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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访蒯”有感

·维一·




前些天,在网上看见一篇访问文革“名人”蒯大富先生的文字,觉得有趣,又觉得似乎有些一时说不出来的感触,于是顺手收进“文库”里,待以后再来慢慢品味。

这几日稍微闲下来一点,又抽出这篇访谈来看,渐渐发觉心中原来有这样一处块垒要有感而发。

蒯先生暴得大名的时候,我还仅仅是个初中尚未毕业的中学生。那个年月里唯一一次到清华,记得是找朋友的二哥讨一本清华音乐教研室编写的《西方古典音乐基础知识》,十六开,油印本。这时清华的造反派里已经分成“井冈山”和“四一四”泾渭分明的两派,而且势不两立。朋友的二哥是清华的教员,认同“四一四”,对蒯先生当然出语不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蒯先生,后来,蒯先生被抓,锁进了大牢,想见也见不到了。

“老蒯”给我留下唯一的印象却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云南归来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不过这个时候“老蒯”仍旧锁在大牢里面,我并无缘得见。

我有缘得见的是清华里面一位原先认同“井冈山”的普通学生,也是我一位同学的兄长。

那天,我们一些前后从插队的乡下回到京城里的旧日同学相约聚到一起,找了块空旷的地方踢了一场足球。痛快淋漓之后,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同学“老施”的住处小坐一番,准备稍作休息就分头回家。

老施家还算宽敞, 我们正在彼此说些阔别数年重新聚首的感慨,只见从里屋推出一辆轮椅,上面坐着一位比我们年长几岁的青年,下身动作显然滞呆,但眉宇间的英气却是掩藏不住的。他热情招呼我们,老施介绍这是他的兄长。

互道仰慕之后,他也加入我们的谈话,看得出,人家到底年长几岁,听到我们说到激烈之处,也只是宽宏地笑笑,并不搭腔。

离开施家,我才从与老施过从更密的一位同学处得知,老施的兄长原来是清华足球队的前锋,身手很是不凡,若是放到今日和我们一处踢球,那万夫不当之勇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抵挡得住的。可惜的是,如今他只能坐在轮椅上听凭我们不知深浅地侈谈球场上的得失了。

老施兄长命运的转折是源于一次武斗。那次,他刚从外地回来,到学校随便看看,不想“井冈山”正在强攻“四一四”占据的教学大楼,正是难解难分之际。指挥作战的蒯某见到老施的兄长身强力壮,于是命令他带几个人顺着已经架起的木梯,爬上楼顶助攻。“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老施的兄长连想都没有想就冲了上去。

正在就要得手的时候,被上面“四一四”的人发现,赶紧用力推翻支在楼角的长梯。长梯轰然倒下,老施的兄长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摔将下来,自己一方的人马拼死救了回去,立刻送到医院。可回天无力,只抢到 了性命,却没有能够救起瘫痪的下半身。

事后,“老蒯”亲自到医院慰问。让人略为舒心的是他对老施的兄长说的这样一句话:“尽管放心,你这一生我包了”。一个二十郎当岁的青年,眼看从此就要瘫痪终身,不知前途如何,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许诺更能叫人指望的呢。

没过多久,蒯某人,以及各位“革命小将”都犯了错误。可是,检讨错误容易,治愈瘫痪可是需要经年的医学研究。我想,至今这大概还是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吧。

在我们见到老施的兄长时,蒯已经入狱多年。随着他的入狱,他当年打的包票自然也就形同废纸。

去年我回到京城,曾经从旁问起过老施的兄长。我被告知:人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今年回京,又见到施兄,我却没有勇气问起他的兄长后来的境遇。况且我清楚,问了又能怎样呢?

如今读到蒯大富世事全非之后仍在为深圳户口奔走的尴尬,我反倒觉得,老施的兄长走了,连我都舒了口气,不必再指望别人的许诺:“你这一生我包了”。

据我的观察,你或许可以相信朋友的“两肋插刀”,你或许也可以相信恋人的“矢志不渝”,甚至你还可以相信商家的“如假包换”,但是切记不可相信政治家的许诺,大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小到“你这一生我包了”。这倒不是说政治家的人品一定低于普通人,而是说,在一个政治起伏不定的社会里,政治家自身都尚且朝不保夕,他的许诺能有几分值得信赖的呢。

读了“访蒯”,便想到朋友的兄长;想到朋友的兄长,于是想到人生的无常;想到人生的无常,不免想到民众在人生无常之中最想指望的人竟是政治家,结果他们却是最难于指望的。尤其是对政治家的指望往往关乎身家性命,这种指望就更加让人感到危如垒卵。我读“访蒯”的收获就是:今后不要再指望任何人。


参见: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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