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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话“吃字”说起


二附小和四中的老学长周惠民先生看了我写的《四中的“先生”》之後给我出了一道题目:他在二附小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民国,对教师还有一份尊敬,不像我们这一辈人作学生的时候,教师居然可以被学生打来打去。他说他们学生不管教师叫“先生”,而是叫“先”,譬如“郑先”,“李先”等等,他一面问我们上学的时候怎么叫,一面问我,他们那样叫是个什么道理。

我不知道周先生心里是否已经有了答案,且姑妄言之罢。

我认为这是北京话“吃字”造成的,就是吞掉了某些音。其实学生还是叫教师为“郑先生”、“李先生”,但北京话讲究说得快,说得流利,而且有的字一定要吐字清晰,另外一些字又一定要说得含混。其中分寸的拿捏,抑扬顿挫的起伏非久居北京不能得其精髓。譬如“郑先生”三个字一定要“郑”字加强,“先”字很短促,到了“生”字已经是强弩之末,基本上不发音,而且一气呵成才够京味儿。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譬如在侯宝林先生的段子《戏剧与方言》里学着街坊上的大娘大婶喊过一句“二姑娘”,我注意到也是这个道理:“二”字加强,“姑”字短促,“娘”字很轻,这方才是胡同里正宗的寒喧,否则倘若三个字均从重读,那就是侯先生取笑的“国语”了。可惜无论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注音”,还是後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汉语拼音”里都没有这种音调上表示的办法。

或许有人说这是老年间的习惯了,可最近偶然读到有个叫王朔的作者近年写的一本小书,其中有一小段或许可以看作是这种习惯的延续。作者讲到他最怕父亲指名道姓的责骂,一听到有人大声喊“王朔”两个字就心惊肉跳。有天他和朋友到王府井的湘蜀餐厅吃饭,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大喊“王朔”,不禁让他头皮发紧。回头一看,原来发现是跑堂的伙计在招呼另外一个伙计“王师傅”。这里也使的是这个句法:“王”字加强,“师”字短促,“傅”字很轻。所以听起来象是叫“王朔”。

严格地说,这并非是“吃字”,而是“拼字”。也就是说,第二个字的辅音和第三个字的元音拼起来合成一个音。例如“师”的辅音“sh”和“傅”的元音“u”拼成“shu”,听起来就很接近“朔”(shuo)了。

其实还有一个说起来不大雅,但很流行的北京脏话“丫挺的”也是这个道理。如今不少人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其实“丫挺的”是从“丫头养的”变化而来,“挺”是“头”的辅音和“养”的元音拼合而成。大红门里的老爷或者少爷搞大了家里丫头的肚子,而又没有扶正,生下来的孩子就被人瞧不起,辱骂某某人是“丫头养的”是很重的诬蔑了。其实应该责骂的是老爷和少爷的不正经,但又不敢骂,拿小孩子出气,充分体现了夫权社会的卑鄙。(补记:也有人说,这里的“丫头”是北京话里泛指未婚的姑娘,“丫头养的”就是如今流行的说法“未婚先孕”。想想这倒也是一说,但说“未婚先孕”仍旧是把责任推给女方,同样不足取。)

如今讲究男女平等,“丫头养的”绝了迹,连带这样的骂人话也成了无的放矢,不知所云了。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生事物“二奶”,看来北京人骂人的话大概很快就会旧瓶装新酒,改用“二奶养的”,而且将“奶”的辅音和“养”的元音拼合成“娘”,骂成“二娘的”。等到多少年过后,那时候民风端正,“二奶”绝迹,人们或许也会产生疑问,误以为骂“二娘的”是在指责二伯伯家的媳妇,那就不妨将我上述的这番话讲给他们听好了。

这就是我对北京话里“吃字”现象的解释,不知道周先生以为如何?

其实,看看其它的语言,类似的现象也不单是北京话特有的。譬如法文,有个现象叫“连读”(liaison),就是前边一个词的词尾辅音单念虽然不发音,可如果后面一个单词的起首是元音,就要将前边一个词的词尾辅音和后面一个单词的起首元音拼起来读。譬如最简单的问候语“你好”(comment allez-vous?)就是连读。Comment词尾的‘t’原本不发音,但这里要和后面allez的‘a’拼合,念成‘tallez’。当然,“连读”的讲究一大堆,这是让初学最为头痛的事情。

其它语言里是否也有类似的“吃字”、“连读”的现象,我没有考证,但知道德文似乎没有,但德文也有它的特色。例如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有次到卡塞尔城中的皇宫游览,里面有座花园名字叫作“Orangerie”,大约是橘香园的意思。这样美的的花园用了这样美的名字,让我忽然想到,德文里是不是美好的,优雅的名词多用“-ie”结尾,例如“Akademie”(科学院)、“Fantasie”(幻想)、“Archäologie”(考古学),而暴力的,粗鄙的名词多用“-ei”结尾,例如“Polizei”(警察)、“Partei”(政党)、“Metzgerei”(肉铺)。後来多次向德国人征询,但没得要领。我想,今后杜登字典的词源学(Etymologie)里应该对此作番研究。

由此我又记起英语里说的pun,中文大约可以翻译成“双关语”。这也是各种语言里都有的共同现象,就是利用同音异字,或者同字异义构成语言上的趣味。

中文里最脍炙人口的可以举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射情。英语里有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里的名句:“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made glorious summer by this son of York”,以儿子(son)代太阳(sun)。

还有一则关于初学英语的笑话也很传神:

头一个说:I am sorry.(我抱歉)
二一个说:I am sorry too.(我也抱歉)
头一个想,他说了two(two发音同too),我得赶紧说:I am sorry three.(我抱歉三)
二一个听了摸不到头脑,于是说:sorry for?(抱歉什么?)
头一个想,哟,他都抱歉四(four发音同for)了,看来我无论如何得说:I am sorry five.(我抱歉五)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朋友告诉我的一桩吴祖光先生的轶事,不论真假,pun的意味倒是淋漓尽致。

据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里,刚刚请进共产党的吴祖光先生,乱说乱动,让当局琢磨着不是滋味儿,于是又想将他请出去,可不好意思说出口,最后只好有劳胡乔木先生的大驾劝其退党。免得最后不得已搞得开除出党,大家撕破面皮不好看。

胡乔木先生到了吴家还楞在那里踌躇半晌说不出口,没有想到祖光先生倒是痛快,说:“嗨,不就是个party嘛,还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么?!”

按词源学考证,英语party一词语出古法语partie,十二世纪输入英语;一三OO年意指党派,一七一六年始有聚会之意,如dinner party(餐会),hunting party(猎会)。祖光先生用第二种含义暗射第一种含义,这是pun的精采用法一则。无论此事是否当真,实在都可以引为英汉辞典或者语法教科书里的经典例句。

遗憾的是,中文里没有这样的双关语,政党严肃,餐会随意,两者取向大相径庭。这也就罢了,只是与英语瓜葛很近的德语,乃至法语,西班牙语,均无这种双关含义,可见英美人的政党观是最随便的了。

由“吃字”想到上述种种,不知是否属于举一反三,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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