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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成先生


作者:赵越胜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
          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
          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

          ——托马斯·阿奎那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四O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

  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O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八OO块,重伤一六OO,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紧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即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捍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二O四”。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二O四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二O四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付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 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沙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的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 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 peasant,你是poor 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OO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贴。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国朝夺鼎后千百万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 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倚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五元—十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五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ter 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 self)和“卑下自我”(lower self)。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 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 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 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祗,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诗引领漂泊的人
    走出陌生的他乡
    重寻天真单纯
    重回幼时茅庐
    摆脱冷酷的枷锁
    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

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北陵、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余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飘渺,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南宋淳熙六年,朱子任南康太守,踏勘书院旧址,以为“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踪著书之所”。便主持修复,招收门生,登坛讲学,白鹿洞遂成理学圣地。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明通,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实先生扬戴抑朱也有其不得已处,对朱子亦有回护。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际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宛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凉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篤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四面游逛,随意观览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自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嘉映、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沪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炜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不料虎貔之师直入京城,狼烟起处,精神遁走。九二年与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庇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尽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厕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冲冲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八O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谀桀颂纣大合唱中,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那种书容易写。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共产党得天下后,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宛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哪里,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 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杪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罢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八百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五十人,著作六十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时按下record和pla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九十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obbi 和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 31 N° 2) 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弟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弟这个龙科莱村的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马克白斯》、《福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利哥莱托》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不舒服罢’”。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的召应下,又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象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清朗,偶见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象我们出了峡口,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浆,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象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福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很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作了研究标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的竭尽无余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说,我们了解了人”。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笑,羡慕达文西所画《莫拉·里萨》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忽阴忽晴,盖因国朝始终上不了宪政国家的轨道。那些控制思想言论的老伎俩总不停地摆弄出来吓人。当局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憎恨,这是列宁式党国制度的遗传基因,不到这个机体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当局的政治动向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或避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竟对他的老哥们儿痛下杀手,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周扬文革前害人无算,文革中坐了八年大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青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本来就是跪着造反,没想到当家的还不许。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生气成脑软化去世。看来要想在这块地盘儿上混,脑软化就是心软化的代价。

  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的,也谈到异化问题。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自洽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  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  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
  “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
  “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

  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八七年元旦,大雪弥漫京城,北大同学冒严寒去天安门示威,队伍中有好友约林,他从天安门直接到我家中,情绪激动地讲了北大同学勇敢、坚毅、忘我的行动。那时候,青年学生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激情尚未被犬儒的冰水淹没。但学生们不知道当局早已决定要痛击一切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并且决心要拿有象征意义的宾雁先生开刀祭旗。元旦过后,我曾和先生通过一个长长的电话,他讲述了北大学生上街的事,又说武汉友人告他,武汉也有学生上街。先生以为这是因为党内左派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学生,他亦得到消息,说胡赵不和,甚是惋惜两人不能联手抗击党内的保守势力。谁知形势急转直下,胡耀邦被迫辞职,一月底,宾雁被开除党籍。先生知我与宾雁曾在哲学所共事,平日来往较多,竟特意来电话,要我代他“向刘公致敬”。就在这年,周先生“退休”了。据知情者说,先生退休是受了学生的牵连。这个学生想必说的是胡平。胡平是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研究生,人极有才智,曾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他当选后,先生曾特地打电话告我消息。胡平自北大毕业后,因其一贯“自由化”,在北京找不着工作,先生欣赏胡平的才学,全然不顾及政治上常见的“避讳”,不辞辛苦,四处求人,为他这个“反动学生”联系工作。胡平出国后,又继续为他一贯秉持的自由理想奔走呼吁,惹国朝肉食者不快也属必然,倘因此牵连到先生也不足为奇。但先生却从来未道一字。那一段时间,先生确实有些郁闷,常读放翁诗消遣。书桌上放着一部《剑南诗稿》,还常常集放翁句,约有十几首。我去家里,他便拿给我看,多是愤懑伤时、悲凉沉郁之作。我怕先生郁闷伤身,便劝他多读陶、苏,可以任性散心,怡情养年。但先生笑笑说,其实陶、苏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记得先生曾说过,放翁是一奇人,既有“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雄阔,又有“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的恬淡。古人的心性真是伟大卓绝。最难忘先生曾手书陆游诗一页授我,中有一联“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回家后反复吟咏,能听到先生孤寂凄迷的心声。

