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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

作者:章立凡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 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二、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嬢嬢,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 "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三、“文革”权贵,巧取豪夺

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后偶遇一名当时参与抄家的红卫兵,他一见我就啧啧惋叹:“那时我太革命了!你家那么多值钱的好东西,我一件都没敢拿,现在后悔死了!”

父亲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后还残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内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 铜印章 2方 陈伯达

4-410 铜印章 14方 康 生

A-1081 铜 滴 1件 康 生

A-425 铜小印章 2方 康 生

4-449 铜 印 1方 林 彪

A-1135 松石、玉图章 2方 陈伯达

4-448 玉 章 1方 康 生

4-272 黄冻石章 1方 康 生

4-903 石 砚 1方 陈伯达

A-1172 仿哥水丞 1件 曹轶欧

A-1176 康熙郎窑红水丞 1件 邱会作

1-983 黄山谷字卷 1件 曹轶欧

已退回A-1141 竹雕山水笔筒 1件 刘贤权

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非父亲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掠人财物,还要注明"×××提供",可谓强盗逻辑。更令人吃惊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么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护,岂不全都毁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夺的文物,远不止舍下一家。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这集中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真想做“好事”,莫过于不制造这场动乱。

不过父亲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间的。例如当今有位新收藏家著书说,他在八十年代买回一套硬木镶钧窑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馆参观,一眼认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声。父亲的古旧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国政协,落实政策时被一位政协委员冒领。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


四、如棋世事,旧雨寒温

王嬢嬢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变成了孤老头。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我有不少时间可以陪他。父亲想与老朋友们恢复联系,但通讯录抄家时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于是我成为“信使”,去东四十条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儿罗仪凤帮助下,查到了不少父亲老友的地址。

接下来我去拜望陈铭德1、邓季惺2夫妇,这一对创办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多年来与父亲往还最多。我家经济拮据时,两老每月都有所接济。他们被抄家后,赶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楼(这座楼房,在当时政协委员的住宅中是最讲究的一座),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座公寓大楼内,楼内还有抄家后新迁入的龙云夫人、李觉(何键的女婿)等。

我悄悄登上大楼西端的二层,见到了陈、邓二老。过去的印象是陈铭德儒雅,邓季惺精明,如今的感觉只剩下小心翼翼。他们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抄家的经过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多谈自己经历的劫难。陈铭德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念了第174页的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小声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令尊看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经常利用伟大领袖的语录作为工具,暗中传达自己的信息,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寓意,便起身告辞。

回家向父亲禀报,他想了一下,命我取纸笔,口述了一段话,叫我过几天再送去。其中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急先锋’,很早就已经把财产捐献给国家。古人云‘天道好还’,1957年黄炎培说我是‘求仁得仁’。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过早地给自己刮了‘"共产风",有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后萧条’的下场。不过,我现在如果过着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我将无法面对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朋友们。”

陈铭德看了父亲的回复,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问:“父亲现在每月给你多少钱日用?”我答:“十元。”他说:“以后不要从你父亲那里拿了,这笔钱每月从我这里给你吧。”他还说:“你父亲年纪大了,你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好他。”这笔每月十元的接济,持续了将近一年。

父亲还派我去拜望过两位湘籍老人,一位是仇鳌,一位是章士钊。

仇鳌3又号半肺老人,是湖南著名耆宿,曾推动湖南和平起义。仇老那时已经九十岁,住在北新桥草厂胡同一座不大的院落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弟子交谈,见我来到,那位弟子很快告退了。老人问起父亲的情况,我述说了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别说是令尊了,连我这个九十岁的人,都被红卫兵打了!”

老人曾是毛泽东的师长,但反对“痞子运动”,罗章龙说他曾策动“马日事变”(有些记载则说法相反)。不知他以九十高龄遭此劫难,心中作何感想?我向仇老转达了父亲想来看望他的意思,老先生说:“令尊就不必亲自来了,还是我去看望他吧,请转告他好生保重。”看来,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不起世事风波了。我回家向父亲禀报后,就没有再去打扰。

章士钊(行严)先生与我家是同宗,但他家是湖南人,我家是浙江人,追根溯源同为炎帝之后,姜太公的后代。姜姓后代封地在鄣(今山东章丘县),战国时被齐所灭,子孙以国名去邑为姓。

