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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无祭而祭》序: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作者:章诒和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二OO六),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着歉意、带着温柔的答覆:“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二OO七)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着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一九五八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一九五九年的家,第三张是一九六O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还活着。”“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他告诉我:成了孤儿,自己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一九O六—一九七五),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一九六O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一九六一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一九五七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一九五七》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于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援。”“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扇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娜.阿伦特极其精辟的论述!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1957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份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一九五八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

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二OO六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二OO七年六~八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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