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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二老——舒諲、文强印象

作者:章立凡


文老未习武,武老却能文。

文老姓冒,名舒諲[1],是元朝镇南王脱欢帖木儿(一说中书右丞相脱脱)的苗裔,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其父冒广生(鹤亭)[2]是一代诗词大家。舒諲以倜傥风流的世家公子,蜚声文、剧、影坛,又服务于金融界。据他说,自己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又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加入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却忘了需要证明自己的党籍。

武老反倒姓文,名强,是抗元的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出身缙绅世家。他早年投身黄埔军校、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文强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曾担任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职务,后因党内斗争脱党;从事一段新闻工作后,进入军统局成为要员,官拜中将;国共内战中被俘成为战犯,关押二十六年后特赦。

二老皆出身世家,从家族史上看,以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冒家,到了明代仍入仕,明末与汉族一道抵抗过女真人,有清一代至民国,仍世代为官。文家在元朝想来不会事外族,明代曾否入仕不详,但在清朝出了两位“上大夫”,清末民初出了革命党。

谁也没想到,这对从老祖宗算起分属敌对阵营中的文武二老,都有兼跨国共两党的经历,晚年则与我这晚辈同席说古。


一 初识舒諲盘掌故

我的朋友徐女士,是一位成功的典型上海女性,善生活,喜交游,爱美食。其父早年服务于银行界,过世多年,女士事母至孝,朋辈皆膺服,俨然“大姐大”。九十年代中,曾一度轮流做东,吃遍京师的各路名馆。

某日女士来电话告我:“我爸的老同事冒舒諲先生想见你,他认识你爸。”舒老的文章我已读过不少,特别是那篇他1957年陪其父晋见毛泽东,窥见“反右”雄文文稿的故事,印象至深,于是欣然同意。

约好日子之后,我偕女友在徐女士陪同下,前往海淀双榆树南里老人家中。这是那个年代设施较好的一座居民楼,记得侯德健也曾在此楼居住过。

舒老的家在一层,陈设简朴,无富贵气象。惟四壁书橱及案头文稿,透露出书香门第的渊源。老人年过八旬,清癯儒雅,华发童颜,皱纹很少,头发和唇上的一字须,都梳剪得十分整齐。他一见我面就说:“你长得很像令尊。”其声低而绵,肺气似不足。这副典型的江南才子相,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草原民族血统。老人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开始打开话匣子……

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他是何时与父亲相识的,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两人都曾服务于银行界,必定有相交的机遇。不待我发问,老人自己就翻开了这张牌:

建国前夕我到北京,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那时令尊和沈志远、千家驹应南汉辰之邀,担任人行的顾问,办公室相邻;他们地位比我高,好像每人有单独的办公室,我们专员则是数人共用一间。

接下来他谈起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陈云为解决上海粮食和燃煤危局而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情况,后来被我记入一篇怀旧文章。老人说,陈云是他认识的共产党领袖中最谦虚者。我请他举例说明,他说陈云没有架子,不像有的人不懂装懂,有不明白的问题能够不耻下问,所以大家都愿意帮忙。记得初次开会与专家们见面时,陈云在开场白中说:“我是个‘土包子’,比如这个电话机怎么打长途,我还弄不懂呢!各位见多识广,很多经济上的工作都要向大家学习……”。

听舒老如此说,我当时有些奇怪。那个年代领导人自称“土包子”者,往往带有革命的自豪感,甚至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后来读到了陈云自述夜请我父亲给他讲课的一段文字,看来他对专家们的表态是实在的,既非自傲,也非客套。

当日老人送我一册《扫叶集》,是三联书店刚再版的。他堪称硕果仅存的掌故家,如同一本历史活字典,凡我问及的遗闻逸事,像如皋冒家与淮安周家的世交关系,他的少年同学蒋纬国、荣毅仁、唐纳以及影剧名人胡蝶的往事等,无不娓娓道来,条理井然。当时正是一个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很少有人关心那些消逝中的往事,像我这样一位关心历史掌故的晚辈,是他可以倾诉的对象,可惜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老人的心情。

