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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 底——他走进了章家大门


作者:章诒和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 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大风堂。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 [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陶大镛、吴景超、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 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就是“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代的生活完全转变了。回家寻情,出家寻梦。有谁知道他寻的是什么?


到章伯钧家卧底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章伯钧不同于费孝通,不烦劳朋友买药,洗衣,打听医院,张罗骨灰盒。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或发言稿。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冯亦代用不着带盐鱼,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呆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瞿秋白从容就义前,惦记的是家乡的豆腐,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书写白白的豆腐。他的灵魂由一个政治人物还原到情感柔软的书生,读后不觉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呆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1960.8.3.p256]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p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p335]。灵魂里也没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记里把“卧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热爱的文学及翻译工作,则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个时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 日,他在剧场见到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见面,马校长就希望冯亦代能去北师大讲讲现代英美文学。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叹道:“‘半生误我是虚名’,拿什么讲呢?近十年来简直什么也没有看……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骂共产党,第三党的立场顽固得很。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 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 p254]

尽了心力,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 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

“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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