章士钊在“反右”以后,曾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话勉励父亲。他给章行老的信,写得就比较长些,还提到了行老当年对他说那段话。也许是“苦”、“饿”、“劳”、“空”都已遍尝过了吧,父亲着重谈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自己亲自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的情况。

我敲开行老在史家胡同的宅门,先见到的是他的养子袁绍良,小袁把我让到西厢房的客厅,拿着信去正房禀报,过了好一阵,洪钧彦(章含之的前夫)出来见我,转达了老先生的意思,说是信老先生认真地读了,待到能够回信的时候便会回信。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回复,便起身告退。

父亲还有一位需要看望的宗兄也姓章,那就是1957年一同被钦定为"右派头子"的章伯钧先生,这可是个高度危险的任务。出使之前已编好一套假话,遇有“小脚侦缉队”盘问,就谎称是找错了人家。我高度警惕地敲响了地安门东吉祥胡同章宅的大门,见出来的是伯老的大女婿柴君衡,才松了一口气。

我发现章伯钧一家挤住在原来的门房里,偌大的庭院到处贴着封条,一副破败的样子。门房潮湿阴暗,里面放着一张紫檀木的躺椅,还有两个樟木大柜,刻着“经部”、“史部”的字样,看来这曾是他家藏书的柜子,但“子部”和“集部”已经没有了,这点家具似乎是宅中仅有的劫余之物了。伯老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章伯母李健生也凑过来,一起谈“红八月”以来的经历。临走的时候,两老打开一个铁盒,里面是他们的亲家(小柴的父母)从苏州捎来的两块月饼,伯老包上一块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这块月饼带给父亲。”

回家向父亲禀报后,父子一同分食这块代表着思念和团聚的月饼。这是我平生吃月饼的经验中记忆最深的一次,老一辈中的患难情谊,已尽在其中了。


五、劫后情怀,以诗会友

“最难风雨故人来”,有些老朋友是打听到我们的新住址,自己上门来看望的。

赵锡麟先生早年在清华与罗隆基同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四川造币厂的厂长,因为不肯朋比贪墨,挡了别人的财路,被排挤去职。1949年以后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他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本人又好做诗,不时在家里举办雅集,与一班朋友诗酒酬唱,父亲过去常应邀参加。“红八月”里他自然在劫难逃,其夫人是协和医院的理疗科主任,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老先生被扫地出门,每月从街道领取十二元生活费,孤身一人度日(他的独子已在五十年代因意外事故身亡)。过去赵老生活优裕,又有夫人悉心照料,如今却连吃饭都困难。好在他朋友多,每天去一家,一个月下来也不过三十家。不过老先生从来不白吃人家的饭,每次来我家不是拎上一个冬瓜,就是带上一斤切面。

有天我回家,看见桌上有一张纸片,写着:“谨订于某月某日(重阳节)上午十时,在陶然亭登高雅集,恕以诗代柬。”下面是一首七绝:

天时人事两茫茫,碧草黄时鬓亦霜。
我欲一杯酬知己,陶然亭上度重阳。

纸片最后的是赵老先生的署名。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社会上一日数惊,老先生竟有如此雅兴,真令人不可思议。我问父亲:“你打算去吗?”他说:“赵老亲自送来,还说邀了二三老友,我不好不去。”我还真有些为他们担心。后来父亲果然去赴会,回来后说:“无非是几个老人聚聚,发了一番牢骚而已。还吃了一顿便餐,大家都没有钱,采取AA制分帐。”牢骚有没有成诗,父亲却未提起。

后来搞“清理阶级队伍”,赵老被关进了学习班(地点在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家的前宅),他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教官,有上校军衔,被认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班里斗争他,要他交代在中央训练团时的罪恶历史,赵老先生不服,争辩说:“我被请去给学员讲课,讲的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于是他被“升级”关进公安分局,最后以“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到1975年特赦全部县团级以上国民党人员时释放,于1979年凄然辞世。

