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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夫提携后进——是他改变了我六十岁后的生活


作者:周惠民



马海德与我见面的时候


马海德大夫对中国防治梅毒和麻风病的功劳、贡献,和他对病人的深情,都是罄竹难书、并早已载誉于史册的。这些,无需我这个微末晚辈来锦上添花。

但是他会那么相信、提携一个后辈,以至于改变了我六十岁以后的工作和一切,则是我愿意留下屑少轨迹的。

一九七O年代开始,仍然处在困难时期,我从北京协和进修回到了学校。一回来,金泽忠教授就要我到青岛麻风病院去协助一项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去麻风病院(麻风村),也是第一次见到、接触到麻风病病人。在那里我认识了赵西丁大夫,并且成了好朋友。

一九八五年四月,赵大夫从广州给我来信,说马海德大夫要在那年十月于广州举行中国麻风中心成立的典礼,同时要召开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为邀请世界各国的专家与会并做学术报告,正在物色英中和中英的同声传译。他说他向马大夫推荐了我。

我没有见过马大夫,对马大夫的认识只限于赵大夫对我说过的片言只语。马大夫也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语言能力和有关麻风病的知识),估计,他只不过是听了赵大夫的绍介;由于他极度信任赵大夫,所以他并没有对我做一般应有的考察和审核(譬如面试),在5月里,就由卫生部下文到青岛医学院,调周惠民10月去广州做国际麻风大会的同声传译,说明旅差等一切费用由卫生部负担。

青岛医学院当时的领导,可能出于对上级负责的缘故,覆函说不能让周去,理由有七八条之多,其中如周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1985年间,在医学等方面,我国在正式、公开会议上似乎还没有过这种工作!)马大夫、卫生部执意坚持,反复说明,一而再,再而三去函青岛医学院,最后,学校终于让我做准备,届时前去。

四人帮倒台后,我接触过到青岛访问的外国医生,在小型的会议上,做过几次普通的交替传译,自觉还可以胜任,但对同声传译的要求,却毫无所知。要我做同声传译,而且是到国际大会上去做,我内心里何尝不是七上八下?!记得那时曾多次问赵大夫:“我能行吗?”他总是说:“你能行!”他的自信影响到我,给我壮了点胆;当然我也想抓住这样好的机会试试运气;真是有点忘乎了所以,竟然自我催眠,认为可以去做这个同声传译了。到今天,事情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已八十好几,回想起来,当时我这“初生牛犊”怎么不怕虎呢!那时如果认真考虑到要是给国际会议抹了黑、我该当何罪的话,不知我是否敢那么勇往直前!

大会开始前几天我到了广州,在一个大复印机前,第一次见到了马海德大夫。复印机是从日本运来刚安装好,在赶印大会的文件。因为机器出了点小故障,马大夫在那里急得不得了。这时,服务大会的笹川良一的秘书山口女士赶来,帮忙找原因、调整。马大夫在匆忙中用英文和我简短说了点什么,没有深谈(马大夫后来也没有和我单独深谈过),但是嘱咐我,要好好准备。我不知道他在第一次听到我说英语后,是个什么心情。他忙这忙那,为大会做准备,事无巨细都亲躬检查。

二次大战中的日本自杀飞机驾驶员笹川良一战后发迹,成了世界级的“船王”,成立了笹川基金会,资助麻风防治事业。1985年马大夫主持的这次活动,有百多位国际麻风界专家与会,国内有几百人参加。所有这些人的国际国内交通、在中国与会的费用等,笹川良一都全部赞助。据说,笹川只有一个要求,只要求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就座。大会的发言、讨论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所以要有同声传译。我因为对这种传译的操作一无所知,到了广州就急切要看器材,以便开始熟悉,做做练习。没想到由于国内没有(或卫生部借不到)这种器材,在等从日本运来。我真是心急火燎。总算盼到了,仔细试了一下,我有了一点信心。

共有二十项大会发言(十八项英译中,二项中译英),由三个人(马大夫熟悉的李桓英大夫、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所所长徐文元大夫和我)担当同声传译。我最年轻(当时五十七岁),也最没有经验,但却派给了我二项中译英、八项英译中的任务。我没有经验是两方面。他们两位都在国外多年,而且是麻风界的专家。对内容和那些演讲的人都比较熟悉;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为之服务的那些人在麻风界的情况(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国际麻风界的领军人物)。如果在给他们做传译前知道了他们的地位,我在心理上一定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知也就少了畏惧,所以就比较从容。我怕译不好,会前,查对他们的航班,及时(急忙)去他们的房间,看他们的讲稿、幻灯投影片,并和他们尽量详细地交谈,熟悉他们的声音(口音:英、美、欧洲人。幸亏没有澳大利亚人)。由于不知道他们的地位,所以还自以为是地对有的人(譬如英国麻风协会主席的Harris先生)的讲法、内容的繁简等提出过意见(他们竟然欣然采纳了,还在大会发言时致了谢)。也帮助过演讲的人准备过投影胶片的说明、字幕。

