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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右派家庭的命运



·姚小平·




张沛霖死亡档案图影


二OO二年三月,我发现一本北京市公安局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亡右派的官方档案—《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挖掘、记录、整理这一“现代墓葬群”,对深入研究反右运动,具有特殊价值。也是真诚面对历史,起冤死者于九泉之下,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吹响的“集结号”。为此,我走进一个又一个死亡右派家庭,记录下他们的悲欢离合与坎坷命运。


          张沛霖的死亡档案

二OO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右派张沛霖七十二岁的二女儿张无量来寻找其父死亡档案。张沛霖名列“调查表”中,档案内容记录如下:

姓名:张沛霖 性别:男 年龄:五十 民族:汉 家庭出身:地主 藉贯:江苏、如皋 收容前有何疾病:/ 本人成份:旧职员 家庭住址:北京西总布胡同甲五号 收容前职业: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七级) 是否保留公职:开除公职 收容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 原政治面目:民主促进会(五三年参加) 案情性质:历史反革命兼右派 教养期限:/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简历:一九二七年前读书,一九二七年充(当)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干事。一九二八—(一九)四二年任小学教员,开明书店编辑。一九四三—(一九)年充(当)汪伪军三十四师中校机要秘书。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编辑。(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加入民主建国会,一九五三年改入民主促进会,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至收容教养。

教养理由:一. 该人系历史反革命、汉奸,在充(当)汪伪军中校秘书时,日伪军对我启东抗日根据地扫荡时,其充当翻译、有关军队调动、给养、军事电报等工作,写过“安民告示”,参加刑讯两个新四军嫌疑分子。肃反中宽大处理,给其行政降职处分。

二.整风时大肆向党进攻,攻击肃反运动,叫嚣肃反时受了冤屈,企图翻案。并写大字报,提出要改组整风领导机构,主张由右派分子彭子冈及团、工会、民进、无党派人士组成整风领导核心,企图篡夺整风领导权。攻击汇报制度,说“党团员、积极分子不怕牺牲别人,来取得组织的信任”,主张民主党派应有独立性,责问民进“为什么要做党的尾巴”“民主党派与党应平起平坐”等反动言论。

教养期间表现:该分子教养期间有些抵触情绪,认为教养非累死不行,害怕劳动。经过教育有转变,但不靠拢政府,从未反映过情况。劳动上平时尚能坚持劳动,但完不成任务。一九六O年四月间因偷窃教养分子王维权茶缸,给予记过处分。

原劳动教养场所:/ 死亡日期:一九六O年八月十三日八时五十三分 死亡诊断:老衰、老年性心脏病、循环不良性浮肿、心力衰竭。 通知家属情况: 六O年八月十三日通知其家属徐士贞(世珍) 财物处理情况:张无恙取走 坟墓标志:五八四西公墓,墓志十排五号 是否办过领外手续:/  抚恤或补助: / 家属反映:/ 是否摘帽子:/ 备考:/


张沛霖跟我是老乡,他的老家如皋与我的老家如东,解放前曾同属一县,如今都归江苏南通市管辖。张沛霖一九O六年出生,如果活着,已是百岁老人。俗谓“百年一梦”,张沛霖做的是一场恶梦。


          消失的张家花园

据如皋地方文献权威周思璋所著《如皋话旧》记述,张沛霖祖上原为如皋西南乡耕读世家。清雍正年间,其祖张学举曾任福建负责收取盐税的官员,家道由此兴旺。乾隆初年,张家买下名士冒辟疆在冒家巷的得全堂故居,迁至如皋城。张沛霖的爷爷张如杰是个秀才,曾任如皋城东厢董事(镇长)。张如杰有三子,张沛霖的父亲张藩(字树屏)为长子。张藩生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十八岁考取秀才,二十七岁曾被举荐为“拔贡”,保送入京。

一九O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已退休的原福建布政使周莲及沙元炳在如皋兴办学堂。周莲以年老体弱请辞,沙元柄独挑重担。沙元炳是我家一个远亲,与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同榜进士,曾任翰林院四品编修,民国时任江苏省议会议长。沙元炳与帝师翁同龢交往甚密,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他心灰意冷,辞官还乡。为创办学堂,沙元柄除与张謇多次相商,还找来两名得力助手,一位是举人马文忠,另一位就是张藩。