还有一位邱卫材老先生,是菲律宾归国华侨,过去在邻居赵老的诗会中与父亲相识,也来家中探望。他对父亲说:“我从有关部门听说,章乃器这个人,跟各方面都没有钩。”邱老没有说是从哪个部门听来的,所谓没有“钩”无非是没有“勾结”。父亲为人做事向来是独往独来,不喜欢到处拉关系,因此尽管“文革”搞得轰轰烈烈,把党外党内翻了个底朝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被关押,但他除了被抄家毒打之外,没有受牢狱之灾,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邱老没有被抄家,经济上还算宽裕,也曾经接济过我们一个时期,但他要求我定期去帮他料理些杂事,按照国外生活的观念,天下本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他家里也确实缺少男丁。邱老住在东单的新开路胡同,宅子不大,外面贴着漂亮的浅黄色的瓷砖,像一座洋房,里面却是中式建筑。他家里有位五十多岁的续弦夫人及一儿一女。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十几岁的女儿邱珍宝,长得楚楚动人,不幸染上过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残疾,令人怜惜。

邱老已经八十多岁,早年闯南洋做小工,靠个人奋斗挣出一份家业,归国后把钱投在华侨投资公司,因此在新侨饭店有股份。“文革”中政策有变,不再分红,改为逐年还本,还完为止,因此老先生对前途惴惴不安。

邱老喜欢做诗,还自己刻版油印了一部《归侨吟》,曾送给我一册。他知道我常去看望康同璧先生,便托我也送给康老一册,并表达了识荆之意。但这请托我没有完成,因为罗仪凤表示不方便。平心而论,他的诗无法引起康老的激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六 善邻义友,投桃报李

呼家楼19楼的住户来历各自不同,据说其中也有被抄家后迁入的,但全是普通老百姓,象父亲这样的人物是很特殊的。父亲很注重搞好邻里关系,很快与左邻右舍混得很熟。

那时的北京居民,虽然已开始住进楼房,多少还承袭着大杂院里淳朴的民风,不象如今这样"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外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回到自家的小范围内,四邻还保持着一团和气,至少本楼是如此。况且大家对于社会上你斗我、我斗你的所谓"阶级斗争",早已感到厌烦,不想把这种坏心情带回家。在周围的人看来,父亲只是个和蔼可亲的花白胡子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曾经做过“大事”的人物。

邻居们有串门走动的习俗,父亲每次都热忱欢迎。一位退休的老矿工,不时来找他杀几盘象棋,老矿工不识字,某日要办理转退休关系的手续,便请识文断字的父亲代书,丝毫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的意识。

对于邻居的来访,父亲也不时回访。邻居中有一位郭老师,夫妇都是小学教师,家境清寒,上有老母,下有正在哺乳的婴儿。有次父亲到住在四层的郭老师家,发现他一家三代四口,打地铺挤住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便主动提出与他换房。

用一套独用的大两居室住房,去换半套两家合用的小单元,在住房紧张的北京市,至今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父亲说办就办,很快就把房子换到了四层。他担心郭老师的老母和孩子睡地铺受凉,又命我将一块抄家劫余的地毯送了下去。

多年后郭老师来看我,还感激地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当时哪有能力分到这么大的房子。这一辈子都会记住,我的房是章先生给的。”

四层是两家合用的格局,各有一间居室和独用厨房,厕所公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设计如今是见不到了。西边较大的一间,住着一位吴奶奶及其六岁的小外孙女。老太太是个干净利索的四川人,待人和气有礼,小姑娘眉目清秀,是个小美人,因父母离异,随外祖母生活。两家之间除照面会聊上几句之外,从不打听对方的事情,更没有传舌的坏习惯,这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月,是极为难得的善邻。父亲就在这种窄逼而平静的邻里环境中,一直生活到逝世。

前面说到的那位退休老矿工,也有个小孙子。有天他来找“章爷爷”玩,听说父亲床上铺着的云豹皮(我们习惯称为“虎皮”)是毛主席送的,就十分虔诚地提出一个请求:想从上面拔一根胡须,回家供到伟大领袖的画像前。父亲满足了小朋友的请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拔走一根,举在手里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当父亲说起这件趣事时,我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救救孩子!”

