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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的《知道》




沈昌文人影与《知道》书影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中华读书报》记者王洪波


沈昌文的口述自传取名为《知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名。不过,是否字面下仍有深意呢?在《知道》一书发布会结束后的饭局上,记者问沈先生。他回答说:“书名是出版社给起的,不过和我的意思也有相合之处。我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了,我也没有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张冠生先生在‘后记’中说我‘一生读书编书,缘书知“道”’,那我当不起。我怎么敢自称知‘道’之人呢?”

沈昌文人生的起点并不高。十四岁起,他在旧上海当学徒,早早踏入了社会。工余,他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二年级肄业。一九五一年,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联书店恢复后,他出任总经理。他最为人知的也许是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如果说这份杂志的历史贡献难以抹杀,那沈昌文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虽然他自谦地说自己有些成绩是“靠了点小聪明”,但在外界看来,恐怕不能不认为他是一个颇有人生智慧的知“道”之人;他见证了新中国五十余年的出版史,且又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神仙,其所知道的出版界、文化界的人与事,又何止千万?在《知道》一书中,沈昌文将自己从孩童时期起的一生行迹娓娓道来,涉及许多重要的人与事,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

不过,沈先生这本自传多少有些单薄,算上图片、附录、后记等内容仅仅十二万字,一些事情的叙述明显不够详尽,读者读来仍有不满足之感。沈先生说,做这本书,顾虑还是比较多的:第一,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讲;第二,有的地方牵涉某些人物,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就删掉了;另外,有些事情已经遗忘,即使知道的也只是局部。——中国人常说言多必失,沈先生的顾虑自然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不过,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媒体中人,还是希望能从沈先生口中知道更多他所知道的。

读书报:《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影响很大,也引发了一些争论,这场风波是怎么平息下去的?

沈昌文:首先,书里面有个错,是我自己讲错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原来的标题,书里写的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其实应该是“打破读书的禁区”。好在书里第一O八页有文章修改稿的复印件,读者一看就清楚了。

应该说,这篇文章是说要打破一些禁区,并非主张完全不设禁区。文章中也写到不能允许黄色书籍自由传播,这就是作者同意设定的禁区。但文章发表的时候,标题改得绝对了,当然也更有力了。在当时,这样的提法也有必要,那时禁区太多了,矫枉必须过正嘛。因为这篇文章,那期杂志卖得特别好,还重印了一次,这是很少见的。总的来说,争论主要因标题而起,文章本身写得比较周到,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也就过去了。

读书报: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先生,你曾经说过,“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不知李先生后来的情况怎样?

沈昌文:李洪林当时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他思想非常解放,发表过许多很开明的文章。后来他离开中宣部,调到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他现在已经退休。

读书报:《读书无禁区》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初,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你觉得现在“读书无禁区”变成现实了吗?

沈昌文:你们可能不了解当初无书可读的情况,而现在书多得都看不过来,书多总是好事。那时,找不到书读,可真是苦恼。文革的时候,全国没有停售的书也就一千几百种,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打成了毒草。文革结束后,出版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印了大量文学名著,使得当时的读者开始有书可读。现在书多了,读者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好像吃东西,你喜欢吃甜的就吃甜的,爱吃咸的就吃咸的,所以我个人对目前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

读书报:书里有绿茶、陈敏对你的采访,你对他们说:“八十年代特别是初期挨批评,常常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潮流,跑慢了,因此总是被上级认为思想解放得不够。”是这样吗?

沈昌文:其实不好这么概括。主要是刚改革开放那些年,上面的政策不断在变。

有一个故事,书里没讲,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提到过,说起来很有意思。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老要去做检讨,下面也流传说,《读书》出事了,要停掉。正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一九八三年,胡乔木有一次讲话,那是在通俗读物出版会议上,他讲着讲着,忽然讲到《读书》,他说:《读书》杂志大家很有意见,这个杂志该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要办下去,要他们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嘛,等等。所以,新闻出版署赶紧根据这个精神重新研究《读书》怎么办下去,其中一条是,把一个党员沈昌文的地位升高了,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乔木同志给《读书》杂志投了篇稿,是他出版的诗集《人在月光下是美丽的》的序言。他完全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投稿给我们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文章,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用,等等。我就以编辑部的名义回信,对乔木同志来稿表示欢迎,并建议文章做两个改动,其中一个是把“我的拙著”中的“我的”两字删去。他又给我一封回信,同意修改,语气客气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对他这样的人来稿,像对一般作者那样就好了,用语不必客气。后来,我到新闻出版署开会,“无意”之中,向署里的领导讲了乔木同志给《读书》投稿的事。不管怎样,《读书》最后还是过关了。

读书报:你在口述中谈到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陈原等领导出版了“蓝皮书”。我们现在对后来的“黄皮书”、“灰皮书”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蓝皮书”出版的情况是怎样的?

沈昌文:这些书出版时并不是蓝皮的,只是计划是蓝皮的。当时上面提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要大量地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所以定了一个计划,明确提出要翻译一亿两千万字的著作,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规划,当时有陈原、戴文葆等主持,我只是一个小伙计。我记得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贺麟先生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一出版,学术界就有反对意见,为了平衡,又出了一本樊弘教授写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这套书在一九五七年受到批判,然后就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名字就是广为人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所以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我们党在1954年就提出了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是很有魄力的。做这套书的过程中,三联书店联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读书报:你如何评价自己一生从事出版工作的贡献?

沈昌文: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是主角,一直是配角。可以说,从懂事起到现在,做什么事情,我永远喜欢做配角。我从旁做了些事情,仅此而已。

读书报:您退休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沈昌文:退休之后,我还是很活跃,尽管精力衰退,我还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奔走。到我家里是绝对找不到我的。我的通讯处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厅,要找我,或者有信件留给我,都在咖啡厅。我现在主要做的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做媒”。我是上海长大的宁波人,我们宁波人喜欢做媒的,媒人常说的是包生儿子包生女儿什么的,而我现在的“做媒”是绝对不包生儿子包生女儿,多半是某家媒体让我帮助找人,我身上有个PDA,立刻可以把王蒙、刘心武或者谁的联系方式调出来,至于后来他们谈成谈不成,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慰劳就是请我吃一顿饭,这种事情比较多。为此,我就需要获得很多资讯,我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开始上网,一直到七点钟,我再睡一觉。在北京有一帮老头,我今年七十七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大家都忙着互相传递资讯,非常高兴。人家说好听的话,说我促进了什么书什么杂志的出版,其实我都不是主角。比如《万象》杂志,我一期都没有编过,我只是在咖啡馆里给他们一些Idea,也帮他们联系了几个作者,像李欧梵等等。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二OO八年四月第一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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