舒老已从人民银行离休多年,夫人诸玉女士是友谊医院的退休医生,女儿已定居澳大利亚。老夫妇的日子既不穷,也不富,只是比较落寞。舒老爱说爱写,谈讌笔耕两不误;老夫人不爱说也不写,仿佛资源都已被夫君占尽,她只是个沉默的影子。

老人好交游,后来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个电话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时间,他想请客吃饭。从电话中可以猜出老人内心孤寂、却又怕打扰人的踌躇,我从来都欣然应邀,开车去接舒老夫妇,并抢着做东。但有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过生日),老人是坚持自己付帐的。每次出门宴饮,老先生必定穿戴整齐,头顶贝雷小帽,手拄文明棍,十足的名士派头。


二 相约探访张玉凤

我自问疏于交际,因此错过不少向前辈请教的机会。舒老视我为忘年小友,由此成为其“夹袋”中之一人,他喜欢把我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也会推荐一些特殊的人物给我。识天下人物而绍介之——这是老人的一大乐趣。

1998年3月,舒老来电话说,他想邀张玉凤女士吃饭,问我是否有意前往?我心中有些诧异:老先生真是交游广泛!他知道我对历史的兴趣,或许是有心安排?

我知道张女士受党教育多年,断不会随便向人透露秘辛。其实在文史研究者视野中,历史人物无分尊卑贵贱,皆“素材”也。抱平常心一起吃顿饭,有何不可?便回答说:“还是我来请客,到时候去接您。”

舒老在1937年和1957年,曾两次访问毛泽东。第一次是作为记者身份访问延安,写下轰动一时的《边区实录》,连载于邹韬奋主持的《抗战》杂志上,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系统报道;第二次是因尊人冒鹤亭老先生来京,毛泽东久慕其名,读了鹤老在报上发表的整风意见,托周恩来约老先生到中南海叙谈,舒諲陪同父亲前往。当宾主纵论词章、谈笑风生之际,这位不安分的公子,无意中窥见一个绝大的机密:邻座者手握毛批改得密密麻麻的一束文稿,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当日主人敬老尊贤,执礼甚恭,临别问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赠,鹤老坦言:"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主人亲自送父子二人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框,以防鹤老碰着头。

领袖接见后不久,“反右”狂潮便迎头砸来,鹤老仅以身免,儿子舒諲却遭灭顶,堕入他所说的“拔舌地狱”,晚年方成“出土文物”。那段“惊鸿一瞥”的新闻,过了很多年才被他写成旧闻爆出。我曾问过舒老:当时您怎么会注意到那篇文章?他答:你别忘了,我是新闻记者呀!我开玩笑说:事有先兆,那日有主席以巨手保护,鹤老先生没碰着头,可舒老您就碰头了!

3月12日下午,偕女友如约接上舒老(老夫人不愿去),驾车至西黄城根国管局家属院内停车。老人打了一个电话,张玉凤的夫君刘爱民先生便下楼来迎接。刘先生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看便是位厚重的北方汉子。我们登上一座普通的砖砌单元楼房,张女士及小女儿已在家门口等候。

舒老事先曾向张玉凤通报说,要带干女儿同来,见面时张看着我女友说:“你有这么漂亮的干女儿!” 给人的感觉很是随和亲切。她当时已五十五岁,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看不出有任何化妆,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身着藕色圆领羊绒衫、米驼色裤子,与肤色、发色颇为和谐,整体感觉干净明快。

张女士搀扶着舒老,将我们延入客厅坐定,又忙着上茶。从搀扶老人入座到上茶,我感到女主人确实训练有素,所有动作都十分自然而又到位,不愧是做服务工作出身。记得在途中舒老就谈及,他与张女士是在去内蒙参加一项活动时认识的,她很会照顾老年人。