  八九年春天,北岛发起签名信活动,文化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联名上书当局,提出极温和的要求,希望推动中国改善人权和民主化进程。随后又有王淦昌等科学界人士也联名向当局建言。三月中,苏炜来找我,说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有所表示,以表明改善人权、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是整个知识界的共识。我本不是关心政治之人,对现有体制的自我改良也不抱多少希望。但苏炜是好朋友,既来找我,总有他的道理。看他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也不忍心扫他的兴,便答应他,请他起草文本,我参加签名就是了。苏炜联络了戴晴女士,和社科院不少专家学者。后来参与其事的阿坚告我已有四十余人同意签名。事情进展顺利,大家颇受鼓舞。一天晚上,友渔神情焦虑地跑来,说他把起草好的签名信文本搞丢了。上面有戴晴女士、苏炜、阿坚和他的签名。友渔着急又懊恼,说若有人拣到这文本,他愿意拿出他在国外学习期间全部的外汇积蓄来赎回。我笑他就这水平还想搞地下工作。友渔答道:我们搞的是正大光明的工作,所以才会丢。一付大义凛然的样子。

  几天后去北大先生处谈及签名信的事。当时我也犹豫是否请先生具名。我不愿意给先生添麻烦。虽说建言当局本是公民的权利,但说到底中国只有顺民没有公民。你想依照公民的规则行动,当局一定认你要犯上作乱。依照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中国人是否完整意义上的人,还大可讨论。先生看到签名信的文本,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要签名”,说罢便找出笔,在打印好的签名信空白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想先生这样做恰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行为准则。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遵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求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在希腊哲人那里,政治权利来自公民个人内心的正义要求。依照班达的经典论述,真正的智者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讨论政治。他们所支持和维护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常常是在现世被视为无效、无益、无利可图的。在班达所举以为例的人物中,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伏尔泰、勒南都堪称智者。萨义德的定义更简洁明快,智者就是那些不被政府和权势集团收编的人,他们言说那些常常被遗忘和抛弃的命题。不过在先生这一代人中,凡器识高越者鲜有不受儒家士道熏陶的。正如黄山谷所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四月十五日,我去人民大学红五楼,看望治平、莽平小两口。他们在楼道里用小煤气炉给我做饭吃,正聊得高兴,突然听到一片喧哗,原来学生们知道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我和治平出门看,已见有大标语从楼上垂下,都是悼念胡耀邦,要求推进改革的内容。治平极沉稳的一个人,却也有点激动地说“恐怕要出事”。与治平分手回到家中,便埋头刚开始动笔的《论玛丽亚·卡拉斯》,对学潮渐起竟无知觉,直到四·二七大游行,才觉治平的担心要应验了。心里希望学生们见好就收,因为我知道当局为了保持权力,什么事都能干,担心又会有无辜的人牺牲。在形势跌宕起伏时,与先生通过几次话,他当时真是“心焦如焚”。先生讲述他在校园里碰到刚从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回来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情绪激烈,说李鹏政府这样对待学生是无天理。先生与季先生是邻居,学潮期间,两人常见面交换看法,都担心事态发展会不可收拾。待到六四枪响,先生的担忧变成愤怒和绝望。

  “六四”之后再见先生时已近月末。天气闷热,而国中却是一片肃杀之气。电视中除了播放通缉令就是歌颂杀害无辜平民的“丰功伟绩”,令人窒息。先生情绪极坏,见面就谈段祺瑞,说北洋政府闹了“三一八”惨案,死了学生,段本人并不知情,后来在“三一八”死难者公祭大会上,段本人长跪不起,给死难者磕头谢罪,并终身茹素。先生感慨道,那是北洋政府啊。谈及往后的日子,先生第一次问我为什么不出国。他知道我可以到国外去,便劝我先出去一段看看,反正国内呆着也做不了事情。听先生谈论“六四”这惊天事变,觉先生讲了许多精彩的话,便习惯性地记起了笔记,像往日听先生讲课。回家后看纪录,突然心里有个念头,何不做一些现场访谈,把“六四”后社会各阶层对该事件的看法如实记载下来,算是给将来留一份资料。当时还未听说过有“口述历史”这回事,但自己是实实在在干了一回“口述历史”。我找的访谈对象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政治上左、中、右都有,应该算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如何看待“六四事件”的一份完整资料。

