再往后,樊先生的
洋味儿越来越和咱们国内的形势不能合拍,最终被大家在背后称为“樊
洋人”,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预料可期的。

在一个舆论与形象讲究一律的社会,樊先生的特殊来历和与众不同的作
派本身就是问题。尤其来了政治运动,象樊先生这样的人最受注意。樊
先生在历次运动中是如何熬过来的,我是没见着,但我人不算太呆,一
提政治运动,马上就象是翻开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全说得上来:思想
改造、肃反、批胡风、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除四害、大跃进、四
清四不清、四小清、学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最后的文化大
革命,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来樊先生这类人物的处境。可巧的是,樊
先生起根儿上就生在国外,到了美国又是单挑独练,与出国留洋的中国
人素无瓜葛。政府一要调查他,他开出的一大串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一个
是中国人。那时候也不作兴出国外调,所以他说什么,大家也就只好信
什么,而且他除了工作从来不和大家交头接耳,谁也想不起来他说过什
么话,所以历次运动居然都是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只是组织上仍旧将
信将疑,把樊先生一直列为“有右倾倾向的内部控制使用”对象。可樊
先生并不懂得这些套路,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当然不会象对待其他同
志那样给他“通气”,他大概也就一直不知道背后的政治运作。好在不
知道这些烦事樊先生反倒舒心,乐得轻松。

文化革命后我刚到所里,关于樊先生的这些“档案材料”顷刻就从四面
八方向我抛来,尽管谁都明白我并不是人事干部。不过,樊先生来历特
殊,就是所里最善于打探别人私事的人物对樊先生的底细也所知有限。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樊先生,而且过去还到樊先生的府上拜访过。后
来我不留神说出这段交情,众人还十分惊奇:“哟,那可真不简单。我
们都几十年的同事了,所里几乎还没有人去过他的家呢!”

那还是我插队回京之后不久的事,一天我拿着一位老前辈的亲笔信去到
樊先生的府上,当时并不知道樊先生并不大好客,行前老先生似乎也没
有特别说起樊先生的规矩。那时候各家都没有电话,也不作兴事前约定
时间,都是迳直上门,人在家,算你走运,人不在,该你倒霉。至于人
在家而拒之门外的十分少见,因为至少你不知道对方是派出所的,还是
外调的,弄不好会惹麻烦。

那天我敲门,是樊先生开的,可门并不大开,门上还有一条铁链子拴住,
只留一条比人脑袋的直径还窄的缝子。樊先生隔着门缝看着我,脸上一
点表情都没有,翻来复去地上下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把信递进去,他在门里把信拆开,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才
摘下门链放我进去。

我赶紧自我介绍,说是正在搜集国外研究中国的文献,有感于词汇标准
化太差,经常闹出笑话,预备动手整理。原来和前辈们谈起过,都挺支
持,告诉我这方面的问题非得问樊先生不可,所以介绍我来谈谈。

大约樊先生和介绍我来的老先生交情很厚,听我又说起他最在行的专业
问题,脸上便渐渐泛出光芒,我还没有说完,樊先生就开口滔滔不绝地
高谈阔论起来。

先说起流散到外洋的中国的青铜器和书画,又说到国外研究中国的组织
机构。过去象是听到传奇故事般的人物,象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李约
瑟,到了樊先生这里,就跟说起近在咫尺的同事一样随便。

樊先生一边在背后堆到天花板那样高的壁书架上随手取下几本书,一边
就将他过眼的著作向我娓娓道来。象张光直、郑德坤、何炳棣这些海外
有名的华人学者,都是樊先生最早向我介绍的。对我这样一个当初失学
多年,对外界懵然无知的后生小子,樊先生的一席话有如久旱逢甘霖,
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看到樊先生口若悬河的样子,我这才发现,其实我在灯市西口的外文旧
书店里已经见过樊先生好几次了,而且请教过不少英文问题,只是当时
并不知道樊先生其人。

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是当年京城里最好的一家旧书店,多少文化革命
抄家抄来的外文旧书,只要是还没有送进造纸厂的秦火孑遗大都送到这
里。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敌人越来越多,所以禁书也就越来越多。我
在插队转回京城还没有分配到工作之前,一直视这里为京城第一乐园。

到旧书店翻旧书还有一种乐趣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得到的,这就是可以
找到有同好的人交流一些经验,请教一些问题。而且彼此都是素不相识,
只要是不太离谱的言谈,过后一抹脸就跟生人一样,因此也就不用太担
心祸从口出。

第一次与樊先生打交道是我在书堆里发现了两本世界史,一本是威尔斯
的,一本是麦耶尔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名著,肯定是抄家抄来的不义之
财,书很旧,定价也就还算公道。当然我想都买下,但囊中羞涩,只能
二者取其一,否则家里的蜂窝煤或者粮食就要二者取其一了。我毕竟是
个唯物主义者,先物质后精神,顾完口腹之欲,才能遥想当年克劳帕特
拉与安东尼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的英雄末路。于
是我就去请教书店的老伙计,希望他能给我一个高下的判断。但他也说
不大上来,就指着墙角书架旁看书的一位先生对我说,那位樊同志是位
专家,问他肯定知道。