一九O二年九月,我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即后来的如皋师范学校)在如皋城开办,沙元炳任总理(校长) ,马文忠、张藩任副办(副校长)。文革期间,我的弟弟姚止平就在该校中专毕业。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九月,张藩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撰写出版考察日记《甲辰东游记略》。根据赴日观感,他力倡兴办贫民教育和实业学校,并针对在日本帝室博物馆看到日人在甲午战争中缴获的中国枪炮和庚子事变中掠夺的京师物品,在如师首创国耻教育。他还力主编纂统一教材,推广国语。一九O六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张藩以为能有所作为,筹措银元进京捐了个“内阁中书”职务,负责管理缮写朝廷机密文书。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正月,张藩在京突患疾病,请假回家治疗,五月二十日辞世,年仅三十九岁。

张藩去世后,由于捐官和治病,家境大不如前。一九一六年, 张家将冒家巷住宅转卖冒辟疆后人冒广生,全家移居至人称“张家花园”的学宫后巷别墅。当时占地五千多平方米的张家花园与冒、沙、徐三家花园并称如皋四大私家花园。园内草木茂盛,有流水、假山、回廊及亭台楼阁,极富江南味道。据张无量介绍,张沛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张家花园没收充公,张氏家族成员被轰出重新安置。

二OO八年十月,张无量独自返乡寻找故园,此处已归属如皋电信局,楼房林立,昔日景色荡然无存。当地房管局称:他们从不知道如皋城有个张家花园。幸好张无量找到了过去张家花园附近的老邻居和一份一九五一年编制的张家花园及附近住家的户口册—《迎春镇·迎春治安区第十五组户口册》,册内明确记录:张家花园住屋系张氏祠产,门牌号为学宫后巷八号,住张氏家族四代二十余人,包括张藩的三弟张藻(字叔陶)和张藩长子张恩湛(字智牖)。

《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面对世事沧桑,曾感叹“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如今的张家,不但昔日繁华已成镜花水月,连那院落也已渺茫难寻。


          从教师到编辑

张无量介绍,张藩有二子六女,张沛霖一九O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名恩溥,字沛霖,系张藩次子。张沛霖曾就读扬州美汉中学,一九二七年毕业于南通纺织大学,后到如皋商业学校教英语。他精通英文,教学严谨,深受学生欢迎。

二十年代末,张沛霖在教学中发现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主编的《开明英文读本》中有几处错误,便写信给林语堂。林语堂对张沛霖的指正非但没有恼怒,反而诚邀张沛霖到上海开明书店任英文助理编辑。新文学史研究专家唐弢曾撰文记述此事,引为编者与读者间一段佳话。抗战前,张沛霖一边在开明书店编辑《开明英文丛刊》,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他不但在《人世间》、《宇宙风》、《文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清新流畅的英美散文译作,还汉译林语堂的英文文法专著《开明英文文法》和《英文表现法》,并著有《英语发音》、《英语教学》《口头英语活用百表》、《伊索寓言选》等书,成为一九三O年代上海出版界卓有成就的英文编辑。



张沛霖夫妇年轻时合影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将战火烧到上海.受家室所累,张沛霖未随开明书店人员西迁重庆,而是辗转返回如皋到南淮中学任教。抗战时期控制如皋的部队主要为汪伪第三十四师,师长田铁夫,副师长范杰。范杰原名范宝璋,上海大厦大学肄业,曾是张沛霖的学生。范杰执意要张沛霖做他的机要秘书,为其处理文件。张沛霖不从,范杰就利用权力革去张沛霖教师职务,禁止各校聘用。为养家糊口,张沛霖只好就范,于是有了《调查表》中“充(当)汪伪军中校秘书”的记录,并指其曾“参加刑讯两个新四军嫌疑分子”。对这件事,张无量解释说,“当时拷打惨不忍睹,父亲看不下去,不愿记录口供,就离开了。”由于张沛霖在三十四师任职期间没有恶行,抗战后被便遣散回家,在肃反运动中也仅作为一般历史问题处理。然而在反右后期,这段历史却成为定其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

