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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堂藏书散佚小记

京城有四堂,四堂有藏书。四堂藏书甚丰,然命途多舛,今多散佚。余十年前幸得佚书线索及门路而求之,几近得手,然不得藏书管理人员青睐,终缺一篑之功,未睹藏书风采,怅然而返。

而今余去国经年,几成局外人之人,此生缘分与四堂藏书渐行渐远,恐终不得见,遂成此文以为纪念。

京城有东、西、南、北四天主堂。唯西堂为罗马传信部驻节,其余三堂均为耶稣会士于明清间所建。

四堂均有藏书,以南堂藏书最古,创办于一六O一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抵京之时。藏书多为科学宗教门类,尚有金尼阁一六一八年自罗马返华时所携教皇保罗五世所赠之七千部西书。

东堂图书馆成于一六五O年(清顺治七年)。东堂者,向为教士居住之所。利类思、安文思二公随肃亲王豪格自四川抵京后在此尝译经多册。汤若望、南怀仁二公任钦天监正职时,亦于此编译历法书籍。汤公私人藏书便有三千卷之众,东堂藏书可谓洋洋大观也。

一七OO年(清康熙三十九年)法兰西耶稣会士抵京,康熙帝于大内蚕池口建圣堂为赠。后圣堂移至西安门内西什库,称北堂。北堂藏书有法皇所赠珍贵书籍,法籍会士来华之始,潜心我中华文化,且与欧洲学术中人多有联络,彼此互赠书籍。故北堂藏书为学术之府库也。

三堂所藏书籍既丰,然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政府仇视耶稣会,一七五九年,葡萄牙国驱逐会士,法国效之,于一七六二年由国会取缔耶稣会组织,西班牙亦然。教皇格莱门第十四世迫于压力,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下诏解散耶稣会。此后中国耶稣会亦受波及,于一七七五年解散。一七八二年,味增爵会士受命接管耶稣会在华传教事务,京城东、南、北三堂遂划归味增爵会士管辖矣。

味增爵会掌管之初,一切萧规曹随。然蒙教难之时,福祸无常,一八一二年味增爵会士福文高、高守谦二 人恐官府查抄,教产不保,故将东堂之图书及贵重物品连夜转移藏匿。不想失于火烛之灾,图书尽付祝融 。

一八二四年味增爵会士福文高卒,一八二六年会士高守谦返欧,北堂遂为清廷废卖。有薛姓司铎将图书等 迁至教士墓地正福寺,继又迁其中一部至关外西湾子,惟大部仍留该寺,托一杜姓教友代为看管。杜姓教友之子又恐官府查抄,故将图书及西洋文物掘地埋藏。六年后启出,物品尚存,图书已化尘泥。

至于南堂藏书,毕学源主教于一八三三年逝前即将南堂及西堂之图书托付于俄国东正教魏教士保管,盖因当时京城已无天主教士。一八六O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议和后,南堂重归天主教,北堂重新建造,俄国所保管之图书璧还原主。味增爵会士乃将书籍移至北堂,剩余者仅五千四百册。藏于西湾子之图书,自味增爵会士孟振升于一八五六年升为北京主教后,将图书分派,惟留西湾子者为多。孟主教所藏图书于一八六O年收归北堂。西湾子之图书又分置二教区,一部嗣后又归北堂,然藏于西湾子者究有若干至今不明。

因四堂藏书终归北堂,此后总以“北堂藏书”言之,人多不知有“四堂藏书”于前耳。

北堂藏书从未编目,抗战前,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及美利坚驻华大使馆秘书莱昂(C. D.Lyon)君之助,请得洛克菲勒基金特别资助金,以作缮写编目之用,然终因战事,未及所成。

四堂藏书散佚莫计其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以徐光启后人徐宗泽掌其事,广为搜求,于抗战胜利后得珍本不少。然国共战事重开,求书之事亦为停顿。

政权易帜后,四堂藏书尽收于北京图书馆,终成善本。图书一旦成“善”,善则善矣,然如美女养至深闺,从此无以得见天日。

改革新政施行后,闻北京图书馆终有四堂藏书整理编目之举。余年前返京,尝托友人询及进展。对曰,因藏书多有葡文、西文等诸文体,年前遣有志青年远赴欧洲问学。然人去有如泥牛入海,据闻已婚嫁于彼邦,故不归,藏书整理之举遂成画饼云云。

四堂藏书,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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