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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上毛泽东书》读后

作者:章立凡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表态,在党内外引起了震动。人们纷纷猜测:毛泽东为什么不想当主席了?中共党内反映谨慎,而在党外人士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党外人士的两封上书

领会领袖心态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老在信中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并要求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内容传达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却在五月十八日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动议表示热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四月三十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

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要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举也。


陈铭枢除了举华盛顿为例,还谈到德国的俾斯麦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复述了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

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鉶初试,必能割此痈疽,一扫颓习,己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毛泽东对此信没有表态。两周后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严厉批判,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


二、毛泽东的“主席情结”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动议;一九五九年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了他的提议,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七O年他坚决反对设立国家主席,最终导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

一系列历史事件表明,毛泽东对国家主席一职没有什么好感,自己不想当也不喜欢别人当。但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其所由来者渐矣,须追溯到中共“八大”前他与刘、周的分歧。

毛泽东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就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礼仪性的职务,主要是出席国家重大活动、颁发政令和任免事项、接见国宾,令习惯于山中自在的毛泽东渐渐不胜其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辉煌开国的荣耀渐渐淡化之后,毛感到他“熟习的东西”正在闲下来,而以往所不熟习的经济工作,却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过分歧。薄一波曾经谈到:“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九五三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毛批评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在新税制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以组织上的分散主义错误为由,于一九五三年三月提议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

同年五月,他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上述这些分歧,后来诱发了企图推倒刘、周的“高饶事件”。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又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诗人气质的领袖喜欢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符合经济规律和国力。分歧在一九五六年几乎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发动了对邓子恢的批判,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掀起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的全面冒进。周恩来不断地抵制冒进的形势,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搁置。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交毛泽东审阅,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后他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两年后清算“反冒进”时,他更指责这篇社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象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的躁进方针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明显感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需要重新树立权威。一九五七年五月的“整风”,就是重树权威的战略部署,笔者在《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一文中已作过分析。

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在九月十日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上,谈到自己在历次党代会上当选和落选的情况:“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指第二、四次党代会落选中委,第六次党代会未入政治局);还谈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九月十三日他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此时正值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当口,“老大哥”苏共也历来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重申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新党章将原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除了(据说是根据毛本人的提议),并真的接过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为他预设了一个职位:“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继续作出后退姿态,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想当了。中共八大,他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毛泽东在“八大”仍当选连任党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自称“跑龙套”的他再度放风:“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四月十日,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再度变调:“我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此后就不再提辞党主席了。

这些都是他四月三十日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前奏。待到五月一日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党外大老上书挽留之后,毛泽东才在该信的批语中说出了最关键的话:“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虽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

毛泽东在两年后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八大”与“九大”居然间隔了十三年,接班人问题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心病。

从“八大”前夕提出不当党主席,一变为“两个主席都辞掉”,再变为让出国家主席而留任党主席,直到十年后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并废除这个职务,虽然事态的发展有历史背景上的阶段性,心路历程却历历在目。

毛泽东很清楚——“党是领导一切的”。

“以退为进”是政治家的大谋略,但伟大领袖当时的战略意图,熟读兵法的陈铭枢竟未参透。


三、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规谏”

陈铭枢成名于北伐战争,在国民党中曾历任十一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领袖,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皆其部下;一九三三年他参与策动“福建事变”,揭橥反蒋抗日。一九四九年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陈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儒将和诗人,又兼具佛学家的身份,别号真如居士,一生与熊十力、梁漱溟结下深厚佛缘。他在一九五O年曾三次上书与毛泽东论佛学,毛回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就佛学进行了探讨,谈话内容至今未详,但毛显然没有接受他那套“佛学治国论”。一九五二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曾当场为梁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他后半生官越做越小,在民革属于非主流派。

这次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重新激起了陈铭枢参政热情。他在5月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学校的党委制后,对报刊摘要刊登他的发言表示不满;随后接受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建议,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发表在12日的《人民日报》上;十六日他又在座谈会上提出:“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十八日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倒是既谈优点也谈缺点,还表达了对一部分民主人士政客作风的不满:

……我素稔您乐于与非党人士接触,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从旁观察,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建国后,党为化敌为友,对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人士,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很少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阘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至党内有不平之气,党外啧有烦言,尤其甚者,新社会风貌受其玷污,工农干部受其影响,青年学生蒙其毒害。此种世俗之见,虽由来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将成风,尤足殷虑。……

