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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犬与拆墙

作者:章立凡

怪哉!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你扯在一起要胡说些什么?!在下自有道理,请容细细道来。

话说某年某日,我到一位画家府上作客。其父乃白石老人弟子,开一代先河的山水画大家。品茗闲聊间,我谈及建国后有两事不可理喻,进得城来一灭犬类,二拆城墙。他拍案叫绝,说先父也是这个观点,此皆农民思想、流寇作风,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回想多年前搞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思甜时必定要讲,穷人外出讨饭,经常被地主的狗咬伤,故随身备有打狗棍,这是那个年代政治宣讲的基本套路。但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地主养狗,穷人难道就不养狗?地主的狗咬人,穷人的狗莫非不咬人?

本中学当年批判“人性论”,被批判的有一篇课文《打狗》,大意是说抗日战争时期,某村烈属老大娘曾养一狗,游击队进村,狗必吠之,故有翦除之必要。但老人与狗相依为命,不忍杀之。于是反复做思想工作,大娘幡然醒悟,为革命利益,忍痛同意将爱犬打死。这篇课文被指为过度渲染人性。

狗有泄露军机之患,以此类推,古来农民起义军攻打城池,最大的障碍非城墙莫属,恨狗恨城墙,皆有军事上的理由。中国乃“墙文化”国家,秦始皇筑万里长城屯兵,地主修土围子养狗,都是不许别人进入自家领地。

灭犬与拆墙,在农民革命中或有反封建意义。时过境迁,本共和国已是铁桶江山,何以还要这样做呢?除了城市管理上的一点理由外,也许就是为了“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再按批判上述课文的逻辑推之,则革命与人性应当势不两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里狗已基本灭绝(不久麻雀也遭灭顶之灾),并且不顾专家梁思成先生的苦劝,大拆古城墙。到了“文革”中的“备战备荒”阶段,仅存的城门也大部拆毁,城砖统统“转入地下”,成了人防工事的建筑材料。以至于前两年修复东便门明城墙时,还要号召市民捐献城砖。但砖终究不够用,至今仍是个“半截子工程”。

据说山西平遥县的城墙,原先也是计划拆毁的,被有识之士制止,保全下来最终申报成为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苏州城的文化积淀远胜平遥,由于主政者修筑一条贯通全城的大马路作为“政绩工程”,破坏了城市原貌,该城申报“人类文化遗产”失败,只好改报“苏州园林”再申,幸获通过。决策者的见识,决定城市的命运;以小见大,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

在百姓口碑中,可以将人骂为“狗东西”、“狗腿子”,但说到狗的品格,却又有“狗是忠臣”的评价,真是又恨又爱。不过“狡兔死,走狗烹”,当忠臣未必有好运,难免落个食肉寝皮的下场。1957年曾一度主张“平沟拆墙”,指的是平毁党与非党之间的鸿沟高墙。不料一夜之间风向突转,凡属“第二种忠诚”的臣民功狗,皆一锅烹之;而党内党外之“沟墙”,反倒越来越深厚。

语云:“天道好还”。如今人性回归,狗运亨通,族类繁衍,斗宠争奇。近年更提倡政治透明度,官商勾结任意拆毁古迹民居的“政绩工程”,亦开始有所遏止。但以往毁灭的城墙古物乃至传统四合院,已无从恢复原貌,永远成为遗憾。

《礼记》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是拂人之性,灾必逮乎身”,这是古人的民本思想。当今的政府官员应是“公仆”而非“父母官”,见识理应在封建官僚之上。

自然与人文资源,有可再生者如犬然,有不可再生者如城墙然。民心乃天下第一资源。恢复养犬易,恢复忠诚难;拆实体墙易,拆心中墙难。为政者慎之,勿被“灾逮乎身”。

夏历癸未年除夕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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