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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历史疑云

作者:章立凡


1936年“七君子案件”和“西安事变”相继爆发,迄今已近68年,当事人多已不在人世。”七君子案”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控罪中救国会领袖的活动与“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过去的研究一直忽略这一点,某些谜团至今未曾打开。笔者的父亲章乃器是救国会领导人中与张学良的主要联系人,双方却都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兹就所涉猎的史料和见闻中探颐索隐,提出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一些线索,以飨读者和历史学者。


一 张、杨的表态和《起诉书》的指控

救国会“七君子”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后20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通电上说: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通电》还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三天后,张学良在西安发表讲演,曾谈到蒋介石就”七君子案”对他的“重斥”: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另据杨天石先生《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一文记述,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虎城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兵谏”计划已经成型。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拘禁。翌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第九条控称,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西安有救国会的活动;并举出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的文字为证,专门指控救国会领袖们对“西安事变”的责任:

此电拍发后,为时仅浃旬,即有西安事变发生,而张学良之通电,又明明以释放该被告等为要挟。且核其彼此所揭橥之主张,亦复完全相同,其双方互相联络之情形,已堪认定。虽被告原电仅系怂恿张学良联合各将领督促政府对外出兵,尚不能证明西安暴动系出于被告等所策划,而其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要属无可讳言。……其所倡另建抗敌政权一节,尤与张学良通电所为改组政府之主张,适相吻合。此外又复散发种种刊物,鼓吹人民救国阵线等谬说,淆乱听闻,使人民与政府间起分化之作用。是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更属罪证确凿,灼然无疑。


二 《答辩状》的辩白和张学良的证言

指控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是极其严重的控罪,对此“七君子”在《答辩状》中坚决予以否认:

查西安事变发生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而被告等早于同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捕。当时正被羁押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身在囹圄,不但无法与外人勾结,且即该项事变亦实无从知悉。

关于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一节,则辩称:

联合一致,抗敌救亡,为大多数国民之要求,且为自中山先生垂训以来,中央一贯之政见,并为国难发生以来政府逐渐施行之政策……救国会自无法禁止他人为类似之主张,更不能为张学良所发全不同之通电负责。至张学良以释放被告等为条件,乃张学良行为,与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何涉?且我国上下要求释被告等者实不止张学良一人。以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之证据,揆诸事理,实不可通。

关于西安救国会,《答辩状》称“未知该地有此组织” ;至于救国会敦促张学良援绥抗日的电报,则举出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同时致国民政府及傅作义的电文“内容大致相同,均在督促坚决抗日与出兵援绥”:

呼吁援绥,与西安兵谏,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两事……若谓督促出援,即为勾结,主张抗敌,即属轨外;则当时报载此类文电甚多,岂均在应受检举之列耶!

1937年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时,这一问题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持续了7个半小时的审理中,除重复第一次审理提出的一些问题外,着重就“西安事变”与救国会的关系问题进行讯问。检察官翁赞年在庭上指称:“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

“七君子”全体否认这项控罪,并和全体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调查。检察官一再以“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为理由拒绝接受,辩护律师群起与之展开了激烈辩论。律师们抗言道:“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法庭上争辩激烈,检察官理屈词穷,庭长不得不宣告暂时退庭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查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定期开审。

随后,江苏高等法院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事委员会查复如下:

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


三 章乃器与西安方面的秘密联系

一封公开电报引发了“西安事变”?确实太不合理。控方说是,辩方说非,扯出张学良作证,仍无结果。随后“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出狱,就不再有人追究此事了,但真相究竟如何?

其实“七君子”中的章乃器,与西安方面是有秘密联系的,但具体内容却至今是个谜。

张学良在1957年回顾“西安事变”时,曾谈到章乃器等人对他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

张学良具体谈及与救国会领导人交往的文字,似乎只有这一处。先父章乃器在“文革”期间所写《我和救国会》中,谈到与张学良的交往也只有一处:救国会接受过宋子文和桂系的两笔捐款(分别由宋庆龄、陈劭先转交),“除了上述两处自动交来的捐款以外,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过钱,连见到张学良都没有向他募捐”。

自“七君子案”以来,救国会领导人和张学良都讳言双方的关系,以保护对方。当时父亲的一些回忆录是以外调材料的形式写的,会有各种人看到。他之所以没有多写,可能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还不自由。记得父亲在“文革”初期得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还谈到过会不会泄密的问题。

我曾问过父亲:“张学良当时和你谈了什么?” 他回答说:“我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与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的。他曾向我解释,人家骂我‘不抵抗将军’,但东北是我家乡,‘不抵抗’是别有苦衷,今后会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心迹。”父亲只说到此为止,我当时少不更事,也没有追问下去。