当年都讲究尽量少与生人打交道,以免贾祸上身。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还是硬着头皮向樊先生请教。没想到,樊先生居然毫无戒心,细细给
我评点了一番,而且对两本书的各个版本都作了说明。说罢又从书堆里
掏出几本历史和语言的书,得意地小声对我说,这是他挑出来介于可买
可不买之间的,先藏在这里,如果我认为好,可以先买去。当然,樊先
生比我有钱多了,如果肯定值得买的,他早已经买走了。

后来又有一次我又到旧书店来看书,大约是有人找到一本赵元任写的书,
就佩服起赵元任的学问,说是他能够走到什么地方就用什么地方的方言
说话。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赵元任,有的说起清华四大教授,感
叹如今这类人才不好找了。有的说起赵元任到了香港,当地有个商人不
认识赵元任,可是嫌赵元任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建议他买套唱片去学习。
赵元任问,那么谁灌的唱片说得最标准呢?商人说当然是赵元任的。樊
先生当时的话最让我忘不了,他说他在美国还真听过一回赵元任先生的
课,那学问,那口才,至今回味无穷。大家都面面相觑,又是羡慕,又
是害怕。那时候,没有点胆量的人谁敢说到过美国这样的话。不过我想,
话又说回来了,樊先生大约也就是敢在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里说说,
到他单位里肯定也是跟哑巴似的。

想到这里,我便提起原先在旧书店和樊先生的相识,而且提到当时从樊
先生的话里知道他从前大概是到过外洋。樊先生看来是也记起来了,于
是相谈甚欢。

因为有了原来的几面交情,又加几位老先生向他关照,所以我到研究所
来之后樊先生对我还算不错。后来我替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大英百科全
书的词条,有些吃不大准的地方找樊先生请教,樊先生还真是诲人不倦。
只是樊先生正如我原先所料,他在办公室里与我在他家里和在旧书店里
碰到的时候判若两人,口若悬河的才子派头忽然就能够变得极为沉默寡
言,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而且看得出,他还特意显出与我素不相识的
神气。樊先生这样做我倒不以为怪,因为我的一贯主张也都是“远交近
攻”,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只不过象樊先生这么一个早年
喝过不少洋墨水,真性率直的人居然也能学会这一套,可见没有社会主
义改造不了的人。

在和樊先生不多的一些交往之中,我对樊先生的印象大致不坏,可是有
时候大家说起樊先生,我一夸奖,别人就噤了声。我不明白其中的来由,
于是就打听樊先生到底有什么缺点,可大家又说不大上来,后来刨根问
底了好几回,最后总算让我找出来一个例子。

据说樊先生爱干净,而且爱干净爱得出奇,到了干校还不改。可惜的是,
爱干净就要浪费资源,尤其是用水,樊先生费得不得了,他非把餐具洗
干净绝不进伙房,有时候为洗个饭碗,他能用上大半桶水。当地的井水
都很深,北京来的这些人,原先大都从来没有打过井水,从井里弄桶水
上来确实不易,有时候在军代表的面前大家都还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劳动
人民本色,因此特别要摆出一副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这就更难了。所
以众人都埋怨樊先生用水的大手大脚。

可樊先生在清洁问题上绝对不能迁就。他倒是也不麻烦别人,自己练习
打水。有时候到了深夜,大家干了一天农活,晚上开会,不是批判别人
就是批判自己,完了事倒头便睡。却难为樊先生他一个人又摸到井台边,
趁着月光练习打水。倒也别说,熟能生巧,樊先生又是个聪明人,那几
招几式到底让他给摸熟了,后来樊先生成了连队里最会打井水的人,尤
其是把水桶沉到井底水面上的那一晃,只见他手一抖,桶口立刻朝下沉
到井水里。就这一手,连专门给伙房打水的当地汉子都服了他。

洗过了碗,排队轮到樊先生打饭,他总是叮嘱伙房的大师傅不要用手沾
到食物。他吃馒头也是从来不用手拿,只用筷子插起馒头放到嘴边吃。
可能大师傅早就听说过“樊洋人”的名气,私下开玩笑说,非得找个机
会专门治治这路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一次趁樊先生不留神,大师傅
成心不用夹子,拿手抄起个馒头就塞进他的饭碗里,气得樊先生不免哇
哇大叫起来。樊先生两头为难:掰下大师傅用手沾过的地方吧,肯定会
遭人批判,但是不理会馒头上的污染,却又辜负了自己精心洗碗的一片
苦心。众人都大笑,感叹樊先生到底是缺乏改造的“洋人”。

