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研究》     回二闲堂  回目录 



于汝听与王开舜一家



·姚小平·




图一:1947年在广州黄花岗炮台,前排左起王开舜、胡及愚。


2009年8月,王仞山、王琦姐妹找到我,看继父于汝听的死亡档案。2002年3月9日,我在潘家园淘到一本公安机关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档案—《右派死亡情况调查表》(简称“调查表”),里面收入94位死亡北京右派,于汝听名列其中。王家姐妹说,随着父亲胡及愚和母亲王开舜近两年先后去世,她们开始调查了解继父的情况。她们对我讲述了于汝听与王开舜那段以悲剧告终的短暂婚姻,让人唏嘘不已。






图二:1952年在北京,胡及愚、王开舜夫妇全家福。
前排左起:王琦、胡利年、王仞山
要了解于汝听与王开舜的婚姻,得先从胡及愚、王开舜谈起。胡及愚1921年出生,父亲是湖南宁乡大地主,幼年时父母因患传染病双亡,祖母将其抚养成人。1944年,胡及愚与同乡女子王开舜结婚。王开舜的祖父是请末秀才,后家境败落。王开舜在湖南省立一中学习时与在桂林“淮南俄专”学习俄语的胡及愚相识。1946年春,胡及愚去上海办出版社,王开舜因胡的祖母去世,从家乡迁居长沙,为地下党传送情报。1948年7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胡及愚1947年春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中共华南局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政治经济系读书。1947年底该学院被港英当局查封,胡及愚返回长沙迎接解放。胡及愚在港期间了解到文联下属单位新文化出版社需要资金印刷出版毛泽东著作,便将父亲留给他名下的田产全部变卖,委托王开舜亲自将钱款送达香港,周而复、冯乃超代表中共接受了这笔捐款。1949年冬,胡及愚夫妇从长沙同赴北京新闻出版总署所属国际书店工作。胡及愚以俄文专长分在编译科,王开舜在期刊科搞发行。

变故突发于1953年。当时全国正在土改,胡及愚认为母亲留给姐姐和他的金饰是剥削所得,说服姐姐将俩人全部金饰兑换成现金3000元寄给家乡的农会。谁知农会的几个二流子反以为有利可图,遂变本加厉来向他敲诈钱财,并给其单位写信,称胡及愚当年变卖田产是为破坏土改,还诬告他身背三条人命,要求把胡及愚逮捕法办。1954年1月,国际书店未经核实就将胡及愚交北京公安局,带回湖南宁乡收押。当地公安局虽查无实据,却仍以胡及愚出身地主家庭判刑一年,送湖南岳阳城陵矶农场劳改。城陵矶一带疟疾、痢疾和血吸虫病横行,劳改期间胡及愚尽管身患疟疾和痢疾,仍需挑土筑堤。胡及愚所在劳改队原有犯人320名,半年下来仅剩几十人,其余人员都因病死亡。胡及愚幸亏服用了王开舜从家里寄来的“奎宁”和“痢特灵”,才保住性命。胡后又身患严重血吸虫病,在血吸虫病医院治疗。医生翻阅档案时,才知他已刑满,胡及愚也于此时才知道为何判刑及所判刑期。经两年治疗,胡及愚病情逐渐好转,痊愈后他来到湖南益阳浏家湖农场以放鸭打鱼为生。为避免连累家人,他在医院治疗期间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

就在胡及愚被捕的第二天,王开舜也被叫到国际书店保卫科,通知她胡及愚因家乡农会告发已被逮捕。王开舜夜晚一人独自落泪,她想不明白,丈夫1947年变卖田产支援革命,为何会于解放后的土改挂钩,难道出身不好也能成为判刑的根据?在年终总结会上,书店领导将胡及愚定性为反革命恶霸地主分子。

1954年7月,蒋牧良收到胡及愚来信,说他在农场得了肺劳痨、疟疾和痢疾,生命危在旦夕,希望赶快寄药。蒋牧良是胡及愚的老师,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蒋接信后立即将胡及愚的情况转告王开舜。王开舜既惊喜丈夫尚在人间,又为他的病担忧,她赶快把药和衣服寄去。