  先生在访谈中说:“六四之后,我讲了四个少见:一届政府昏庸无能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代学子忘我献身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个政党专横残忍到这程度,少见;一种制度误国误民到这个程度,少见”。

  “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作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现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的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作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

  “我读书做学问几十年来,心中常存一点疑问:为什么共产党建国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其中心议题还是反人道主义。六二年,学术界批人道主义,我还出来说话。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 一个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而且,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现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产党政权的实质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识是神道,而神道离兽道又仅一步之遥。学运前,我正读《布鲁诺传》,学运后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转入兽道的样板。共产党正是一个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的圣经,有最高解释权,有异端裁判,只是共产党的圣经和教会不一样。教会只有一部圣经,共产党的圣经却总是和最高统治者的名字联在一起。”

  “六四之后,我读报上的文章,实在想不出个词来形容它们。那天听一个孩子说他的小朋友,‘你不讲理’。我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不讲理’三个字尽括”。

  “四十年前,共产党掌权,当时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想想这些,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戒严令颁布后,青龙桥一带农民带头堵军车。这些工人、农民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只因为觉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挡坦克。那么多普通百姓给军人做工作,讲道理明白浅显又意味深长,比我们学校哲学系的教员要强得多”。

  “我想多活几年,看到给这次学运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惩罚同时进行。不能让那些帮凶心安理得地继续混日子。我很欣赏以色列人不屈不挠搜捕纳粹战犯的精神。只有让当罚的受罚才有正义。这是一条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为宽恕才是人道。其实宽恕和指认罪行并不矛盾。宽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经用良心的刑罚代替了肉体的刑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是最后的仲裁者”。

  二十年过去,如今翻看这些当年记下的文字,先生谈话的音貌宛若眼前。那样一位忠厚长者,为胸中正气所激,发此金石之鸣,恰如韩昌黎所言“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音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访谈之后,先生痛定思痛,撰文《怕火炼必非真金》。先生以英伟刚毅之气,厉声问道:“到底有没有真正人民的宪法?是否有的宪法确实是人民自己定的?或者只是一党一派假借人民的名义所定的?如果说,你们的话是真的,‘我们党才是代表人民的,我党领导下定的宪法真是代表人民的’——但你在人民想起来反对的时候,为什么不敢诉诸全民投票来摊牌,却往往诉诸暴力来镇压?中外都有一句同样俗话:真金不怕火炼。这句话的反面便是,怕火炼必非真金”。先生最后悲叹道“人民!人民!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的名字以行!”

  随着江泽民当了新一代党魁,“反和平演变”成为国朝主旋律。一时国内文革气味甚浓。我心烦,有了避秦的想法,决定出国呆一阵儿,图个耳根清净。把决定告诉先生,先生沉默片刻,说好。十一月开始打点行装,启程前去与先生告别。先生说一定要去机场送我。又说本该吃顿饭,把酒送别的,但心情不好,谁知此一别是否永别。我不要先生说不吉利的话,告先生我去去就回,请先生善自珍重。先生只是摇头不语。启程那天,天酷寒,先生仍赶到机场,对我不多叮嘱,只说出去好好看看,多想想,能读书千万别放弃。临登机前与先生拥别,先生紧握我手,双目紧闭,我觉出先生心中不舍。我在,至少还有个人可以常聊聊天。小子一去,怕先生心中寂寞更深。但知先生善涵养浩气,过了这个时候当会波澜自阔。谁知真世事难料,与先生一别,再见竟是近六年之后了。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  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  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  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  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  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  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  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  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  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  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  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  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  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顶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 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十二

  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甔,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 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OO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
  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
  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
  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
  听到他高声诅咒
  脚下的土地、贵族和
  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二OO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惟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到:“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这位深谙权诈厚黑之学的枭雄,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对毛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衷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的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先生对毛的用意的分析只反映出自己的善良和天真。这真是无奈,宅心仁厚之人对党国权力斗争中,人心之凶残险恶,永远缺乏想象力。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毛这个猜忌心极重、整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人难道不明白刘这个“人祸”所指何人?六二年七月上旬,毛刘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见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围”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读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虑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
     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 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O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98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98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愔愔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

  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他前几日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凉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然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缛,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暾夕曛,夜月晓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OO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
                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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