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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烟遮,一半云埋——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序


作者:章诒和


由于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一九四九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于一九五五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一九四九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于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里,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里对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一九四九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启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号须眉属我老”,下联是“五陵秋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干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

为什么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里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教,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于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着鲜明又独特的表现。一九五O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里捧着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着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于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咿呀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着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⑴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这一届学生是一九四九年后入学的,由于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于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于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于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么几个“由于”,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里。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一九五六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什么?因为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着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于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于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

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九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于“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征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什么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着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干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就读于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余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一九七九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于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教出来的“五O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 ⑵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什么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什么这样难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一九五四年一部,一九七五年一部,一九七八年一部,一九八二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么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里发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什么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

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二OO二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大哭,无所顾忌地哭,好在没人听见哭声,也无人看到哭相。以后,每年的五月,周绍昌都有题为“悼克郁”诗寄给我,信封还没来得及拆,眼眶就先湿润起来。怎不伤感?就像我平素常说的——如今谁还惦记谁呀。到了二OO六年的五月,周绍昌把诗的题目改为“忆克郁”,并解释道:今天来看他,祭奠故人;面对人生,改“悼”为“忆”。

一次聚餐,闲聊中周绍昌对我说:“我要写点东西了。”我知道,他说要写点东西,决不是一种打算,而是决定。

我没猜错。不久,他拿出了题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长,在恬淡的叙述中,写出了一个有文化修养、性格开朗的女人怎样被环境窒息而亡,最后的情节是患有高血压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劳动中一头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我坚持认为,她决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中国酷烈的政治环境。文字干净,情感也极有节制。读罢,我把它推荐给办期刊杂志的冯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说“好。”经过一段时间,冯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旻姑”已刊于二OO二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还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荣的“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等篇。捧着这一期的《温故》,自己着实高兴,为周绍昌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冯克力先生的电话,说:“《温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冲冲问:“封?是因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为我,那又是因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冯先生这样回答。

对话结束了,我却一整天都在琢磨《温故》被封的缘由。肯定是因为我——这是我得出的最后结论。只不过冯克力怕我难过,不肯告诉我罢了。我把这个消息立即转告周绍昌,他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本书,招惹谁了?”于是,他更加勤奋了。

其实,我早知道:从《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连人也“盯”上了。有例为证:某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散文里面有“章诒和大姐”五个字。送审后,总编把这五个字用红笔勾掉,说:上面打了招呼,任何传媒不许出现“章诒和”。看来,我就是个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油灯打翻,店铺关门”。最近听说,官府列出了一张“敏感人物”大名单,依据敏感程度分一、二、三个级别。我是第一级里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时间,上边就向传媒出版单位电话宣读一遍名单,像点名一样。是呀,大权在人家手里,想点你就点你,想禁你就禁你,随时可以侵犯你。但是,我会继续写下去,会在内心保持那不灭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无路可走。经过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周绍昌踏上了精神救赎之途。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长篇回忆录《行行重行行》,全书记录下自己划右劳教的放逐生涯。我拿到复印稿,一天就读完了,并且知道他早在一九九九年就动笔了。应该说,书中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眩目的文采,没有耸动的情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浅显,浅淡,浅近。他只写人的命运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写经历过许多事以后,如何把冷的热的一起放进心里掩藏好。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会议室,由胡愈之主持并代表官方宣布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宣布章、罗等人受到降职降薪处理,仍保留部分职务(即保留勤杂、厨师与四合院)的时候,(一月二十八日)周绍昌作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着自己的行李卷,离开不满六个月的女儿,登上一辆面包车,被警察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桥的收容所。上车前,他用心环顾了那熟悉的机关大楼。而下车后,迎接他的则是一排排的铁栏杆。进得通道,见一个人双手把住栏杆,向新来的人高喊:“欢迎,欢迎!”那是强为欢声的悲号,那是令人惊悚的奇特音颤。伴随着关闭铁门的金属巨响,监狱的含义,全然无须法学家的诠释了。从那一刻起,周绍昌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几天后,周绍昌再次提着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淀)劳改农场。所谓农场,原来就是一片荒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兴许是荒地的景色过于单一,望不到头,更走不到头。三十里路,仿佛就是古人说的‘无涯’了。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就像蹬地球的狗熊,脚下踩着的球在转,而自家却总是踏在球顶的一个点上,老也走不到头。”是的,很多人没走到头,因为性命到了头。周绍昌是走到头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劳教队并非清一色的右派,是杂牌军。盲流,惯窃,坏分子,成员五花八门;年龄也从五、六十到十五、六。气质、素养、年龄、背景相差悬殊的劳教人员的混杂对于管教是最为有利的。大家来头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类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检举。但周绍昌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想从对方的眼里,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过窝棚上芦席窄窄的缝隙,能看到一丝星光。周绍昌伴着星光入睡,每个梦都是随着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欢乐与温暖。有谁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样?今后如何?就像元人赵禹圭《折桂令》里所言:“醉眼睁开,遥望蓬莱,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劳教期届满,就打入留场就业队,继续劳动改造。队里有个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对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出版有开创性贡献。一次,徐的夫人来探视。劳教就业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收拾出一间土房,用被单当门帘,拿草袋堵了窗户,从伙房打了开水,凡是当时能办到的,都尽力办了。几天后夫人离去,徐淦先生写下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毫无愠色嫌泥腿,犹有柔情怜白头。”诗句被周绍昌牢记在心,每次吟诵,都感慨万端。我曾经也是囚徒,故书中极平静的描述,在我读来也是惨目惊心。

“改正”后的周绍昌曾这样说:“想到祖国的河山,不知怎么总有淡淡的一丝哀伤的忧郁。”是这样的,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负着一生一世的饥寒。

今年(二OO七)的五月四日,他寄来题为《诅咒》的诗,全诗八行。如下:

推拂不开的心的诅咒
那阴影老是纠缠不休
因为它们呵至今还在
不休地摇动巫的魂幡
用唱着歌的跺着的脚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咙
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却推拂不开心的诅咒

每个人的内心都蕴涵着精神需求,这是天性。地之兴衰,人之显晦,在生存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以后,这种精神需求就会觉醒,壮大起来,并成为人生主要追求目标。林昭在《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年祭》一文里,这样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是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我认为,这当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当黑暗不再是内心阴影,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太阳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坟墓,那又有什么要紧!

二OO七年七—九月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⑴⑵:

白化文《退士闲文》第42页 第2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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