张无量说,范杰和田铁夫后来一起逃往香港,情况不明。我在查阅一九九五年版的《如皋县志》时,意外发现了范杰的行踪。范杰在书里以“范止安”名字出现,在他所撰《栖迟海外 心系桑梓》一文“后注”中,有一段专门介绍范杰的文字:“一九三七年投笔从戎,官至国民政府军委会少将参议、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高级参谋等职务,是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之一。一九四七年辞职退役,一九五O年携眷迁居香港。”完全回避了范杰抗战时期那段历史。本书赞助者、出版顾问均为范杰。书中介绍,身为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主席的范杰现受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荣誉理事”等职务。书里还附有范杰还乡赞助教育事业的照片,笑容可掬,一副慈祥长者模样。

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由重庆迁回上海,张沛霖应开明之约重返上海任该店《英文月刊》主编。张无量说,“林语堂离别大陆时,曾力邀父亲一起走。尽管他们之间多年配合默契,林的许多英文著作都由父亲翻译,但父亲却因家室所累而拒绝了。父亲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民主建国会,一九四六年加入民主促进会,表明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看法和态度。”


          反右运动牺牲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张沛霖随之携家北上,任中国青年出版社《语文学习》杂志主编,每月工资一百八十五元,一家人住在北京小油坊胡同四号后院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里。一九五六年,北京召开亚洲和太平洋和平会议,张沛霖任会议中英互译同声翻译。他与柳亚子、叶圣陶、老舍、赵树理等文化人多有交往,柳亚子的孩子叫柳无垢、柳无忌,张沛霖也给自己的儿女起名叫张无垢、张无忌。



张沛霖夫妇与小儿子张无害解放初在北京合影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张沛霖抗战时期问题被翻出重新过堂。经审查属一般历史问题,职务从原六级编辑降为七级编辑。一九五六年整风鸣放开始,张沛霖贴出大字报,以“有这么一位领导”为题写了首打油诗,说有这么一位领导,战争年代不怕流血牺牲,可在和平年代却充满主观主义,主观到他说荸荠结在树上,你就不能说长在泥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批评的是社领导朱语今。张无量坚持认为,父亲就是因为这首诗激怒了朱,才被打成的右派。

反右运动后期,张沛霖被老帐新帐一起算,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开除公职。一九五八年三月收容入监,送清河农场劳动教养。我询问过一些当年清河农场的劳教右派,他们都不认识张沛霖。针对“死亡诊断”中所列“老衰、老年性心脏病、循环不良性浮肿、心力衰竭”,当年清河农场劳教右派赵文滔指出,农场既无医院,也无医生,以张沛霖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所谓“循环不良性浮肿”恰与困难时期因长期饥饿导致的全身浮肿表现一致。赵文滔说,浮肿进一步发展,就是死亡。调查表记录张沛霖埋葬地点为“五八四西公墓,墓志十排五号”。“五八四”指清河农场五八四分场,而“西公墓”不过是一片乱坟岗子,至于“十排五号”,则纯属瞎编。

据张无量回忆,张沛霖被送去劳教时,出版社领导对他说,你到了农场还可以搞翻译,他由此带去许多外语工具书。张沛霖去世后,家里却仅领回一块他生前用过的手表。其实,在那里不可能做翻译工作,等待他的只有超强度体力劳动。张无量记得父亲给家来信,说他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这些人特别厉害,常欺负他,抢他的东西。在最后一封信里,父亲说他腹泻,无药治疗,让家里赶快寄长效磺胺,否则就来不及了。等家里把药寄去,人已经不行了。张无量说,在这封信里,父亲特意落款“家庭的罪人”,“父亲一定想到他被打成右派后,会给家庭造成极大灾难,所以才这样写”。


          忠诚的代价

张沛霖被打成右派后,张家顿时陷入困境。张沛霖的夫人徐世珍没有工作,七个儿女除大女儿张无垢在江苏省歌舞团工作外,基本都正在上学。徐世珍当年也是大家闺秀,徐家为教育世家,如皋著名的冒、沙、张、徐四大私家花园中的徐氏霁峰园,就是徐世珍家的。徐世珍毕业于如皋师范学校,曾在如皋小学教音乐,一九二九年与张沛霖结婚,后辞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从一九三O年开始,张沛霖夫妇先后生有七个子女: 长女张无垢(一九三O年)、次女张无量(一九三六年)、三女张无恙(一九三九年)、长子张无忌(一九四二年)、四女张无双(一九四四年)、次子张无咎(一九四七年)、三子张无害(一九五一年)。孩子们的名字,饱含了父母的感情与期盼。