此事被单位知道后,领导严厉批评王开舜寄东西给丈夫没通过组织允许和检查,是立场问题。同时加强了对王开舜的监视,户籍警经常上门查询,更有同学在王开舜大女儿胡利年座位写“地主狗崽子”,对她进行辱骂。丈夫走后一年多,为减轻负担,王开舜被迫将要上学的二女儿王仞山托付给在长沙的姐姐代养。1955年肃反开始,在科里生活会上,领导点名要王开舜分清敌我矛盾,站稳立场。劝告她“做什么事都要从政治上考虑”,为个人和孩子前途,应坚决和丈夫一刀两断。尽管王开舜明白丈夫是冤枉的,感情难舍,但为摘掉“反革命地主家属”帽子,为不让人家骂孩子“地主狗崽子”,她心一横,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写下离婚报告,交给组织。1956年春,人事科通知王开舜,胡及愚已经找到,在医院治疗血吸虫病,生死难卜,他已同意离婚。听到这个消息,王开舜深感自责,无奈木已成舟。




一天,书店人事科长李立行对王开舜说,过刊进口科科长于汝听喜欢她,希望她能考虑。于汝听和王开舜同住一院,胡及愚出事后,于汝听经常照顾王家,应该说王开舜对于汝听有一定了解和好感。加上生活、政治双重压力和亲朋好友不断劝说,王开舜经反复权衡,最终同意于汝听走进她的生活。



图三: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国际书店过刊科人员合影,前排左四穿白衣者为于汝听。
1956年3月6日,李立行将两人叫到办公室开结婚证明,祝俩人白头谐老,并一再叮嘱于汝听要善待孩子。于汝听说,“她是善良的,是我追求的对象,我愿意和她组织家庭,会使她和孩子幸福的,谢谢领导的关心……”当天,两人到派出所结婚登记,有后又接回寄养在亲戚家的仞山,本破碎家庭焕发生机。婚后,王开舜有时想到重病中的前夫仍暗自伤心。不过,于汝听对家人的关心照顾多少减轻了这种伤痛。不久,北京师范学院招收在职干部培训,于汝听积极支持妻子学习深造,担负起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和照顾孩子上学的任务,生活虽苦,却和睦安祥。

据调查表记载,于汝听死于1961年4月6日,时年39岁。于汝听1922年出生于江苏金坛一官僚地主家庭,193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对于汝听解放前的工作经历,王韧山姐妹和于汝听的亲戚都不清楚,仅据“调查表”记录如下:“(19)43年加入国民党兵工署工作,又参加伪政治部上海办事处科员、伪第一补给司令部科员、外事处科员。解放后留用加入国际书店。”于汝听在国际书店时的好友赵映书对我说,于当时在过刊进口科当科长。,过刊”即过期刊物,该科主要负责收购国外有科研价值的过期杂志提供给国内科研机构。于汝听精通英语等四国外语,在单位被视为才子。他不是党员,只管业务,组织为此专门配备党员副科长对他进行监督。作为业务干部,于汝听对某些不懂外语还颐指气使的解放区干部很反感。赵映书回忆:“我们当年都单身,工作没什么接触,业余时间一起出去玩。他这人很豪爽乐观,喜欢交友,谁找他帮忙,他都愿帮……当时同情王开舜的人很多,但能像于汝听走到那一步,得有相当的勇气。王开舜的丈夫被抓走,三个孩子又那么小,很多人不敢接触她,于汝听的行为是种侠义之举,等于救了这个家。”对这一点,王仞山有更深切体会。她说,“于汝听曾对妈妈说,‘我不要孩子了,我们有这三个孩子就够了。无论如何要让这三个孩子上大学。’ 他把这个家救活了,否则我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来了,我们就感觉踏实,有着落。”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把于汝听推向深渊,王开舜一家的生活又被甩出正常运行轨道,开始剧烈颠簸。