在四层住定之后,父亲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买了一张月票,每天黎明即起,到附近的日坛公园练功。练功完毕天已大亮,便到一家小饭铺吃早点,然后前往朝外菜市场买菜,有时也会顺便看一看路边贴的大字报。回家后的时间,除了做饭吃饭外,全都用来读书看报和写作。他完全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且活得很充实。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生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达观。

某天父亲在公园练功完毕,有两位老人上前问讯说:您可是章部长?这两位都是退休老司机,一位曾在粮食部工作,另一位则在国务院开过车。攀谈了几次之后,两位老者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不时到家中来看望。

粮食部司机陈秀珊师傅是位古道热肠之人,除经常同父亲切磋拳艺外,还不时给送来一些自家蒸的包子馒头,并把衣物带回去让老伴洗涤缝补。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父亲辞世。他还热心地给父亲找来《吴氏太极拳谱》和《验方新编》,这两本书大有用处。

吴氏太极宗师吴鉴泉4先生曾于1928年应上海市政府、精武体育会、中法大学等团体聘请南下传艺,受业者甚众。当时沪上政要名流焦易堂、王甲宝、熊式辉、彭养光、袁良、吴思预、谷正伦、褚辅成、陈布雷、章乃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皆同列门墙;后来成为武术名家的唐豪、顾留馨、吴图南等,均为父亲的师兄弟。父亲根据练拳心得,写成武学名著《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是近代用科学方法解释气功的嚆矢(当时只有“内功拳”这个名词,“气功”一词是五十年代刘贵珍所创)。

这次重温恩师的拳谱,父亲十分高兴,不但作了详细的心得笔记,还兴致勃勃地给我看他所画的推手图。父亲的拳法我和其他人一样心悦诚服,但对他的画却不敢恭维,因为我画得比他好。

至于《验方新编》,对于早已失去公费医疗关系的七十岁老人当然重要,父亲偶有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恙,便照书开上一纸药方,吩咐我到药店抓药,自疗自愈。

父亲在晚年仍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念,并在与普通百姓的日常接触中,了解了更多的民情。他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七、撰文述往,青史存真

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的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来人问哪一时期的事情,就给他们那个时期的材料,好似中医的配方成药,这样双方都省事。遇有特殊要求的,则另附补充材料。

以前我在家读《文史资料选辑》时,曾问父亲:"爹爹,那么多朋友都写回忆录,为什么你没写?"他回答说:"我是要写的,但是现在不写。"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冤案没有得直,还不到写回忆录的时候;而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他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

我是回忆录的第一读者,父子间经常谈论其中的掌故,他不再避讳一些敏感的人事,我由是得知其中的一些秘辛。例如1936年“七君子”之狱,史良初次被捕后保释,法院再发传票时没有到案。“西安事变”爆发,陈果夫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主张枪毙已被捕的六人,父亲等已准备好从容就义。史良到事变结束后投案,当时曾有人点拨了一句:千古成名,正在此时。

“文革”中批判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以鲁迅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为正方。有篇文章是《周扬射向鲁迅的一支暗箭》,父亲读后有疑问,他认真查对《毛选》后对我说:“国防文学”是毛主席当时的主张。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冯雪峰曾安排他与鲁迅见面。我问起经过,他只说:“事先没有安排好,谈的效果不理想。” 但父亲与鲁迅发生了什么分歧,他说记不清了。“文革”结束后,我遍查《鲁迅日记》,却没有这次见面的记载。于是询问研究雪峰、鲁迅的包子衍兄,他告诉我,为了保密,有一些重要事情鲁迅是不写进日记的。

如今分析,父亲当时倾向于推动国民党抗日,鲁迅的观点可能比他激进。鲁迅下葬时,萧军和胡风曾反对父亲等救国会领导人扶柩,理由就是:这些人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由于许广平的坚持,萧、胡的意见未被采纳。

谈起1957年的“反右”,父亲说,如果鲁迅活着的话,以他的性格,这一关肯定是过不去的。父亲对鲁迅十分崇敬,他挽鲁迅的挽联是:“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性格。

父亲还谈起储安平,说他发表“党天下”的言论是书生气,原先党内党外之间,多少还存在着些情面,他捅破了这一层纸,事情就不可收拾了。至于“章罗联盟”和“六教授会议”,父亲直指:“是胡愈之造的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民盟中罗隆基是比较右的,章伯钧是比较左的,根本扯不到一块。愈之事先安排‘六教授’开会,临时把伯老请去讲话,然后由史良、闵刚侯出来揭发,分明是设好圈套罗织入罪。愈之不够朋友。”章夫人李键生晚年也对我谈起:“当时胡愈之给伯老打电话说,我给你请来了六位教授,一起谈谈高校的情况。”