一九五六年张沛霖夫妇一家在北京拍摄“全家福”
后排右一为张无量、中排正中为张无忌
张无量说,从父亲被送去劳教,家里就没了任何收入,亲戚间也不往来。但七张嘴要等着吃饭,“我只好给在江苏歌舞团工作的姐姐无垢去信要钱。当时我是预备党员,为表示对党忠诚老实,我把给大姐的信事先拿给我所在的北京机器制造学校党支部审查。党支部当时没说什么,等我党员转正时,却以‘为反动家庭的生活操心,立场不对’为由,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父亲在世时,常教育我们要在政治上要追求进步,要对党忠诚,说实话。当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们这些身为预备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的子女们尽管心存疑虑,却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坚决与‘反革命右派’父亲划清界限。我们直呼其名,要他好好改造思想。一九五六年拍摄“全家福”照片中的父亲,也被我们抠掉了。父亲去世时,我们甚至不让母亲哭,我们自己也不哭,生怕外人看见,说我们划不清界限。”



晚年徐世珍
张无量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张家被迫移居至西总部胡同甲五十号前院的两间房中。一九六O年八月父亲去世,全家七口又被赶到后院一间十多平米的半地下室,这里原是出版社库房,终年不见阳光。父亲的惨死,使母亲身心遭受沉重打击。一九六O年冬,母亲患的类风湿病发展为全身瘫痪,协和医院医生说她活不了多久,母亲万念俱灰,决定以自杀解脱。细心的母亲想到自己“走”前必须先“解决”掉弱智的小儿子无害,免得自己走后拖累其他子女。一九五一年无害出生时,母亲嫌孩子多,不想再要,服用打胎药,影响了无害的智力。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母亲给无害一连吃下二十多片安眠药。也许他命不该绝,一天下来,居然无事,只是引起呕吐反应和长时间昏睡。母亲见此,打消了自杀念头,积极配合治疗,身体渐渐有所恢复,一直活到一九八五年。去世前,母亲嘱咐家人不留骨灰。她说,“你爸爸的骨灰也没有,留下我的也没用。”无害一九六七年三月因病去世,年仅十六岁。


          姐弟俩的遭遇

张沛霖的子女们与父亲划清界限,并未换来组织信任,反而全被烙上“贱民”火印,在升学、就业、入党、工资、住房、职称、婚姻等各方面受到歧视,留下终生缺憾和无法抚平的创伤。



一九六一年徐世珍与儿女们在北京合影
前排左二抱孩子者为张无量、后排左一为陈国顺、后排右一为张无忌
六十六岁的张无忌是张沛霖的长子,张沛霖出事时,他正上高中,因为父亲问题,欢迎外宾的活动也没资格参加。他回忆说:“尽管我热心班上公益活动,主动打扫教室,但老师和班干部却认为我是假积极,高一操行评定仅仅是‘中’。我特别伤心,回家哭了一场,甚至想到自杀,原本外向活泼的性格也变得内向谨慎。为维持生活和学习,我们家孩子每年都要申请助学金,寒暑假还要外出打工。我在工地搬过砖头,挖过土坑,给树木打过农药。父亲在给家里来信中曾告诫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要牢记他的教训。我一个字也没给父亲写过,因为他是人民的敌人。我一九六O年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当时执行阶级路线,高考成绩再好,出身不好,也不录取。学校为提升高考成绩,动员我参加高考,结果不但北大数学系没有录取,连最低志愿的师专也没考上,让人感觉是成绩不行才被刷下来的,对我自尊心打击很大。另外婚姻问题也受到影响。当时我就不想结婚,一辈子单身,因为我受不了人家鄙夷的眼光,更不希望将来我的后代,受到跟我一样的伤害。直到父亲问题平反,我都三十八岁了,才考虑结婚。”

张无忌高中毕业后,在北京的中学教了一辈子书,尽管他作为业务骨干曾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优秀班主任,却始终未能跨进党的大门。

比起张无忌,张无量的经历更加坎坷。她虽高不足一米六,身材单薄瘦削,,却坚韧执著。她反复向我述说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仿佛祥林嫂讲述阿毛的故事。