舒老向主人介绍说:“这位是章先生,他父亲是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有与毛泽东共事的经历,1957年受到毛的点名批判,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得有次在余秋里家,饭桌上他像考核干部似地问我:“你爸爸对毛主席的看法怎样?”“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回我不清楚舒老事先是怎样通报的,便没有解释两人是怎样一种朋友关系,张女士也没有问。若论个人结局,毛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开国元勋,则比父亲更惨烈。史家不以私见而废公心,我自问对毛泽东的心态是平和的,无非是实事求是,将神还原为人而已。

我们参观了一下房间,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房,室内简朴洁净,一如其主人。张玉凤说,这是她与老刘结婚那年,分配给他们住的;室内有两只从中南海搬来的老式书柜,是当时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礼物。她说自己跟随主席多年,这是老人家留给她的唯一纪念。书柜里和茶几上,有几套线装本的诗词、楹联集,还有一些宣纸的字卷,看来张女士受老人家熏陶,对诗文书画亦有爱好。

墙上悬挂着启功的一副书法,是杨慎那首传诵千古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这种场合重读这样词章,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令人联想起元稹的《行宫》诗……

我注意看了看墙上的全家福照片,当时大女儿四五岁的样子,小女儿才两三岁,被爸爸抱在怀里;两个女孩的面庞眉眼儿,与老刘像一个模子里活脱出来的。还有一幅张玉凤在东北拍摄的近照:山野白雪皑皑,她身着军大衣,红贝蕾帽配红围巾,玉树琼枝下红装素裹,看上去依然青春美丽。

张女士待人谦和而又大气,分寸把握得恰倒好处,令人丝毫感觉不到分寸的存在,从语言到声调,都显得毫无做作。书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女主人见舒老有兴趣,便大方地打开让我们浏览,里面似乎是她抄录的一些诗词。女友认为她的字像“毛体”,我倒觉得有点像江青的字体,但比“江体”娟秀,仍属于“秘书体”一类。

刘先生当时在铁路部门担任处长工作,而张女士则刚刚退休。她退下来后一点不寂寞,很多怀念毛泽东的人,将对老人家的感情移至他身边的人,因此经常有各种邀请。我们谈到写回忆录的话题,她说现在还不能写(与组织上有约定)。我说: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淡漠,现在不妨自己先慢慢写,写完了也不必忙着发表,只要记录下来就好。她不置可否,我也没再多说。

闲谈了一阵,便邀他们一家三口(大女儿当时已在国外留学)吃饭。张女士换了衣服,我与刘先生分驾两车,齐至光华长安大厦的“夜上海”餐厅共进晚餐。那晚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其乐融融地叙些家常,谁也没有涉及敏感的话题,一如我所预料。舒老特别欣赏这里的红烧狮子头,说下次还要来吃。我再次注意到,老人用餐时,张玉凤照料得十分周到。

宾主尽欢而散,我送舒老回家,归途中老人略显得意地发感慨:“怎么样?不简单吧?到底是毛主席调理出来的!”舒老一生阅人多矣,我看得出他欣赏张玉凤,遂戏曰:“您今日也享受了主席待遇。”

我不知这位被毛戏称为“张飞的后代”、连江青都要讨好她几分的“小张”,与此时无权无势、返朴归真之张玉凤,有着怎样的区别,但看得出她对长者有一种朴素的尊敬。同时也觉得百闻不如一见,至少澄清了个别无聊的传闻,令我改变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当承认,虽人各有命,但文人舒諲的欣赏不无道理,与雄主毛泽东所见略同。


三 文强慷慨话当年

有天舒老来电话说:“文强[3]老先生想见你,他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令尊,想同你叙叙旧。”文强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记得“反右”时有人揭发父亲,其中一条罪状是“章乃器勾结军统大特务文强”,但怎么个“勾结”法。我却一直没搞清楚。