另据父亲在救国会时期的助手吴大琨在1983年回忆,救国会“和当时南京的冯玉祥,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都有交往”: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看到过王炳南(西北救国会的代表)介绍来的张语还到过章乃器家。章对我说过,“大琨,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意指西安方面),你可帮我大忙。”

吴大琨当时就住在章家,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七君子”被捕的当夜他正在章家开会,父亲被巡捕房带走后,他曾与胡子婴商量:

敌人捕人,必要弄到证据,可能还要回来搜查,于是我们动手把有关救国会为日商纱厂罢工募捐的单据、名册等材料立即销毁,还打开了章乃器的抽屉,在他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

此事也可与章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在“反右”期间的一篇文字相印证:

在他(指章乃器)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

胡子婴未提及有无东北军的密码本,可能是因为这是一篇揭发材料,只能拣不好听的说(当时李宗仁在美国,白崇禧在台湾,在人们心目中仍是“战犯”),也可能与张学良当时仍被囚禁有关。

胡子婴说有“密码本”,而吴大琨说的是“密电本”,所述过程细节也略有不同。如果另有“密电本”的话,完全有可能包含电文内容。


四 留给历史的谜团

从上述各种史料推断,救国会领导人与张、杨存在着秘密联系,不是空穴来风。“七君子案”作为触发“西安事变”重要动因之一,是没有疑问的。国民党CC派的陈果夫在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高层紧急会议上,主张枪毙狱中的救国会领袖泄愤(被冯玉祥阻止),应当不是无缘无故的恨,与后来《起诉书》上的控罪是一以贯之的思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与蒋介石存在着权力斗争,在改组政府和转变国策问题上,与张、杨应该是有联系和默契的。改组派的陈公博也曾谈到,当时“东北军早有异动的消息,差不多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早就知道了。” 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动的。

当时中共中央与救国会的秘密联系,是以章乃器为主要对象的。毛泽东曾先后指派冯雪峰、潘汉年与救国会接洽,都是直接找章乃器。这从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和9月18日致救国会领袖信件的人名排序上,也可看出端倪(一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二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第一封信件的油印本,即从章家搜出,成为”七君子案”的重要物证。

桂系策动“两广事变”倒蒋时,曾邀请救国会派人参加,指名要章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但救国会从大局出发,予以婉拒。作为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章乃器确实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有联系,可能有多个渠道获知政局将有大变动。但若如吴大琨所述,则此信息应首先来自西安,甚至是来自杨虎城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等人。

此事恰可与张学良的回忆相印证:他晚年称杨为“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是指杨受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影响至深。张自洛阳归返西安之后,曾与杨虎城大发牢骚,杨他对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家伙们” 即指王炳南等人,从吴大琨的记述推断,采用非常手段的方案,当在10月间王炳南派张语还见章乃器之前即已形成。杨虎城既有此腹案,待到张学良在救国会领袖被捕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便趁机向张提出。“七君子案”和张学良的冲动型性格,是促成“兵谏”的催化剂。

“七君子案”和“西安事变”联袂发生,国民党高层(如CC派)从形迹上认为有联系,才会在“七君子案”《起诉书》中列出“勾结军人”等控罪,终因未能抓到具体证据,在质证中败北。如果当时密电本或密码本被搜到,则可能是另一番情形了。为保护对方和自保,当时“七君子”和张学良都回避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密电往来之事,在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可能是因为不知情。张学良晚年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避谈“西安事变”的详细内幕,最终带走了很多的秘密,实令人遗憾。 毛泽东曾在对柳湜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救国会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正是这一武一文两种力量的影响,引发了“西安事变”,促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大局。随着主要当事人的相继辞世,除非有新的历史证据出现,章乃器与西安之间密电往还的内容如何,“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之间有无更深的内幕关系,可能永远成为历史悬案。特将相关的线索列出,希望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从史料中引发新的探索。

        2004年7月2日 风雨读书楼

        2005年4月1日 修订



注释:

1)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2)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3) 《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4) 《救国无罪》,时代文献社1937年版,第21页。

5) 同上,第51页。

6) 同上,第51-52页。

7) 同上,第52页。

8) 同上,第119页。

9) 《军事委员会公函》法丑字第10286号,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99-100页。

10) 张学良:《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转引自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我读张学良档案之一》,《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11)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41页。

12) 吴大琨:《党与救国会》,《“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13) 同上。

14) 胡子婴:《我所了解的章乃器》,《新闻报》,1957年7月9日。

15)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6) 张学良:《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转引自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17) 《爱国主义的丰碑——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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