可是樊先生的身体大约还真是“洋人”的构造,消化系统与众不同。在
大师傅这次促狭的玩笑之后不久就染上了急性肝炎,浑身土黄,用手用
力一搓还往下掉渣子。眼珠上套着两个黄眼圈,象是饿伤了的狼到处找
猎物。领导干校的军代表一看,知道这可不是随便可以装出来的病,也
吓坏了,大约还担心他再传染给别人,疫情扩大了不好收拾,于是就赶
紧打发他回北京治病。樊先生从此一去不复返,只是每月准时定期寄来
医院的化验报告,而每次寄来的化验指标还真是出奇的高,领导拿他也
没有办法。大家虽然嘴上都说体力劳动好极了,幸亏来了干校才能赶上
这么难得的锻炼机会,对樊先生的错失良机也着实可惜了好一阵,但私
下里又都不免认为他是逃避劳动改造,占尽了便宜。

听到同事们讲起樊先生这些讲求卫生的往事,又见到他在旧书店里与众
人高谈阔论过杨绛先生刚刚出版的《干校六记》,我就不禁想到,除了
钱钟书先生在前言里建议补写的“运动记愧”之外,如果让樊先生补写,
其实还可以再加上“肮脏记病”一节。

尽管大家对樊先生有这些善意的指摘,但我觉得,一个在外洋出生的人,
受的又是洋人的教育,要象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样来回折腾,
还真是难为了樊先生。虽说人挪活,树挪死,也有江南为橘,江北为枳
的说法,说明生物都是可以适应和改良的,但人到底是人,总还有个舒
坦不舒坦的差别,所以后来一听说要改革开放,学习外洋,我就替樊先
生高兴,觉得这回没准儿环境还真能变变花样,让樊先生也活得稍微痛
快一些。

没想到后来改革开放搞得越来越活,环境真变了不少,学习外洋也学得
有模有样,而且陆续瞧见不少人家有海外的亲戚回国来走动。接着,这
些人家又陆续有人到海外去走动。原先和海外有关系那是要了性命的大
罪过,眼下反倒惹了不少人的羡慕,光是几件外洋的塑料玩具就足够左
邻右舍谈论一半天的,比当年哪家有个眉眼漂亮的丫头嫁给支左的亲人
解放军还透着光彩。那时候我就在想,樊先生不但见过洋世面,而且原
先就是从打外洋回来的,何况在所里也不怎么招人待见,趁了这股潮流,
大概早晚总会出去走动走动。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就在这股热潮方兴未艾之际,樊先生也批准出国了。
听说他的太太已经到了国外,这回是申请樊先生去团聚。那天我在图书
馆门口碰见他,正有几个同事围着他说话。樊先生看来那天的兴致也比
往常好,正说到他的行程,准备先到香港,然后转道赴美。大家都为樊
先生终于找到合适的生活环境替他高兴。我就打趣说,这回您就不用再
怕大师傅用手给您抓馒头了。因为前些天我们刚刚听过领导同志到美国
访问归来的考察报告,除了前二十分钟的学术见解之外,讲的全都是西
洋景,说到饭馆吃饭,厨师都是戴着消毒的塑料手套给人盛饭,饭装完
一份手套扔一双,而且顾客用过的不锈钢餐具随手就丢进垃圾桶,听得
大家都不禁屏住了呼吸。樊先生听了我的话也笑了,大约他已经知道背
后有人笑话他的洁癖,于是就反问道:“爱清洁难道也是美国人的专利
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吃脏东西呢?”

“那是,那是,您是老早就看到了,”众人都随声附和樊先生。

樊先生到所里多年,可能从来还没有感到和大家这样亲近过,听了大家
捧场的话心里一定十分受用,也难得地开怀笑了,说以后到了外洋一定
与众人多多联系。

不过这毕竟还是樊先生自己的事,樊先生也不愿意大事声张。那天之后
不到一个礼拜,就听见善于打听别人私事的人说,樊先生已经悄没声地
走了。

樊先生走后好几年都没有音讯,也没有人认真记起他来,因为他就像我
外婆经常说过的那种人,是“鸡群里插只鸭”。在研究所里和大家相处,
他别扭,大家也别扭。

后来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到所里上班,看见院子中间站着一大群人,围
在中间的竟然是樊先生,正在和大家谈笑风生。我想,许是樊先生在海
外发了点儿财,这回是归国观光来了。我在所里的资历矮了众人许多,
和樊先生也谈不上太多的交情,不便上前凑趣,于是赶紧绕开人群,钻
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打探过樊先生消息的人,而且相关情报也都已经准备就
绪,正在热烈地讨论。

见我进了门,有人就问我看见樊先生了没有。我说在外面瞅见了,然后
不经意地问起众人:“樊先生他这是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半天不见有人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人群中冒出神秘兮兮的答话:
“他压根儿就没到美国,一直都在香港住着。”

“哦,那是为什么?”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禁连忙问起。

“美国不让他入境,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一直在调查,护照拒签了不知
多少回呢。”

听这么一说,我总算想起来了。过去在所里就一直听说樊先生表现“右
倾”,从来的定性都是“内部控制使用”。想到这里,我不禁释然道:
“噢,对了,倒是有这么回事。准是说他历史上太‘右’了吧?”

“嗨,你说到哪儿去了呀!”众人都不屑于我的见解,不免乜斜起目光
瞅过来。其中一位忍不住压低了声音开导我道:“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懂
么?樊先生过去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人家是嫌他太‘左’!”
二千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