约好见面的日子,偕舒老及其老友吕德润先生(原《大公报》著名记者),同往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这一带当时诨称“新疆村”,杂乱街道的两侧,有不少维吾尔同胞开的风味餐馆,记得以前曾专门到此来品尝过“拉条子”。

文老住在街北的一座楼房里,他和夫人已在家等候(这是他的第三任夫人,最后竟告仳离)。老先生精神矍铄,头已卸顶,面颊削瘦,身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不经意中带出了精干的职业特征,举手投足之间,看得出是个习武之人。

“今天我真高兴,能够与老朋友的后代相聚!”他操一口不算浓重的长沙官话,底气却比舒老要足得多。“你父亲对我们国家民族、对抗战的贡献很大,我今天早上写了一副对子送给你。”

文老干的这一行,借用当年某盲公给戴笠批八字时的判语,乃是“文不文,武不武,文武之间”。其实老人家允文允武,有出口成章的才赋,记得在董竹君先生家里,就挂着文老送给她的五首诗。

聊了一阵之后,我们便驱车同往“九头鸟”酒家,这是舒老熟识的一家湖北风味餐厅,显然符合文老爱吃辣子的口味。他说起自己有个儿子对饮食很有研究,在贵友大厦后面开了一家餐厅,字号是“阿文汤包”。这家以蟹粉汤包闻名的上海菜馆,恰好是我经常光顾的。以前只知道他的公子文贯中是旅美学者,没想到文府另出了一位美食家。

文老的谈吐中,不时透露出一种慷慨豪侠之气。他于养生之道也很在行,芜冬厉夏拳不离手,对自己的武功也很自负。谈及某次参观武警部队时,曾与年轻战士比武,两个壮小伙同时扑来,被他一并撂倒,那年他已九十岁。经文老在餐桌上当场传授,我至今仍记得这种格斗技巧。

那天,文老谈了与我父亲相识的经过:

我在军统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八一三”抗战以后,我奉戴笠将军的指令,与令尊接触。当时令尊在上海大学教书,他有几位在日本人的机关任职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彭寿,另一个叫程克祥,主动提出要为祖国服务。你父亲就找到戴雨农将军,要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后来他们就归我领导。

在大敌当前的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同政治力量相互合作、一致对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风潮中,却成了父亲的罪状之一。关于这段故事,文老已在《文强口述自传》中讲了,本文不赘。至于他提到的两位青年,后来就一直在军统服务,进行对日谍报战。父亲说彭寿曾为民主运动做过一些好事,1949年以后去了海外。

我知道父亲与戴雨农将军相识,是1936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我曾问他:“你对戴笠印象如何?” 父亲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他还背诵了当年章行严(士钊)先生挽雨农将军的名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始终认为,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就无法解读中国近代党派史。文老干特工这一行,与会党人物交往甚深。他的父亲系同盟会员,既是黄兴的朋友,又做过蔡锷的秘书长,我想应是先入华兴会,再成为同盟会员的;而华兴会与洪门的关系,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老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辈分,却始终没有提及,我也没有问。

抗战军兴,戴笠奉蒋介石的指令,与杜月笙合作在淞沪地区组织“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成员多为帮会徒众,具体工作由文强负责。“忠义救国军”其实不像现代京剧《沙家浜》所演绎的那样,专干坏事不抗日,有不少中共党员也加入了这支部队。后来文老又被派去监控“东陵大盗”孙殿英部,这位“孙老殿”出道前也是会党人物。

文老谈话中还提及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恰好是我的舅舅王艮仲。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是黄炎培(任之)所办职业教育社的资助人。太平洋战争前夕,文老奉命撤离上海,但苦于没有川资和安置部下的经费,王立即拿出两万块救了燃眉之急。文老到达香港后没多久,日军就开始进攻香港,他便和陈策将军一起,与港英当局合作,组织M.P[4]维持社会秩序。

