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致邮: 二闲堂




读史笔记:革命的社会成本

作者:章立凡

历史不容假设。我无意赞成君主立宪,却不时遐想,若是慈禧太后没有垂帘听政,或者她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见识,致“戊戌变法”成功,是否有许多社会成本就可以节省下来,化作现代化国家的财富。

青年王眉五于1911年在日本晋见康有为,曾直言询问:“何以人人皆谈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却仍主张保皇,拥戴君主立宪?”康有为回答如下:

“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墨西哥之九十年内乱,法兰西八十三年内争,是皆前车之鉴。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如不急当务之急,争此一空名政体,试问亡国灭种之后,纵国体共和,岂能挽救于万一。印度、安南,即为例证。虚一君位,执以号令全国,政令得以贯通,犹如一大厦,千百室设有电灯千百座,以一总开关,可以启闭,则全楼之明暗一致……。苟无总开关以司启闭,欲其全楼通明,非所取也。更值列强虎视眈眈,苟行共和,则必群雄割据,正中强夷之下怀,利用其夺利争权,利用其阋墙之战,国其危矣。虚君,虚一土木偶神耳。欧洲诸国,如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等国,所以不惜百万之俸,甘屈躬之礼,以立此土木偶者,盖鉴于中南美争总统之祸,与总统必专制之患,经几许试验,几许战乱,而后乃得此土木偶像之良法。易曰‘神道设教,万民乃服’,斯是之意也”(康同璧:《回忆康南海史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近代中国曾面临两种体制上的选择:一种是“虚君共和”,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渐变;一种是“代议制共和”,乃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宪政共和制的激变。将各国体制变革的模式相比较:前者是国体不变而变更政体,为原统治者保留权利较多,但社会成本付出较少;后者是国体政体一同变更,将原统治者的权利剥夺殆尽,但社会成本似乎大于前者。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君主制,继之以克伦威尔的独裁,国内政治动荡了四十年后,最终达成妥协,从法国迎回王室,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度。法国大革命形成暴民政治,血腥恐怖之后,继之以拿破仑称帝、帝制复辟等一系列的动乱和战争,动荡了约一个世纪才确立共和制度。冷静的英吉利民族与热情的法兰西民族相比,其政治智慧和对社会成本的计算,似乎略胜一筹。而善于学习的日本民族,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封建幕府制到君主立宪制的社会转型。康有为的“总开关”理论,可算是体制变更的一条经济法则。

东方大国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远比欧洲、日本的弱势君主制积淀深厚,也从未有过古代希腊、罗马人民大会和元老院那样的议事传统。中国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接下来发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新军阀混战、国共战争、“文革”等各种内战内乱,除抗日战争的八年算是一致对外,其余时间大多在动荡与战乱中度过。

共和国、君主国是国体的分类,民主政治、极权政治是政体的分类,政体之意义实大于国体,革命的结果不一定就是共和国体和民主政治。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皆以共和国之名行极权政治之实。

孙中山认为君主立宪是“有皇帝的共和国”,不如民主共和国先进。但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却面临没有皇帝的假共和真专制。《临时约法》和多党制国会,制约不了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责任内阁”制度无法实现。国民党也是一党专政,蒋介石成为长期搞“训政”的独裁者,民主“宪政”的诺言,从来不肯付诸实践。

举“共和”旗号行专制之实,以“革命”之名肇乱邦之祸,百年来史不绝书。关键不在于采用何种国体,而在于是否实行民主政治。

改良的结果未见得坏,革命的结果不一定好。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未必可取,康有为的政治预言却十分准确。

2004年1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致邮: 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