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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育英和相声


作者:周惠民


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里,我历来都不是持续用功的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感兴趣的时候,是全力以赴的,学的也可以不错;对不感兴趣的,就吊儿郎当;考试前,凭着一时的强记,背它一两天,总能有个不是太差的成绩。一九四O年我从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校(二附小)毕了业,参加师大附中和只收男生的北平四中联考。我知道了我的分数高出了两校的录取线,但是,我进入了四中。

四中是个什么分量,当时我并不知道。到今天见到一些人自豪地说自己是在四中受的教育,还历数那么多名人也是从那里进出的,我才理解它可以算得上是国内顶尖的一个中学。

我进到四中的时候,北京是在“敌伪时期”,是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属太上皇日本人和傀儡王克敏的政府管辖。

四中在西四西什库后库,从我家西单报子街(现在西长安街路南的半边)到四中不算近,可以走到西单、坐有轨电车。北京那时好像除了有轨,就没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经西四到平安里拐弯,到厂桥下车,走进后库去学校。这比较费时间。如果骑自行车上学,就方便不少。那时候自行车可不便宜;在我几番要求下,父母给我买了一辆。此后,晴天、变天、刮风,特别是西北风、下雨、下雪,我都是一早骑车北上,过西单商场、缸瓦市、拐进丁字街,不远,再拐进西什库,骑车约不到半小时,就能到校。年纪小的时候,骑车也并非毫无劳苦。冬天顶着大西北风的时候,真骑不动,就跟在有轨电车的后面,好减轻点迎头风的阻力。有轨电车只能沿着电车轨道走,不能自由左右拐动,在后面紧跟着电车,也有的危险,譬如在电车突然减速、或来个急刹车的时候。有时,风更大,还禁不住一只手拉住电车门边上下车的扶手,一只手牢牢把好车把,让电车带着走。那可是风驰电掣,一点也不费劲儿;不过心里知道稍不留神,出点错,那会有大危险。电车上卖票的人一看见,就会急忙大声喊叫,声音压过电车声和风声:“不要命了!!”这时候自然就赶快放手。回想起来,那真是“勇敢”得“不要命了”,让人后怕;大家知道,也都看到过自行车的前轮滑进电车铁轨中间凹下去的沟里,有轨电车滚动的铁轮子突出的部分就嵌在那个凹槽里转。到时候,自行车就闪电般地、“和你没商量”地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那就要命了。所以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横越有轨电车道的时候,前轮必须尽量和铁轨垂直些。我有摔倒过的实际经验。

四中的一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印象深的有一件:教我们英文的清华人陈老师,约四五十岁,谢了顶,他谆谆地告诉我们,“often”(常常)一定要读成o-fen“奥芬”,绝对、绝对不能读成of-ten“奥夫特恩”。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才听到英文母语的人讲of-ten“奥夫特恩”;乍一听到,我还是愣了一下。

我在班上总爱调皮,一定让老师们头痛。四中是市立学校,在那沦陷的日子里,有日本教官,我对这也不习惯,我对日本教官似乎也调过皮,记得在师大二附小没有日本教师或管理人员。

读完初一,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到了快放暑假的时候了,我盼着到中南海去游泳。从小学起,我父亲就给我和我二弟买中南海游泳池的夏天季票。整个夏天我们都是泡在那里,乐趣多多。

就在这时候,学校里开出了名单,在册,也就是另册的开始吧,有各个年级的学生,大约都是学校认为不怎么听话、调皮捣蛋的学生。要那些学生参加一个暑期训练班,由日本教官做特别训练,包括在操场操练、拔草。那是强制让你变得守规矩的学习班,按后来的说法,应该算是“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吧。万不幸,或说万幸,我榜上有了名。我一不愿意暑假去受罪,二,如果去了,我就不能天天去游泳了,那怎么能受得了!?

母亲疼爱我,那就不说了。我曾听到我母亲对我说,我父亲很爱我,但是我自己过去竟然没有感觉出来过;这真是罪孽,我总觉得他并不关心我的教育。非常非常遗憾,我和父亲没有过亲近的面对面的交谈。现在“从头越”一下:父亲多次带我到大海里、游泳池里,教会了我游泳;在初一的时候给我请了一位燕京的学生,每周来我家为我补习英文;把我送到北京基督教男青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在西山卧佛寺);这不都是关心我的教育吗?他似乎是感情不外露的。