陈策将军是老同盟会员和海军前辈,国父中山先生的生死之交,他官拜海军中将,又是香港秘密社会的龙头老大。我以前读过一本关于香港沦陷的书,知道日军进攻时,会党人物在“策叔”的号令下,上街维持地面,香港社会秩序井然,恰好与文老所说相印证。后来英军战败投降,“策叔”等撤离,各路“烂崽”抢在日军进驻之前,大肆洗劫富人区。

我告诉文老:王艮仲是我母亲的表哥,曾留学日本。他虽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但其经营是现代化的,办农场、开银行、修公路、兴教育,后来又参加民主建国会,属于开明士绅,1949年以后任国务院参事。土改时老家要揪他回去斗争,他跑去跪求黄任老救命。黄任老那时是主张“江南无封建”的,代他向周恩来求情,周公对上海方面说:“王参事的事,就在北京解决吧。”这才保住了性命。王的管家是个跛足,在家乡土改中成了他的替身,据说斗争的方法之一,是罚这个残疾人爬海堤,很快就斗死了。


四 兄弟阋墙真若梦

文老是毛泽东的表弟,与何叔衡、谢觉哉也熟识,经夏曦介绍,与毛泽覃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在校时跟林彪打过架。老师周恩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跨党分子选择党籍时,他选了共产党,1927年又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他因党内斗争脱党,回湖南办过报,又被戴笠看中,到军统做对日情报工作,官至中将,但自问从未做过与中共为敌的事。

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互相倾轧。文老决心脱离这个是非圈,主动要求到湖南程潜(颂云)将军麾下任职。但宿命难逃,三个月后又被蒋介石调到杜聿明手下当代理参谋长。临行前颂公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结果一语成谶,果真在淮海战役被俘。我暗想:他若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当时“战犯”与“起义将领”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运气却有天壤之别。平津战役时,陈长捷奉傅作义的命令,死守天津被俘;半个月后傅却在北京接受了和平改编,陈一直怨恨傅长官事先不跟他通气。

文老被俘成战犯后,态度强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你们毛家还跟我家攀亲,娶了我家的文七妹呢!”因为与毛、周、朱的老关系,最高当局五十年代就曾打算释放他,但要写份悔过书(据说这是周公的意思),他顶牛不写,结果多坐了二十多年牢,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我问文老:“您是否受了先祖的影响,认为忠臣不事二主?”他爽快地承认有这种思想。其实国民党也曾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登报悔过,那时是各为其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徒也是不肯悔过的。

谈起关押生活,文老无意中提及一位我俩所共知者的结局,令人大为震撼: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秦城监狱,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5],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

这位程远女士,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但在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位社交界的名媛,人称“黑牡丹”。1978年,我因女作家胡兰畦先生而结识程远的妹妹程其耘女士(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夫人),故关于其不幸的身世,我知之略详。

程远原名程其英,为家中长女,是学贯中西、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社交场上,不少名流趋之若骛。她曾留学德国,因反对法西斯而被驱逐出境。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被叛徒陆海防出卖,一家被军统追捕,走投无路逃到程府;程大小姐豪侠仗义,把他藏起来,掩护脱险,而自己却未及走脱,被沈醉率特务逮捕,囚禁了四个多月,释放后仍为抗战和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以后,她竟因被捕的历史背上黑锅,历次政治运动都脱不了干系。程女士在北京大学任教,业务能力很强,却连教授都评不上;她一直独身,往日的友人和追求者皆退避三舍;“文化大革命”中更在劫难逃,被人诬指为小说《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受尽批斗侮辱后,一代名媛玉殒香销。过去我只听说她是自杀身亡,何以尸体在秦城监狱出现,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程远的亲属及胡兰畦等友人为她奔走鸣冤,刘思慕也为她作了证,终获平反。追悼会上,只摆了一个空骨灰盒,内置眼镜一副。哀乐声中,程家姐妹想起大姐的惨死,哭得泪人一般,见者无不动容。