反右运动前的张无量,生活中充满阳光。她曾在张家花园生活过九年,直到一九四五年离开如皋,迁往上海。上学后她一直是每学期两张奖状:一张是品学兼优奖,一张是服务热心奖。因为父亲总鼓励孩子不光要学习好,还要热心为同学服务。五O年代初,她进入北京女十三中,由于学习好又热心为同学服务,初三时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并参加北京市第四届学代会。一九五四年初中毕业时,为响应党提出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号召,她主动放弃升高中、上大学机会,考入一机部北京机器制造学校(四年制高级中专),并于一九五六年加入共产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反右运动不但使张沛霖走上不归路,也彻底改变了张无量的命运。一九五八年从机器制造专业毕业时,她本来要分到北京航天部第十四研究所,然而因为父亲问题,不但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还被发配到江西南昌八一机床厂去当技术员。一九六一年,国家实行干部精简,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她又因为父亲的问题,从八一机床厂下放到河北涞水农村,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

涞水是张无量爱人陈国顺的老家。陈国顺与张无量在机器制造学校是同班同学,两人相知相恋。陈国顺出身贫农,却也受牵连,两人一起从南昌返回家乡。张无量说:“陈国顺从小生长在北京,我们俩人都不会干农活,工分加在一起到年底连粮食钱都挣不出来,要想买盐还得跟我兄弟姐妹要钱。有一次我把布票寄回家,母亲猜到我没钱买布,就接济了我十块钱。我的小女儿一九六三年出生,当时我婆婆死了,女儿没人带,生活又困难,最后只好送给别人抱养。”一九六七年,张无量夫妇为了生活带着七岁的儿子到涞水县石亭修配厂当了临时工,毕竟他们懂机械技术,又会车工、电工和钳工。后来他们来到保定,换了多家单位,最后张无量在保定机械冶金技工学校当老师,陈国顺在保定液压件厂工作,儿子在城管。由于单位破产,如今俩位老人退休工资加起来只有两千元,医药费报销也极为困难。二OO九年一月一日是他们金婚五十周年纪念。张无量感慨地说:“恋爱时我没嫌他家是农民,结婚时他没嫌我父亲是右派,我们俩能共同走过五十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二OO二年七月,张无量找中国青年出版社落实政策。要求单位帮助寻找父亲遗骨,同时解决北京户口和住房。在上访过程中,她不知受到过多少白眼和推诿,却始终坚持不放弃。她说,“要按我过去的脾气,早吵起来了,现在已经被磨得不急不躁。”偶尔她也会发火,一天她跟接待人员谈到中午,那人说,“我给你来点饭吧”,她感觉受到屈辱,大声嚷道:“我不是来讨饭的,我是来讨债的!”

经过努力,张无量夫妇的户口终于从河北迁回北京,出版社租给他们一间单位库房作为住房,生活渐入正轨。回首往昔岁月,张无量感觉特别对不起父母,已入古稀之年的她深切体会到当年父母对子女的挚爱和呵护。张无量说,一九五九年她结婚时,曾给在劳改农场的父亲寄去喜糖,父亲回信表示祝贺。这是父亲被打成右派后,父女间少有的一次亲情交流,每忆及此,就感受到一种温暖。


          愿苦难一去不返

在采访张无量过程中,我多次来到她家。张无量家住在北京交道口,这里曾是清宫总管李莲英旧宅,如今已成为百来户人家聚集的大杂院,狭窄处仅容一人,斗折蛇行,乍明乍暗。

张无量夫妇住在大院深处一间约十平方米,终年不见阳光的平房里。尽管生活艰难,冬天连暖气都不敢老用,疾病缠身只能尽量扛着,但说起家人和子女的事业和成就,张无量就脸上放光。她高兴地拿出家庭相册给我翻看,相片里她的孙女阳光而快乐,正在北京上大学。看着年轻人纯真幸福的笑脸与充满坎坷艰辛老人的沧桑面容叠印在一起,我的心猛得一颤:愿年轻一代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歧视和恐惧;愿张无量姐弟和她父辈所遭受过的苦难一去不返,埋进黄沙百尺深。


          二OO九年一月一日完稿于平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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