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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经济维权引爆革命


作者:章立凡


“天下未乱蜀先乱”,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首义成功在湖北武昌,革命导火索却是四川保路运动。此前革命党人曾发动过大小百余次起义,均告失败,孙中山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又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系因川路公司经理参与墨西哥橡胶股票投机造成,政府不予认可。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川省铁路股份中又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却遭到朝廷申斥,不久去职。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中反正,端方被杀;同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22日,赵尔丰在成都被杀。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

1911年5月在立宪运动压力下成立的“皇族内阁”,再度印证了清王朝是一个自私的“部族政权”(钱穆先生语):十三位阁员中,有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套人事格局,令立宪派和北洋将领相率离心离德。身处风雨飘摇的末世,以摄政王为首的“天潢贵胄”们,完全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和判断力,以为靠铁腕就能维持祖传特权,越发认定自己的子弟可靠;而越是紧抓权力的稻草,灭顶也来得越快。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老大帝国的一贯做派。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也是想抄就抄。近代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之后,这套予取予求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时,就被守旧大臣视为“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的怪物。四十六年后,这怪物果然断了大清朝的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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