原国民党桂系政要程思远先生,六十年代陪护李宗仁先生自海外来归。他与程远似有情愫,某次在全国政协见到文老,追忆起这位当年的秋水伊人,程老述一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老对曰:“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

不知他是怎样联想起张学良的,但这个下联从字面上无可挑剔。据说当年二程出席郭沫若、于立群的婚礼,曾有人出此上联考新郎官,郭未能对。

我对文老说起程远的后事,他长叹一声说:“我该是见到程远的最后一人了,她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我过后思量,汉卿将军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老被特赦后,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公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还说了这样的话:

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是亲兄弟,分家闹得天翻地覆,但最终是要和好的。

1949年国共和谈时,张治中将军曾有“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的说法,但不为周恩来所认同;此时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却有此顿悟之语。谈话过后没几天,周公就逝世了。文老十分伤感,一口气写了八首悼诗。

记得文老逝世的那年,胡德平先生曾打电话来,要找我父亲1946年写的《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说是要在会晤章孝严先生时引用。那篇政治杂文描述了小说主人公做所的一场大梦:二十年来国共两党求同存异,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并走上富强之路;“所有我们遭遇到的惨痛不幸事情,梦中都不曾发生,因而许多丑恶可耻的现象也都变成美丽可喜”;文章的最后说,“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

国民党离开大陆五十六年后,主席连战先生于今年率团参访大陆。文老作古已近四年,我想起他所述的周公遗言及父亲的“说梦”,不禁感慨系之……


五 不堪耆老尽归山

舒老保持着旧时公子的天真,对痛心疾首的政坛事件和浊世百态,不时发些议论,问我一些百思难解的问题,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常被老伴讥为“老小孩”。

他常与我谈论自己回忆录中的内容,对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江青、唐纳、董竹君、陆铿等人皆有述评;谈及当年没有确认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时,舒老常流露出某种遗憾。我也直话直说:“我觉得回忆录应持独立的人格与思考,不妨以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为主线,而无须以党史为轴心。” 平心而论, “遗憾情结”虽系人之常情,而“相忘于江湖”才是文人本色。

老人回首往事,把早年儿女情长的故事都写了进去,共有八段,自称“八个梦”。老夫人常为此不肯原谅他,恨恨然说:“他就是忘不了那些风流韵事!”为此,他的回忆录拖到逝世后才出版。

多情公子怜香惜玉,是旧时文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今人读舒老的《微生断梦》,往往与其先祖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类比,或认为与当今情场上的“玩深沉”相似。但我读他的遗作,却感受到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他与这些心仪的女郎之间,似乎是多是精神恋爱,或许属于“思无邪”一类。在自述中,舒老追忆前情,犹自悲忏;对冒氏封建大家族中几位不幸女性的早逝,常痛惜不已;回想起孩提时对仆佣的顽劣任性,仍追悔自责。

记忆中老人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在北京图书馆院内的“东坡酒家”度过的,酒家的主人,是一位经历坎坷的前志愿军战俘,同席者还有吕德润伉俪。席间舒老饮了几杯酒,说了自己来日无多之类的话,马上被我劝止了。我心中很有几分伤感,因为老夫人私下对女友讲过,舒老的身体维持不了多久了,她是学医的,心里很清楚。将来老先生百年之后,她准备到澳洲女儿那里去住。

那场寿宴以后,心里常常有些忐忑不安。或许是成长过程中人文背景的相似,我觉得与老人有一种非语言的相通。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老年的自己,不过他比我要脆弱。

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介绍我结识舒老的徐女士,开始报告不幸的消息,我与老人的人生环路交会,至此走到终结点。“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小环上挂着的铃铛,就是徐女士的电话铃。

老人走得很安详,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如其惟恐麻烦别人的作风。逝世那天下午,他饮了一杯牛奶,坐在藤椅上小憩,小保姆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发现老人已经仙逝。按照遗嘱,不举行仪式也不通知朋友,就直接火化了。