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之发扬蹈厉,知所警惕。特别对非党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懔,风行革化,拭目可待。


陈铭枢希望毛泽东能够对以往的行藏有所反思,提高个人修养,特提出四条“规谏”: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一磬所怀,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而产生的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内的函件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言,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趋,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词汇,恢阔的风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读信至此,悟出陈获颁“右派”顶戴,端的是咎由自取。

信的前半部分已指出了毛泽东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政策措施上“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最后的四条“规谏”,又总结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的四大过失,领袖肯定不会闻过则喜。

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有一门谋略大法,叫做“揣摩学”。陈铭枢的国学修养,从上毛泽东书中可窥见一斑,惟独在这门学问上远逊于另外两位上书人。

黄炎培、陈叔通的“劝留”上书,其“连选不得过两任”的建言,从宪政建设的角度当然可取,但不写给毛泽东而直接写给刘少奇、周恩来,显有讽劝二位的深意,令刘、周无法开口,为毛预留发挥空间;而陈铭枢竟以“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直接向毛进言,偏要弄假成真,更有支持“反冒进”之嫌,越发令人不受用。终毛一生,何尝真正以国事信托于人?

陈铭枢在一九三一年调停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之争”,直接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二人间的嫌隙即由此而生。二十六年后他旧调重弹,以党外人士之身“促退”毛泽东,才是贾祸的关键所在。


四、历史令人扼腕

陈铭枢后来检讨说:“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它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主席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座谈会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言辞虽然激烈,后来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五天之后陈铭枢以私人信件方式提出“规谏”,下场却截然相反。这两人观点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陈有“劝退”之语。公布个人来信以发动批判的手法,后来毛泽东还对彭德怀使用过。

再比较一下两封上书的作者结局:对不连任“期期以为未可”的黄炎培、陈叔通,曾在“反右”发动的前夕(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受到毛泽东的深夜召见,面授机宜,后来安贵尊荣到老死;“以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陈铭枢,则贬职赋闲(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而终。

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后,第一件事就是乘胜在党内“反右倾”,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彻底清算,然后按照自己的旨意发达了“大跃进”。毛对于张、陈二人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同年的成都会议、汉口会议上,他也讲过类似的话。

毛在“反右”前的讲话中,曾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潜台词殆非检讨而是自负。这四个字简直就是“冒进”和“大跃进”的同义语,也是他对“好大喜功”的批评一触即跳的原因所在。

陈铭枢遭到重大打击后,晚年潜心修佛,行事低调,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时政。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最不顺耳的当属“下诏引咎”四个字。这番话与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的“右派言论”一道被整理上报后,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在庐山会议上旧话重提: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 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 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十年到十五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四时逝世。距毛泽东祝愿他们这些人长寿的时间,仅隔六年,来不及观摩赶上英国后的盛世。

逝者的修佛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如是评价斯人:

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意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翌年二月十七日,另一封上书的两位作者——同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陈叔通也相继逝世。

“真如居士”陈铭枢圆寂一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人庆幸佛法护佑陈逃过了这场人间浩劫。据说他的日记史料价值很高,惜迄今未见现身。

共和国的“上书史”中,有两位将帅最值得纪念,一位是共产党开国元帅彭德怀,另一位即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君子爱人以德”,着眼点各有不同,彭为民请命,陈则关注领袖的个人修养。如果毛泽东接受了这两位的诤谏,则后来的历史或将重写。

以陈铭枢的谔谔诤言,比照毛泽东晚年所犯的种种错误,可谓切中要害。他的上书中,还有一段讲民族精神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于世风日下的今日读之,更令人扼腕:

……我国民族素有温柔敦厚的气质,广大人民守法服从,若出天性。加以重理性,讲公道,爱和平,知恩报德。治国者苟能重视民族精神,导之以正,示之以公,齐之以严肃,人民之归附。将如水之就下,莫之能御。今天,在狂风暴雨之后,继以丽日风光,则上行下效,如影随形,如响斯应,其收功之速且大,可断言者。故来日大战,不患人民之不乐于赴命,而患在剗于现在的水平,不发扬民族智慧和潜力的最高领域和最大的可能性。……


以国士诤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师友待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们心目中的明主,往往有叶公好龙之癖。


二OO五年九月五日 风雨读书楼

原载《随笔》二OO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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