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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1957

作者:章立凡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 父亲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毛泽东先生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活谥”。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同时也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

自1979年起,我不断地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有两位当年整过他的同事孙晓村、胡子婴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在27位当年被划右派的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先生处上访,请求对这些言论重新甄别评估;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先生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被列在改正的22人之首。


性格决定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邹韬奋:《经历》,第117、118页)

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有类似的记述:

“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青田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20页)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或接受父亲的性格。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父亲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己见,虽然周恩来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许汉三曾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他的这两项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两个问题上与一些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插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到了后来,这一提法被截去了“政党”两字,成为他美化资产阶级的一大罪状。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章乃器:在民建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他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9页)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父亲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章乃器:《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理论性问题的探讨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初稿)》)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并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顾这两场辨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而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上也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他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这段“放屁有利论”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脚。


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6日下午三时,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一千八百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有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此事说来话长,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很不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他,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复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二十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联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5月间,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全国鸣放进入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十三次,后者开了二十五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常委委员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1952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六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部长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部长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5月11日,父亲在全国工商联邀请京津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说,工商业者对鸣放不要有顾虑,工商联和民建应该组织力量保障他们。他还举出自己的经历说,我喜欢鸣放,过去被戴过很多帽子,也遭过“围剿”,但没有关系,是非终归是能够分清的。他勉励大家要学习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反映情况要忠实,“不要谎报军情”,那样对自己的改造也是不利的。


毛泽东深夜召见两大老

5月20日这天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8页)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

父亲更不可能知道,5月30日,毛泽东在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这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对父亲在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这篇文章被安排在6月8日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6月1日和2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工商界》月刊,1957年第六期)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北京《大公报》,1957年6月9日)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工商界》月刊,1957年第六期)“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北京《大公报》,1957年6月9日)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835页)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炎培(任之)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任老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叔通老先生也被同时召见(不久前两老曾联名上书,劝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任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任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过龃龉,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月7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批判妙法大观

6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成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批判者吴大琨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9页)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将你几年来乃至几十年来的文章翻出,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释,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智,似是而非,偷换概念。例如父亲的文章谈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认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到批判时就被曲解为:“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区别的存在”。经此加工,一段论述阶级关系的话变成了“否定阶级区别”。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习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辨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磐”,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富戏剧性,诸如公报私仇、卖友求荣、夫妻反目、反戈一击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似乎也怪不得被毛泽东喻为附皮之毛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都近于疯狂地洗刷自己,与“卖友求荣”相比,“卖友求生”已算不得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种高压之下声泪交加的忏悔,与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声浪震憾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化”,边缘的泥土不断陷落,泥塘的面积不断地扩大,站在塘边呼喊的人们也纷纷滚落其中。谁无妻儿老小,一人入围,全家罹祸。求生的挣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还为之骄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识分子人格。在轰鸣狂转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知。


为了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在这场疯狂壮烈的交响曲中,仍奏出一丝不和谐音。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辑)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个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新元: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叔通: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叔老,你年高德劭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叔通: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辑)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象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辑)


心安理得,轻松愉快

有了上述的悟性,父亲的态度在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当然明白这是个陷阱,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以前章伯钧曾到家中拜访过一次,父亲因为忙,一直还没有回访。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由于开会的人未到齐,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谈到章氏的始祖,章伯钧说是秦二世时的将军章邯,后来投降了项羽。父亲说,这应否算投降还须研究。这段对话在三天后的报上刊出,变成了“章乃器借着这一点,讽刺章伯钧说,‘你祖先原来是个投降将军!’”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章邯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祖先,章乃器是不可能自辱其祖的。这段报导还触发了一位漫画家的灵感,报上刊出了一幅两人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曰“宗兄宗弟”。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 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 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光明日报》1957年6月18日)


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

父亲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先是千家驹指责他在会上“放毒”,随即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9日,这篇讲话在经毛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往后一大段话在此后许多年中脍炙人口,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章伯钧是当场聆听讲话者之一,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6月25日这天,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混战,秩序纷乱。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象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公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父亲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父亲专心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这两年周公一直被毛泽东指为“右倾保守”,被迫做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父亲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作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父亲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一些老前辈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此事。

接下去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例如当时各报都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口述的《回忆一件往事兼质问章乃器》一文,大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际,是他所在的游击队将章乃器、胡风、史良、邹韬奋等人救出,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战士谴责章乃器:“在最艰苦的时候,党派了自己的儿女用生命搭救了他,解放后又把他放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而章竟“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最后他用“这种人简直没有人味!”的粗话,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义愤。事实上,香港沦陷时,章、史二人都在重庆。

这位老战士可能是记忆有误,但历史岂是能够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当一个人“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其中也不乏他早年帮助和提携过的晚辈。更有甚者,他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铅笔大王”吴羹梅,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五十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父亲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自二十年代他进入银行界起,就养成了守时的习惯。会议期间代表们的用车是统一安排的,有一次车子因接侯外庐先生耽误了一会儿,开到时父亲已站在家门口等候,并指着手表对司机说,你晚了五分钟。

怀仁堂--这座皇家禁苑中轩敞的古老建筑,曾默默地注视了几个朝代的盛衰荣辱。自1949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建国前夕,父亲曾在这里与六百多位政协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政协的《共同纲领》,选举出新国家的领导人;1954年9月,他在这里举手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他曾多次在这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及政协、人大的历次会议。如今,这里的一切都与往常迥异,不见了昔日的肃穆祥和,雍容谈吐,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而又保留着人民代表身份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在各个小组内接受着无休止的斗争,违心地作着屈辱的检讨。黄绍竑因为经受不住,两次吞安眠药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父亲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7月7日下午三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 、陈铭枢、龙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 炎培”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谈到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经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右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8、452页)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1页)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的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象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的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一连斗了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闭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接下去又是一场人海战术式的围攻。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批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你可以保留思想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月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前往中南海。

十一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的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在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早已熟悉的古老建筑。周恩来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和徐冰副秘书长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3、44页)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和习、徐一一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九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29日下午,国务院第69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3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父亲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显然是“加重处罚”之意。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三十八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

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55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在三百万以上,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右派”中除极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


余 波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运动刚刚告一段落,毛泽东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的大行其道,没有人再敢于提不同意见。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两千万人口,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腰腿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25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还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路上聊天时,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一次政协小组会上,吴大琨教授(年轻时曾受父亲提携,“反右”时积极斗争他)碰巧坐在他身旁,父亲吟诗一首赠教授:“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教授大怒,反唇相讥,指控他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份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吴教授亦有悔悟,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其实在第三届政协名单上,父亲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别邀请人士”)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及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父亲在解放初期收集了不少流散在民间的文物,并将其中约两千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次法院将剩余的两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的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受到更大的磨难,他的生命之火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漫漫长夜中耗尽。1977年5月13日,他在曙光出现之际赍志以殁。关于他在“文革”中的某些经历,父亲在《七十自述》中已有所记载,本文不再述及。

1995年9月3日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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