卫生部外事局刘锡荣局长在会前曾简略提示我对传译该注意些什么,但从言谈中看得出他为传译捏着一把汗,那个会毕竟是中国卫生界向全世界的第一次亮相吧!在会上,懂两国文字的人(当然包括他和马大夫)都带着听传译的耳机,显然都在监听着传译的质量。大会开得很成功;同声传译也受到了与会者的称道。会后,刘局长大大地鼓励了我,说我做得很好,“没想到青岛医学院还有你这样的人”。并说,下次卫生部组团出国,一定要调我去服务,让我到国外看看。马大夫在会上会下事务繁忙,没有直接对我说什么,但他通过慢病司的王健司长对我说,要聘我(后来发给了正式聘书)为中国麻风中心的名誉教授(当时我在学校还是副教授)。我十二万分珍惜马大夫给我的这个荣誉。

除了国内的各位给了我鼓励和荣誉之外,我为之传译的几位国外权威人士也说了要邀我去他们那里访问的事。印度的安提亚(Antia)大夫(那时,我真不知道他主持着两个研究所,以及他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说英国口音的英语;到现在,我对印度人说的极其流利、带着印度口音的英语仍然听不太懂。)对我说“我每年都邀请英国电子显微镜的权威去讲学,你一定来我那里看看”。又说:“我去和马海德大夫谈,请他设法给你安排”,这时,我急切地告诉他:“千万不能和马大夫说这些,他会以为是我请你去做说客的”。美国的迈耶斯(Meyers)大夫(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后来是国际麻风协会的主席)和罗斯(Ross)大夫(该会的司库)问我“你在美国呆过多少年?”我说我没有出过国,他们说要邀请我去美国看看。

一年过去了,安提亚大夫来了信,让我填表,他协助了我取得了英国皇家热带病学会的研究奖金,使我和我妻子石珍荣得以到印度几个研究院所学习、访问。这也导致了我们获得机会能够去美国国家麻风病中心、美国军事病理研究院(AFIP)和英国牛津大学做学术访问。

马大夫对我们的关怀和给予我们的机会还在扩大、伸延。

我们在美国国家麻风中心时,正值卡兹达(J. Kazda)大夫(西德的试验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所的动物实验室主任,研究分枝杆菌、麻风菌)在那里访问演讲。我们认识了他。他回德国后,给我来了信,并且说他也给马大夫去了信,内容是他想到中国来造访麻风病和麻风菌的研究。随后,马大夫给了我信,说他不出面邀请卡大夫来访,但是由他办理卡大夫来访的一切手续,而要我作名义上邀请他的东道主。卡大夫不久顺利来了中国,在北京拜访了马大夫,到青岛做了结核菌研究方面的学术报告,参观了我的实验室和工作;之后,去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皮肤病研究所、广州的中国麻风中心做学术访问,这都是马大夫安排的。我挂名顶替了马大夫邀请卡大夫的主人位置

卡大夫看到了我和珍荣的工作情况,回国后,找到机会邀我和珍荣到德国他的实验室和德国汉森病研究所,协助勃兰特(Felix Brandt)大夫,做麻风眼病的病理研究。我们在两年里先后两次去德国工作,而且有幸应勃大夫的邀请安排,于1993年在美国弗洛利达州奥兰多市第14届世界麻风病大会的眼病小组上作联合主席,这些机遇都是马大夫给我们带来的。

除了1985年的大会以外,马大夫还让我参加了几次有外宾参加的会议。在他设宴招待外宾时,要我参加。宴会上,他只说中文而不说英文,要我传译。他风趣,边吃边说笑话,我有些局促不安,我当时就对马大夫说,请你直接用英文说好不好?他却执意要我硬着头皮翻译。我不很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英文,而要这样训练我。另一次大会上,我完成了计划中的传译之后,坐到了台下,正在放松;突然,有人要我立即上台,为一位演说人做传译。我完全没有准备,极力推辞,但是由于没有吃过堑,不知利害,不得不服从了命令、上了台。演讲的人一张嘴,我就处于半懵的状态。我没有接触过澳大利亚人的英语,没想到这位就是澳洲人。我几乎听不懂他的口音(是不是可以比拟做广东客家人的中国话?),我一次次地卡壳,有人为我提词,我无地自容的狼狈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从这里吸取了心痛的教训:一定要服从“绝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教导!管他是处于什么情况之下!幸亏体贴人的马大夫丝毫没有当面怪罪我。

马大夫不幸于一九八九年去世,没有看到1998年在中国召开的第15届世界麻风大会。我本着对马大夫的崇敬、憧憬和感德之情,提出要为这次大会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卫生部愿意使用我们,让我和周玖去北京协助当届世界麻风协会主席汤浅洋(Youwasa)医生、安排制定会务日程计划。这是我们在过了不逾矩之年以后,为防治麻风病尽的屑少微薄之力。

尽管大家尊称他为马“老”,但是,在我心中,他不老,他总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勇往直前,永远是为中国和全世界疾病防治奋斗终生的医生楷模。



马海德给作者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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