赶到双榆树南里那间熟悉的小客厅,室内一切如旧,只是那张熟悉的藤椅空了。它的主人化作一团灰,此刻正静静地呆在另一房间案头的木匣里,等待着友人的告别。

步入家庭灵堂鞠躬时,望着镜框里变成图画的老人,女友忍不住开始哭泣。老夫人一直显得很平静,对发生的一切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此刻反倒抚慰起吊客来。走出房间之际,我回头望了一眼,镜框中的老人,也正用略带忧伤的眼神望着我……

与文强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万安公墓董竹君[6]先生的葬礼上(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往事,我将另文忆述)。当日天气寒冷,万安公墓的阴森又是出了名的。他腰板挺直,仍是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向这位有过救命之恩的老友致最后的敬意。文老、我及一些亲友在墓前都有致辞。老人对我说,他的书快出版了。仪式结束,互道珍重而别,没想到竟是永别……

有因方有缘,我与这文武二老的结缘,实起因于徐女士。她是个大忙人,后来到场的次数不算多。2000年她为母亲办九十大寿,我在寿筵上又见到了舒老的夫人诸玉女士,她平静如常,缄默如故。近年向徐女士问起老夫人境况,她大感慨,说诸阿姨目前由某亲戚照管,她去探望,想请阿姨吃顿年夜饭,却被拒之门外,说是老太太有神经病……

看来,老夫人没有实现到澳大利亚与女儿安度晚年的愿望,真不如徐妈妈老来有福,不知她还健在否?今年徐妈妈也走了,享寿九十有五……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眼见长者们一个个归游道山,我心恓惶。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人生亦如此……

2005年6月9日 风雨读书楼

本文已收入作者所著《君子之交如水》一书(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1] 冒舒諲(1914-1999),笔名舒諲,江苏如皋人,出生于温州,蒙古族。曾从事话剧演员、大学教授、编辑、记者等职业。1948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中国金融》总编辑、《大公报》金融周刊主编、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精忠报国》、《天日昭昭》、《董小宛》、《北京城的故事》、《浪淘沙》、《李白与杜甫》、《扫叶集》、《万里风云》、《京华见闻杂记》、《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谈天说地》、《饮食男女》、《孤月此心明》、《微生断梦》等。

[2] 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清光绪二十年举人,曾参加过戊戌变法活动。曾任清朝刑部郎中、北京五城学堂史地教习、农工商部郎中。民国时,历任财政部顾问、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外交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居上海,从事经史词曲研究,著述宏富。抗战之后居南京,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列传多篇。1949年后转居上海,受聘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遗著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小三吾亭诗文词》、《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校云谣集杂曲子发凡》、《新校中原音韵定格曲子发凡》、《疚斋词论》、《疚斋杂剧》、《后山诗补笺》、《批本〈随园诗话〉》、《东鳞西爪录正续编》《〈孽海花〉闲话》等,并校释刻印古籍多种。

[3] 文强(1907—2001),字念观,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参加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脱党,回湖南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后转入军界,负责军统对日情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秘密战和军队工作。国共内战期间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1949年被俘。1975年获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遗有《文强口述回忆录》。

[4] M.P为英文Mounted Police的缩写,原义为骑警,此处当指民防队。

[5] 程远(1904-1968),原名程其英,四川万县人。1923年-1925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1929年再度赴德留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反帝同盟等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国。1935年因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旋获释。抗战爆发后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主持量才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和剧团;主办重庆七七图书馆、宣传队及印刷厂。1940年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任教。1950年起在北京任国际新闻局德文翻译,1957年调至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1月逝世。

[6] 董竹君(1900-1997),曾名董篁,江苏省苏州市人,出生于上海,1915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至1936年,先后创办四川黄包车公司、女子织袜厂、上海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偿地将锦江产业交政府经营,赴北京定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锦江饭店董事长、顾问。“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关押五年。晚年出版长篇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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