图四:1950年代中期在北京,船左回头者为于如听,中间为王开舜。
据调查表记载,于汝听被打成右派送去教养的主要理由是“该人思想反动,利(用)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公开为储安平 ‘党天下’辩护,并反对别人说储安平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说‘党在企业内部的活动是否必要,还要从根本上考虑。’并提出党组织是‘小集团’,党员是‘家奴’。污蔑肃反运动‘作法过火了,店内斗了20多人,有不少斗错了。’对胡风问题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不掌握材料。’”,1958年3月1日,于汝听被收容劳教,起初押往东北兴凯湖农场,后转至清河农场。

对于汝听离家时的情形,王仞山有清晰印象:“他走的时候在家里收拾箱子,还跟我打招呼呢,说要走,我以为是临时出差,很平静,完全没有那种凄凄惨惨的气氛。”估计当时连于汝听自己也没想到,此去将蹈入死地,尸骨无存。于汝听到劳改农场后,曾给王开舜写信,希望将来出去后能跟她一起去山区教书,过平静的生活。王仞山曾给于汝听画了一匹带翅膀的马寄去,他回信说,“看到白妞(王仞山小名)画的马,我特别想骑马回去。”然而,于汝听永远也回不去了。

“调查表”记载,1961年4月6日17时50分,于汝听因贫血性浮肿合并肺水肿死于清河农场劳改处,,埋葬地点为北砖窑公墓81号。1961年4月8日,清河农场 “通知其妻王开舜”, 于汝听已经病亡。1958年3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赵文韬被打成右派送清河农场三分场劳动教养,1961年底摘右派帽子遣送回家。他对我说,“清河农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没别的病,全是饿死的。”由此推之,于汝听也不例外。

赵映书说,于汝听去世消息是由国际书店通过他告诉王开舜,因为他与王开舜比较熟。当赵映书把于汝听的死讯告诉王开舜时,她的面部表情异常平静。“她肯定是心里强忍着。”王仞山的回忆证实了赵映书的猜测:“当时我正上5年级,妹妹上小学一二年级。有天回家,看见家里人都板着脸,气氛凝重。妈妈说,爸爸没了。当时妈妈躺在床上哭了,要我把妹妹看好。”对于汝听的死,王开舜在她生前撰写的回忆录《难圆的梦》里写道:“我与于虽生活只有一年,但毕竟夫妻一场,使我伤心绝望。”她曾对女儿吐露心曲:“我这辈子靠一个走一个,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反右运动后,王开舜通过在师范学院进修,分到北京崇文区女十五中当语文教师。该校后改称广渠门中学,社会知名的“宏志班”就在这所学校。

此时,王开舜唯一的依靠和支柱就是自己的孩子。三个上学的孩子为减轻家庭负担,在学校就餐时只买米饭就免费酱油拌饭吃。她自己则稀饭馒头就咸菜。1959年的一天,王开舜的姐姐王开颂接到胡及愚从湖南益阳浏家湖农场寄来的信,说他在血吸虫病医院住了两年,病已痊愈,刑期也满了,正在农场放鸭子。胡及愚在信里表达了他的复杂心情:“……按理她应另结婚,会原谅她的,但又不是我所愿,我舍不得她也对不起她!我已无家可归了!”显然,这是一封投石问路的信。王开舜的姐姐看完后,出于同情,将信转该胡及愚的大女儿胡利年,父女之间开始书信往来。1961年春节前夕,胡及愚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这个春节对王开舜来说有特殊意义,这是离别多年后的亲人团聚。此时,于汝听却正在死亡边缘挣扎。4月6日,他离开了这让他爱恨交加的风雪人间。

