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

作者: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龙”。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骙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一 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九二四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一九O八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二六O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一九O八年八月十二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一九O八年就月三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二 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

当时西医早已传入,但有清一代,除康熙外,其他君主都不大相信西医,光绪医疗过程中亦有过“西法调治”之说,可惜浅尝辄止。御医力钧兼通西医,其脉案却累遭皇上驳斥。

以光绪的高级囚徒境遇,其用药也确有被忽视的情况,曾令他大动肝火: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峻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在慈禧降旨实行“医改”的同一天,光绪也交下太医院医方二百余纸及病略一纸,并有谕旨:

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

光绪在内廷的医疗环境中煎熬多年,此刻想搞一点“民主集中”,类于今日之会诊,要求“尽言无隐”。这可能是他自戊戌变法失败被囚以来,运用“天字第一病号”的特殊身份,所推动的一点微小改良。可悲的是,前者尚属救国图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只是为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

圣上的病和大清朝一样难治,问题也在于病家讳疾。“两宫”则各有忌讳,令医家依违其间,不敢畅所欲言。杜钟骏初次请脉时,光绪问他:“你瞧我脉怎样?”答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杜大夫深知:“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杜大夫当时应对机智,点水不漏。待到八月初八光绪要新御医们评议太医院的医方得失,这六人却一齐犯了难。大家群推齿高望重的陈秉钧(莲舫)主稿,陈“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人皆不赞成,于是又有如下磨合:

(杜)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贻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如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

一怕得罪两宫,二怕太医报复,三怕牵连保举人,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已经决定了治疗的结果。陈莲舫入宫早于他人,深知积弊,已不打算敷衍下去,因而“无所顾忌”;其他人受本省长官保荐而来,有人事上的牵扯,则不得不有所顾忌。中医历来注重调和,最后只好请杜大夫来当“甘草”,既以“应有尽有”粉饰以往的谬误,又把问题推给病家的“病久药多”,正所谓:面面俱到,不可救药;体制如此,皇上必死。

这时的大清朝,已如同光绪一样行将就木。为挽救覆灭的命运,朝廷于两年前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于重病中的光绪而言,无异是一针政治上的强心剂,七天后他公然对太医院医方提出了抗议。这种内外的互动虽十分微弱,却也在死水面上掀起了几缕微澜。 自同年六月起,《申报》就不断披露光绪的病情、脉案,颇类今世国家元首临终前之“病情公告”。这在当时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闻自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杜钟骏记述了宫廷中对此的反映: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谓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帐。


三 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十一月十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人行将不起,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此时周景焘等已先后请脉,焉有不知大限将至之理,但未敢明说,皆以“棘手”等语搪塞。杜钟骏一语道破,立即引起内务府大臣继禄的恐慌:

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按:即载沣、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回:“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来,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回:“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在作出“两不负责”的处置之后,光绪病情大渐,“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逐渐进入弥留状态。朝廷连发两道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

大约由于丸药不如汤药容易识别成分,明清两代又都发生过君主因服丹药而殒身的故事(万历死于“红丸”,雍正的死因也与“炉火修炼”有关),因此“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后来慈禧弥留时,医官施焕欲用乌梅丸,“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十一月十四日(夏历十月廿一日)光绪驾崩后,“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施焕、吕用宾)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驾驭西归矣。”据说慈禧曾发过“我不能先尔死”的毒誓,如今她笑到了最后。这对母子君臣的一世恩仇,就此永远了断。三年后,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帝祚龙脉,也被辛亥革命斩绝。

征召地方名医进京请脉,不能不说是对太医院垄断地位的一点突破。但名医入宫成为御医之后,不仅受内廷体制的制约,还有太后、大臣、同僚乃至光绪本人的牵制干预,最终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三十八岁的“万岁爷”盛年崩逝。三天后,地方举荐的名医们被降级留任,太医们则革职戴罪效力。

《德宗请脉记》由小见大,从医家的视角昭示后人:帝王之家富有天下,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但如果死守体制不变,人人不敢负责,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真龙天子。

医道亦如国道: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瞻前顾后,弊病交摧;病入膏肓时才想起改良,名医束手时还不许说出真相。封建王朝的体制“向来如此”,光绪焉得不死,大清焉能不亡?

“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君主,光绪饮恨而终的命运令人扼腕;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早在十年前就已错失,覆灭是无法挽回的。晚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绪的命运,就是大清的国运。

            二OO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风雨读书楼



《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