“文革”结束后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在办公室聊起过这段“反右”掌故,不料同事中有一位是胡愈之的亲戚,曾为此与我大吵一场。胡愈老是父亲三十年代的老友,秉性温和,虽身为秘密党员,似乎不是那种喜欢害人者。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充当“阳谋”的驯服工具而已。体制也能使羊咬人。

毛泽东在“反右”时批的是“章罗同盟”,与“民主同盟”只差两个字,但到了胡愈之口中,总是讲“章罗联盟”,回避“同盟”二字。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反右”中受创最重。1980年“右派”改正时,民盟的负责人(我不清楚其中是否有胡愈之)曾提出给章伯钧、罗隆基改正;但中共中央60号文件最终还是保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不予改正。胡愈老曾说过一句话:“怎么这五位不改正的,都是我们民盟的呀?”

父亲用外调材料的形式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某天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大约是个“造反派”,前来外调父亲在电影界的一位老友。父亲抗战胜利后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合作,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巨片,因此在电影界朋友甚多。

美女往往骄横,特别是“革命造反美女”。女演员对父亲写的材料不满意,强要按照她的意思写,被拒绝后大发雌威,开始用“革命群众”那一套语言训斥父亲。父亲回答说:“毛主席教导要‘实事求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你要就拿走,不要就请自便。我没功夫听你这些!”女演员无奈,拿上材料悻悻然离去。

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但有人一定要将他打成“叛徒”,见材料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外调者便拍桌跺脚地大声威胁。父亲当着来人的面,把材料一条条撕成碎片,扔在地上说:“伪造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大概是没法交差,过了几天那人又来,请父亲照原样给了一份带走了。

他在为陈国栋、黄玠然、卢绪章、钱俊瑞等党内朋友等写证明材料时,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便有些人曾经伤害过自己。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的秘密党团书记,曾在历史上与父亲有“过节”(因发动群众抗战的方式问题,两人发生过争执)。但当有人要父亲写材料证明钱是“特务”,同样被他拒绝。他对我母亲说:“我同钱俊瑞是有过不同意见,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地诬陷人家。”

抗战初期国民党桂系曾在安徽与中共合作,为此“文革”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审查,父亲就在回忆材料中用事实说明,安徽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统一战线政权。他曾给周恩来写信说,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请保护好这些干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有“林彪同志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还在给周恩来的信上,对这种随意杜撰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异议。


八、人的世界,何处相寻?

谈起老朋友们的景况和社会的种种乱象,父亲不时会流露出孤愤之情,常常叹一口长气说:“这不是人的世界!……”

父亲1948年元旦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说:“‘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就为追求这“人的世界”,他1948年底舍弃了香港的产业,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在那里又给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

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想为新中国效力,却发生种种变故,最终学非所用,穷愁潦倒。父亲晚年时母亲又去照顾他,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中国真的要有民主了。

父亲平时出门,始终衣冠整洁,不象当时的“专政对象”那样故意穿得破旧,自称“这是人的样子”。自1957年以来,他人被打倒,但架子一直不倒,坚持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见面时问他,怎么穿得还是一副首长样子?他回答说,这是人的样子。

有天父亲见我的衣服已经破旧,从箱底里翻出一套浅米色的生毛料中山服说:“人要象个人的样子。这套衣服是当年刘鸿生送我的,把它穿上吧。”对于民族工业家中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我是久仰大名。父亲说:“刘先生兴办的实业很多,当年他曾发出宏愿,要让中国人都穿上毛料衣服。这套衣服就是他创办的毛纺厂试产时,送给大家试穿的。他家大业大,但自奉甚俭,生活是很平民化的。我们有一次上海街头巧遇,他拉着我到馄饨摊上吃早点,边吃边谈,一点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多年来我在学校一直被教育说,资本家如何如何骄奢淫逸,听父亲介绍“实业救国”前辈兼济天下的抱负,才知道教育原来也是一种宣传。

父亲也一向节俭。他自1949年参加政府工作以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新衣服,所穿的毛料中山装,大部分是用旧西服改制的。我至今保留着两件这样的中山装,一对上衣兜的面料,是从西服下兜上挖取的(这两个洞用其他布料衬补);两个下衣兜则是用西服背心改制后,盖在挖过的地方。无论从哪一头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新政权部长的“行头”,而此人曾做过上海银行家和香港地产商。