我和父母说我不愿意在四中上了,要转学去育英。为什么去育英而没去其他学校,现在已经记不十分明白,不过向父母提出的理由,很可能是要多学点英文,说育英的英文课的学时多、教师好。我估计由于父母对我没办法,又驳不倒我愿意多学点英文的理由,所以就同意我转了学。真是万幸!万幸!在一九四一年暑假,我辞退了四中(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说,我“开除了”四中),经过入学考试,作为二年级插班生转去了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这是影响了我后来读书、交友、性格的第一次转折。在育英的两年,我接受了和四中极其不同的教育。

我编入了二年级的C班(记得育英似乎是以入学时录取成绩编的班,从最优等的A班往下数B、C、D等)。我小学的同班好友苏暐正巧也在那个C班。

育英中学是个“教会学校”,以比较自由的教育闻名。我入学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育英还像燕京大学一样,是日本人管辖之外、表面上的“世外桃源”。以英文课和日文课的学时比例看,市立学校是日五:英二,而育英则是英五:日二。在教育、学业上,育英的学生有的功课很棒,在全市“会考”中名列榜首(在学校大门口传达室墙上,悬挂着会考奖状。那时也在作秀,招揽生意);可是不好好读书、吊儿郎当玩着混的,也不是没有。北京“伪“市长余什么(太太是日本人,教过我们班日文)的儿子、蒙古王爷的儿子、各种公子哥们(譬如名扬京城姜学儒姜蘑菇、教育总长的儿子苏暐)也在这里上学。育英的体育是一流的,她有一批田径、球类的“精英”:记得有个“大车”是跑长跑的,高鹗(我们班高鹤的哥哥)和卢鼎厚是篮球队的。鼎鼎大名京剧大师、老生马连良的儿子马崇礼比我高一班,打墙球打的好(后来他也来到山东大学医学院,我们还在青岛打了一阵墙球!)。刘鸿钧、苏暐、王恩源是我的同班,我有时候到他们家里玩。王恩源在北医药学系毕业后,似乎在原校任教,还在我老师颜道岸教授的公子颜小文的药业公司希力咨询过。

我只在初中上了两年。但是这两年对我影响不小。音乐课的李老师,西装笔挺,教我们音乐欣赏;听唱片,他边放、边停、边解说。他讲解一八一二序曲,说那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人)的作品;讲里面的马赛曲的曲调怎么上扬,怎么下降、变调。到现在,上课的那些声音和形象,还像电影一样记录在我头脑里。

育英设有课外活动选课,任学生自由报名。选课有照像、摩托车、垒球、围棋、象棋等,五花八门。我选过照像、垒球。摩托车是热门,没有能够竞争到手。我的小学和育英初中都有“课外选课”,我很幸运能够在选课里受益。在师大二附小,我们有劳作、烹饪、缝纫等课,都很好玩。在四中,就没有了,四中似乎只有正经、枯燥的刻板课。我不清楚当时其他学校有没有这种选课,也不清楚现在的学校有没有。

说起上课,从中学到大学,我总是看上什么课,什么老师教。在哪里我都有时很正经,很专心,有时就吊儿郎当、心有别系,甚至独出心裁、我行我素。在育英的时候,我自然是那样。譬如遇到不愿意听的课,会把中午在东安市场刚买来的、流行的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青城十九侠,流行小说作家徐纡的鬼恋、塔里的女人等等小说放在课本下面或者膝盖上(现在所说的laptop,“膝上”)入迷地看起来,甚至迷得竟然没有察觉到老师已经走到了面前。书被老师没收之后,再去央告他高抬贵手、把书发还。

教我日语的是两个日本老师,初二的老师是个基督教牧师,平时脾气很好。一次,他面对黑板写字的时候,阎同学用纸叠的飞镖准准地打到了他的后脑勺上。他回过头,生了气,问,是谁!阎同学站了起来。他走到阎同学面前,打了阎一个嘴巴,然后说:坐下。就这样算了。如果换了别的老师,恐怕有记过、开除的可能吧,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珍珠港事变之前。阎同学好像是山西人,穿着锃光瓦亮的皮鞋。他对同学传经送宝,说他的皮鞋是用鸡油涂过的。我曾试过鸡油,但是皮鞋不亮。

初三,日文老师是余市长的日本太太,大约四十多岁。一上课我们就让她买吃的请客,不请就不听课。她也很和善、开朗,总是掏出一些钱给我们,让一个学生拿去,跑到大门口(上课的时候,大门都是上锁的,还有门卫),隔着铁栏杆,买回一堆三角形、一包包的五香花生米(门外小摊早用纸包好的)。回来大家分着、边上课,边吃。记得有一次,她说好吧,去卖花生米吧,但是大家起哄,说吃花生米跑马、上火(她虽然懂些中文,但估计不能懂这句北京土话。看官,您懂吗?大家这么喊,您可以设想当时课堂里热闹的情况吧),要她请吃冰激凌。她还是掏了更多的钱。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上课的一个侧面!