于汝听走了,王开舜一家的苦难并未结束。文革开始后,女15中红卫兵把党支部书记和校长都揪了出来,命令他们喝彼此撒的尿,让他们互相揪打,王开舜也受到冲击。她在《难圆的梦》里回忆:“造反派“把我打的遍体鳞伤,剪阴阳头(即头发中间剪成十字),又令我跪在地上,还不解气,又绑在院内树上,用皮鞭木棍抽打,接着关进牛棚,骂我是臭地主婆,反革命家属。有一次被红卫兵用棍子打在后脊背,导致脊背受伤,请假看病,不被准许。后回湖南家乡劳动负重,如背草、担秧,竟致脊椎伤势发展为弓形,无法伸直。”

1966年八九月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学校的“牛鬼蛇神都要处理,”王开舜被两名红卫兵押送回原籍湖南宁乡。当时十八岁的大女儿胡利年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学,二女儿王仞山1965年报名去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小女儿王琦只有10岁。走的时候王琦扯着妈妈的衣襟哭诉“妈妈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会饿死的!”负责押送的“董超、“薛霸””把王开舜交给长沙公安局后,便到韶山“朝圣”去了。第二天,王开舜又从收容所被遣送到宁乡县公安局。她对宁乡公安局的人说,我与丈夫十年前已离婚,父母早亡,娘家无一亲人。于是公安局让她一人独自回娘家所在的宁乡塔门泉麦田公社前进大队。在这里,阶级斗争味道很淡,一些远房亲戚和昔日校友给予帮助。麦田公社领导认为她家不应划为地主,而只能算是破落地主家庭,于是开证明让她回北京去落实政策。王开舜想到回北京很难说明情况,便准备先到宁乡县城,然后到长沙去找姐姐。谁知汽车到县城后,她却在县汽车站意外碰到前夫胡及愚。胡及愚说,他从女儿那里得知王开舜被遣送回乡后,,怕她在农村无法生活,便自愿申请返乡,不想在此相遇。俩人经一番商议,感觉家乡阶级斗争没有北京激烈,决定一起去胡及愚老家湖南宁乡铁冲,重新开始共同生活。



图五: 跨入新世纪的胡及愚、王开舜夫妇与女儿(左起王仞山、王琦、胡利年)在京合影。
回到铁冲,胡、王二人找到大队书记刘济龙为他们签了“复婚证明”。刘为人正直、坦率,他安排胡及愚夫妇到到收成好,旱涝保收的界头生产队。生活是艰辛的,住在茅棚里的胡及愚夫妇不但要承担修水库、双抢等极其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受“三只虎”的歧视打骂和侮辱。所谓“三只虎”,是指当地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等三人。他们无恶不作,横行乡里,当地群众称他们为“老虎”。就是这三人,在1954年要求县法院枪毙胡及愚,未获支持。了解内情的贫下中农悄悄告诉胡及愚夫妇,胡在1953年寄回的3000元全被“三只虎”瓜分,并未交给农会。为此他们才捏造罪状诬告,企图杀人灭口。胡及愚至此才了解受冤判刑由来,庆幸自己回乡后未提及半句有关那笔钱的事。在双抢割稻中,弯腰割稻很累,王开舜受伤的脊背弯的时间长了了就痛,要经常伸直腰站立一会,但为赶任务,,只能拼命割。胡及愚也不轻松,队里的二流子欺负他,让他挑150斤重稻谷,摔倒在稻田里,吐血不止。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把他们夫妇拉出批斗示众,两人几次在鬼门关前转悠。他们的女儿作为“右二代”,在文革中也备受屈辱。

1978年,王开舜落实政策调宁乡县教育局,在县办高中黄村镇宁乡三中高中部任语文教员兼班主任。五年后离休迁居北京。1980年2月,胡及愚的问题也彻底澄清,恢复名誉。1988年,胡及愚由长沙迁回北京,按政策办理了离休手续。.在以后的岁月中,胡及愚夫妇在北京过着平淡恬静生活。在平静的日子里,不知他们是否有时还会想起曾给这个破碎家庭带来温暖和关怀的于如听。


2013年4月6日定稿于平雅居

本文刊载于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6月第89辑《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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