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怀旧录》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致邮: 二闲堂




我读《母亲杨沫》

·维一·




首先说明,这个题目并不确切。《母亲杨沫》我并没有通读全书,只是在网间读了此书的前几章。所以确切地说,题目应该说是“我读《母亲杨沫》前几章”。好在只是说说我的一点感想,一点源于本书前面几章所得的感想,因此已经足够。

这番感想来自许多年前一次偶然听到的故事。

一九七二年的初夏,我从云南回到京城。因为原先在北京的家早就没了,凭着一张老脸和留守处老高同志的一片慈悲,我暂时借住在沙滩后街五十五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院里。谁知此后一住就是五年,那都是后话了。

最先是住在食堂后面的夹道死巷里。我勉强大致打扫了一番,就抱着老高发给我的铺盖卷搬了进去。心想,在这个杳无人气的角落里,恐怕要做一番青灯古佛,坐禅冥想的功课了。

没有想到,第三天下午,看见隔壁的房间居然也打开了门,里面开着灯,一个比我年长一些的男子正坐在桌前看书。四目相望,知道今后就要彼此为邻,不免顿时熟络了起来。他自报家门,原是出版社中语室的编辑,姓顾,如今分到安徽去,这次是出差来京办事。

两个无聊的汉子,晚上吃过饭,除了看书,见面总要找些话题来聊聊,以度长夜。一来二去,他就想起来一个话题,问我可看过《青春之歌》。《青春之歌》那时几乎是年轻人必读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其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虽然最后也参加了大轰大嗡的革命,但到底身上多少隐隐作现出小布尔乔亚的味道,很是对学生的胃口。听顾先生问起的书题竟刚好落在我仅仅读过的几部革命小说之中,我赶紧回答“读过,读过,当然读过。”

顾先生听了,颔首一笑,意思是话题来了。

原来,在文革中,顾先生大约是出身好,政治上也肯上进,加上年轻,肯定没有历史问题,所以在革命组织中担任个小头目,上面就交给他审查同编辑室的张中行先生。顾先生大学刚毕业,分到出版社没有两年,大约《青春之歌》读了不少遍,他听说张先生原来就是小说里面余永泽的原形,觉得机会实在难得,正好借此机会把对张先生的政治审查当成对《青春之歌》的勾沉索隐。

顾先生说到这里先自得意地笑了。他在大学里面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情节铺排,人物刻划都很在行,得了这么个机会,正好实际演练一番。

如今,顾先生早已脱离出版社,张先生也从干校给送回了老家农村,没有想到这段旧日的轶闻竟成了我们两个年轻人消磨时光的夜话。

顾先生如数家珍地说起书中的种种细节: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缠绵悱恻不是在充满浪漫诗意的北戴河,而是河北的香河;余崇拜的老师是周作人,而实际上张中行私淑的却是胡适之;卢嘉川并没有牺牲,而是作者杨沫从恋人身上激发出来的灵感,等等,等等。

那个时候文革已近尾声,象我这种初中尚未毕业就遭受人生打击的后生小子,对暴烈的革命的确心生厌烦,但是对当初充满浪漫情调的小布尔乔亚卷入革命浪潮的故事,还是充满好奇心,尤其知道这样的人生就发生在离自己并不十分陌生的前辈身上,更觉得有趣。原先就听说过《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在他们出版社工作,但顾先生钜细靡遗的叙述才使我对那个时代的人物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

此后顾先生离开北京,此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但我的直觉判断,顾先生并没有把这番勾沉索隐的功夫罗列成张先生的罪行证据,而是当作极其认真的旧事爬梳,如若不是文化革命,我想或许可以成为一篇不错的文论。

後来,我见到张中行先生偶然在大院里行走,许多年以后张先生的书我也读过一些。就在两个月前我回到北京,还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听到关于张先生目前的行止。张先生的那些往事使我想起当初与顾先生的秉灯夜谈,思前想后,还带出些许回甜的滋味。

如今,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读到杨沫先生的后人所作的这篇其母行述,其中关于《青春之歌》的人物细节竟几乎与顾先生的讲述暗合。当然,其中难免有些细微出入,譬如,张先生当初认为,卢嘉川的原形是杨的丈夫马建民,而《母亲杨沫》中却披露其实另有其人,但这些并不离谱的偏差并无伤大雅,史实会在平和的讨论中得到显现。

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国人太少真实意义上的传记和回忆录,其实这是勾沉历史最为珍贵的史料,与那些穿凿附会或是天马行空之间的差别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应该大大提倡。然而眼下流行坊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忆旧文字,倘若是朋比讴歌还好些,若是两造翻起仇家,旧怨新恨先不必说,单是挑起争执的基本事实都是大相迳庭,南辕北辙,让近在眼前十几二十年前的旧事变成信口雌黄,除了作为茶余酒后的消遣谈资之外,早已失去任何价值。

无论如何,我从顾先生那里听到的旧闻,与《母亲杨沫》作者的评述大体暗合,让我想起早已封尘在记忆角落里的一些旧事,由此也就对某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忆旧文字感到难过。“最难消解是心魔”,其实无论什么样的恩恩怨怨,事实仅有一个,这总归是不会错的。

看美丽的传记固然是一种享受,但看真实的传记肯定是我的目的。



《域外怀旧录》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致邮: 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