课间,各个班级的同学根据爱好和能够占到什么场地和器械,自己组合着玩。打墙球,玩吊环,打篮球,踢小足球。有个比我小一班的温可铮,常到吊环那里,我们一块玩。他那时得了北京少年歌唱的什么奖。我离开育英之后,就没有再见到、听到他。直到近年,才知道他赫赫有名。我只听过他的童音、而没有听过他的低音。如果现在能够见到他或他的照片,我很想看看他眼角那里是不是还有块黑色的“煤末”。那好像是摔在煤渣沙坑的后遗物,还是个痣?我的外孙告诉我,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温教授于最近去世了。这破灭了我的另一个盼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一早到校的时候,门口站上了日本兵。不久,学校把学生集合到操场,宣布要我们回家,什么时候接到通知,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记得没过几天就复了课。

育英的老师是一流的。教国文的张子成先生,一袭长袍,教得生动,诙谐,上着课学生也和他说笑。他有个侄子在我们班。教英文的是一位年轻姓黄的,传闻是圣约翰外交系毕业。上课时西服革履,油头而不太粉面,风华正茂,一表人才。尽管听不太懂,我们还是爱听他朗读的英文;他的声调,词句,抑扬顿挫,让人觉得那就是外国人的音调。大家非常佩服他。张慕棠先生教我们化学,记得他是燕京毕业,学制革的。他的课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过好几次:如果你们在路上见到死猫死狗什么的,带来给他。他要熟毛皮。

关肇直先生给我印象最深。他是珍珠港事变后、来教我们数学的。小平头,个子不高。育英的老师,年轻的着长衫的不多,而他则总是一袭灰色长衫,很平易近人。中午,他常和我们一块在灯市口沿街的小饭铺里吃炒饼、烩饼。他教课清楚明了,我们很喜欢他。听传言,说他是“燕大二圣”之一的时候,大家就更敬佩他了。他没有教到我们毕业。一天,他说他不教了,要请人来代课。后来代课的是孙念台先生;听说孙先生就是另外的那一圣;恕我直言,并非不敬,我们还是没有像喜欢关先生那么喜欢孙先生。两年后,我已是航校的学生,穿着呢军服,在成都街上遇到了关老师,他认得我,还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一直很想念他,但不知道他在哪里。当我发现他在科学院数学所、想见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走笔至此,去Google查询关肇直老师的条目,一看有那么多,还有基金会、奖学金,也知道了他的更多事迹。

比我高一班的马崇礼和我同住在报子街路南(他家是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我猜,总有五六十间房吧),所以那时就认得。他班的教室是一个小平房,在我们教室(临街,像是个小教堂的大屋子)的前面。他们初中毕业、考完试、第二天就要放暑假的时候,从他们教室里传来一阵阵轰隆的雷响。跑去看,原来他们班上有些人把课桌面板的活页扭断,把面板用力向上扔,打破天花板,扔到天花板的上面。

育英是男校。育英初中部西墙外是个巍峨的教堂,贝满女子中学开门在教堂的大院里;贝满的学生都从教堂的大门进出到灯市口大街上。那时男、女生很有一批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到现在,学生们骑的各种颜色、甚至完全电镀得锃亮耀眼的那些三枪、风头、蓝牌、G牌等壮观的车队还历历在我目前。当时,那些名牌自行车在人们心里的行市,很像是现时的奔驰、宝马、Ferrari一般!下午下课后,有的男生早已在育英和贝满之间的街边、坐在车上、等候自己想“追”的小姐从贝满出来,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不追星的同学也有伴骑站脚助威的。一位,或一道回家的几位漂亮小姐后面,竟会有一群男生“护送”回家。真是一景!路上,有时没有人说话,有时有旁白打趣,但是很明确是在表示爱慕。兄弟护送姐妹的也不是没有。可是也有在兄弟之间夹杂着兄弟的同学。情况复杂。只有当事人才能够说清楚。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如果两校沟通一下,让贝满先下课,那不就“没戏了”!

