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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诗赠章乃器

作者:章立凡

诗人柳亚子先生与先父章乃器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柳亚老是同盟会成员,1909年11月13日,他与陈去病、高天梅在苏州发起南社,“籍诗文号召天下,鼓吹革命”,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学史上曾做出过卓越贡献。1935年,为纪念南社的精神,由柳亚子出面,联络南社、新南社的部分社员,又成立了“南社纪念会”,并吸收了社外热心支持者蔡元培、钱昌照、曾虚白、赵景琛、刘海粟、黄苗子、郑逸梅等人参加,会员近400人。

同年,为挽救民族危亡,父亲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救国会,救国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1936年夏,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借请客为名,企图扣押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但在他们义正词严的质问下,又不得不将四人放回。不久,吴铁城又找到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馥荪),以发动挤兑相威胁,要求辞退章乃器(他当时任该行副总经理)。李铭向父亲提出,由银行出资保送他去英国留学作为转圜。但父亲认为:我不能让银行受累,但也不能离开救国会,那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事业。于是当场辞职。

父亲不但放弃了一般人视为极难得的“镀金”机会,还亲手砸碎经营了二十年的“金饭碗”。他回忆说,当时“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骂我是大傻瓜,但也有不少人是同情赞许的——柳亚子先生便是极度同情的。他赠我的诗热情洋溢,主要的原因就在此。”1)

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因为爱好诗词书画,经常从父亲的藏书和碑帖字画中揣摩学习。某日从客厅的一只卷缸里,翻出一堆当代名人的卷轴,内中有柳亚子书写的一个立轴:

青田人物数南章,肯与刘基作雁行。
驰誉不同明七子,赏音谁是蔡中郎?
范滂抗节犹钩党,管仲匡时亦重商。
二字天真君谥我,杜陵李白太寻常。

这是柳亚老1955年赠给父亲的一首七律,全诗对仗工整,热情洋溢,以比兴笔法,一口气列举了刘伯温、“明七子”、蔡邕、范滂、管仲、杜甫、李白等二十位历史名人,概括了父亲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术上的成就。

柳亚子在诗中以蔡邕为喻,将父亲引为知音。蔡邕为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善解音律,据史书记载,他因听到灶下的一段桐木在烈焰焚烧中发出的声音,知为良木,裁而为琴,果有美音,这就是著名的“焦尾琴”的典故。

父亲曾对我谈起,亚老是个率真的诗人,有政治抱负,但其实不懂政治。在建国前夕,由于各民主党派都有人竞争政府内的职务,搞得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一次宴会上,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大老发生言语摩擦,举座为之不欢。亚老是性情中人,当场使酒骂座,气得李维汉说柳亚子“流氓”。事后父亲悄悄对亚老说:“亚老,你最大的特点是天真。”亚老一向自视甚高,对“天真”二字却欣然接受,认为是对一个诗人的最高褒奖,可作为自己的“谥号”。李白、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人深厚友情,历来被人称颂,柳亚子则认为知我者章乃器也,已经超过了李、杜间的的情谊。

诗中提到的刘基,字伯温,是明代的开国元勋,青田人,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开创大明三百年江山,后受朱元璋猜忌,被政敌毒死。父亲是刘伯温的同乡,柳亚子认为父亲是可在历史上与刘伯温比肩的人物。

父亲少年时曾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后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工商界。他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银行练习生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但为了抗日救亡,不惜毁家纾难,还舍弃了银行界的职位和高薪。他曾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民主政党——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但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又先后离开了这两个政党。他曾受到毛泽东的礼遇,历任政府要职。在1957年的政治风浪中,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但他不改初衷,赍志以殁。

柳诗中的“明七子”,有“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九思、边贡、康海、王延,与“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谢榛、宗臣,皆为明代文坛领袖,柳亚子以此隐喻当代的“七君子”。

诗中的“钩党”是结社的意思,中国知识分子的结社,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与把持朝政的宦官抗争的“党人”。名士范滂与李膺、张俭等均为党人的领袖,最终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囚禁或流亡,史称“党锢之祸”。

父亲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6年他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救国会领袖一起,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但父亲在抗战期间,又因反对损害中华民族主权的《日苏中立条约》,于1939年退出了救国会。1945年他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主张民主和平,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父亲在党派同人中以辩才无碍著称,并素有“宣言专家”的名号。救国会、民主建国会的纲领、宣言以及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联合宣言、声明,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经常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他重视发展商业经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柳诗以“管仲匡时亦重商”来称赞父亲在经济方面的学识和才干,也许不算是过誉之辞。

父亲30年代初他联合上海各华资银行,创立了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通过与外资同类机构的竞争,成为全国独占事业,被誉为“中国资信业第一人”。抗战爆发后,父亲应李宗仁之邀,出任抗敌前线的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濒临崩溃的省扭财政亏为盈。40年代父亲在重庆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和上川企业公司,并创办了民族工业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 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言人,他主张实现国家币制的统一,创议以“信用扩张”代替通货膨胀,加快资本流通,建立现代化的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主张以“立体工业经济体系”,代替平面发展和重复建设;他反对豪门资本,首倡财产实名制,主张合理利用外资,倡议开发大西北。

1948年底父亲应毛泽东之邀,毅然舍弃香港蒸蒸日上的房地产企业,搭乘海船秘密北上参政.1949年以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长等职。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在半个世纪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赢余。

“性格决定命运”,柳亚子诗里提到了中国士大夫的“抗节”风范,其引以为典的主要人物刘基、蔡邕、范滂等人,结局都是悲惨的。这首1955年的赠诗,原意是赞扬父亲的才学风骨,不料却一诗成谶。

1957年,父亲通过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1963年他被开除出民主建国会,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虽与柳亚老诗词唱和,优礼有加,但对这位“牢骚太盛‘的故交,始终没有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其实原因就在于亚老的“天真”。

父亲自幼酷爱诗词歌赋,青年时代常有诗作。晚年罢职闲居,也常应邀参加一些朋友的诗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受到残酷迫害,他的诗作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柳亚老于1959年辞世,他书赠父亲的 原诗立轴,也在这场浩劫中下落不明。

这首诗当时我读了并没有记住,但后来父亲凭着记忆,写进了他的《七十自述》中,自云“竟追忆不爽,为之大快”2)


2004年1月8日 结稿于风雨读书楼


注释:

1)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11页。

2)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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