用功严肃的的好学生也不少。很多是住校生。住校生有些说话带有他们家乡的口音。他们背井离乡,在学校里面攻读,成绩常常很优秀。但是在他们的宿舍里,也传播着张兢生博士的性史。

学生和先生对日本人的占领表面上似乎都麻木,不闻不问,听天由命。但是实际上并不都如此。负责我们初中部的郑先生,不言不语,极有威严。听说他做“地下工作”、联系学生。他后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知下落如何。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初中毕业,随着高中刚毕业的北京游泳队队员姜学诚、李鸿举,偷偷地离开了家和北京,也偷偷地卖掉了我一辆很不错的自行车,当路费,到后方去参加抗战、升学。我们开始冒险,踏上了“独立”人生的道路。那时我十五岁。

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战惨胜之后,我仍在四川金堂的铭贤中学。四六年我还没有高中毕业,只读完了高二。学校因故暂停,我暑假时回到北平,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青岛的山东大学。入学是水产系,后来转入了医学院。一次,训导处管理我们医学院的杜之奎先生(山东人,在北京上过学)对我说,他听到我、马崇礼、姚永恒和穆怀廉说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话,马上就觉得我们是育英的学生。我们有相似之处吗?说北京话是一样的,也许还有其他共同的地方:自由散漫、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不听指挥。这会是育英造就出来的吗?

想到、说到在北京二附小、四中、育英就读学校期间受到了教育,也还难忘当时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和社会上一切的有关无关、有声无声、有形无形、形形色色各种力量的影响。尤其难忘的,是我在汉语、语言语音、常识、思维上,相声演员给我的一些特殊教育。

我家在西单商场的近处,从小我就爱到商场里转悠,去听相声。大面包、高德明、焦德海、张寿臣、郭启儒、常连安、小蘑菇都是我能够记住的说相声的人(现在叫相声演员了)的名字。他们有的原来是在地摊上,有的后来是在启明茶社里。那时候相声段子有不怎么样的(譬如荤的;虽然那不怎么样,但是可能叫座,像现在即便是官方大报,不也是天天刊登越来越小的三点比基尼照片、以示招揽吗?),但是讽刺时局的(特别是在传统段子里临阵插科打诨的那些词句里的)内容,特别让观听众高兴。演员似乎也还大胆,大胆到当局日本人会把演员抓进宪兵队。我记得清楚,有位演员说日本人的”强化治安”(按现在人的说法是“严打”吧)的段子。我虽然记得,但是还是给大家引一下刚刚从网上搜到的这个片段来证明无误吧:

  甲:什么是“强化治安”?
  乙:“强化治安”就是强化……治安呗!
  甲: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乙:那你说什么是“强化治安”?
  甲:这“强化治安”跟咱们生活可有关系。
  乙:有什么关系?
  甲:降低物价,好不好?
  乙:哎呀!太好了!我们就盼着降低物价!
  甲:所以啊,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治安”,就为的是东西落价。
  乙:哎,不对啊!每次“强化治安”以后,东西都涨价啊!
  甲:现在是第几次“强化治安”啦?
  乙:第四次。
  甲:物价涨了吗?
  乙:当然涨了。就拿面粉来说,第三次“强化治安”的时候,二十六块钱一袋儿;你看现在,三十八块了!
  甲:那就盼着第五次“强化治安”吧!
  乙:噢!到那时候面粉就降价了?
  甲:对!现在不是三十八块钱一袋儿吗?第五次“强化治安”就落到二十四块钱一袋儿了!
  乙:二十四块钱一袋儿,那可便宜。
  甲:就是袋儿小一点。
  乙:噢,不够四十斤?
  甲:也就跟“牙粉袋”似的。
  乙:啊?!

网上把这个段子叫做“牙粉袋”!因为抖的包袱是前面的一袋是面粉袋(四十四斤吧),最后那个袋是一两二两;半斤的就不得了啦,那该是现在的“家庭装”吧!)的牙粉袋。那是常连安的大儿子小蘑菇的事。他一讲完就被特务带进了日本宪兵队。

相声,郭启儒用地方口音说,我听到的声音是“相书(我标的音,对吗?)”,我不懂相书是什么意思。不是宰相所书吧。我很爱听相书,特别是过去的那些传统老段子。后来的,相声大师、北大兼职教授侯宝林的“夜行记”讽刺的就是像我这样的骑车人了。马三立的“买猴”也还算是对着“官僚主义”的。昙花一现(应该总现)的壮观,是“四人帮”刚倒台、相声蓬勃了一番,像是(但不是)处在个相声的转折时期。那些段子还真有点意思,相当过瘾。可惜现在不大容易找到、听到了。

我没有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荣幸。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比那些在“后四人帮时代”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尽管是兼职)的现场教育下的年轻一代,还早了半个多世纪就受到了早几代的相声大师的面授了。

幸哉幸哉。阿弥陀佛。


二O一O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