面对艰难时世,父亲始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作了一副对联自勉:“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经过1966年“红八月”之难,父亲就不再刮胡子,此时已蓄起一大把长髯。他还捋着胡子风趣地说:“我年轻时胡须少,在苏州监狱坐牢时,李公朴常常嘲笑我没有胡子(李那时已满脸胡须),现在我的胡子比他还长了。”

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们全靠一个‘挺’字。曾国藩写过一部书叫《挺经》,老先生一辈子历经忧患,是很辛苦的,他靠的就是一个‘挺’字。”过去我只知道课本上讲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听到对他的正面评价,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后来读书才知道,毛泽东年轻时最佩服的人,也是曾文正公。

但是靠每月50元的生活费‘挺’日子,我难免会有所怨艾,但他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我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失业时好多了。”父亲是山民的后代,具有草根性,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他常同我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并诵读《五柳先生传》,幻想有一天能够“衣布还乡”,带我一起去过隐居生活,但我对他的想法不感兴趣。我习惯了大城市,况且青田那样的小地方,政策水平只会比北京更差,乱世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父亲原来烟瘾很大,此时改为每天只抽一支香烟。他解释说之所以还抽上一支,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禁欲主义者。至于饭食,除了日常的米面蔬菜之外,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兴致勃勃地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平心而论,他的厨艺很不错。我跟父亲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他将芋艿蒸熟后剥皮揉烂,与淀粉掺和揉成面团,以菜肉为馅,包成饺子蒸熟,口感糯滑有弹性。

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父亲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许多生活经验,特别是动手的能力,至今有些器具损坏时,都能亲自动手修复。

我每月6号拿着父亲的象牙图章,到西安门大街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财务科,替他领取50元生活费。当时李宗仁、程思远等“文革”之前不久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人物,生活费也在这里发,金额是我所领取的很多倍。对于父亲晚年的境遇,我内心总是感到不公平。

有一次,我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财务科的科长提出交涉,要求增加生活费,但科长说:“章乃器已经没有任何名义了,他领的是生活费不是工资,革命群众认为该发多少,我们就发多少。”于是我问道:“李宗仁不是也没有任何名义吗?你们也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他怎么能跟李宗仁比?”“那李宗仁又怎么能跟他比?!”我开始比较起两人对共和国的贡献来,科长见说不过我,就推脱说:“这件事是革命群众定的,有意见你找军代表去。”

我果真去找了军代表,结果等于是重复了一遍刚才争论的内容,不过他们的态度更加蛮横,指责我为“右派”老子翻案,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

回到家向父亲叙述经过,他说:“人家可以不讲理,我们还是要讲道理的。”虽然我出师不利,但对于儿子有这样的口才和勇气为他伸张,他仍然感到满意和欣慰。


九、求医问药,遭遇盘查

1968年下半年,罗仪凤告诉我,章伯钧得了癌症,可能是胃癌。我回家向父亲说起这个消息,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了。父亲打开抽屉,取出一只装着黄褐色的结晶体的小瓶交给我。“这是一点麝香,中医认为有治癌功能,王嬢嬢也用过,效果是不错的。伯老这个病是郁闷所致,你拿去送给他,对癌症是有疗效的。”

父亲这么一说,我想起这年春季在地安门大街路遇的情景。那天走在街上,远远望见一人独立,头戴便帽,一身浅色旧毛料中山服,气度与常人迥异。走近一看是章伯钧,他面色忧郁,若有所思,我叫了一声“章伯伯”,他才从沉思中换过神来。我陪着伯老穿过马路,一路上他问起父亲近况,又寒暄了几句后道别,便径直朝方砖厂胡同(农工民主党机关所在)的方向走了。

我那时的感觉,是他的心境不如父亲好。父亲早已被政协、民建和工商联彻底开除,不属于任何单位或组织,来找麻烦的人反而少;而伯老保留着政协、民盟、农工的三层关系,虽然已是“死老虎”,还得应付无穷无尽的批斗侮辱,身心遭受的折磨比父亲要重得多。

我想起有好友熟识的一位中医,是歧黄世家,祖上曾供奉太医院,对这类病症很有办法。父亲说,你可以向章伯母推荐一下。我带上麝香,到东吉祥胡同章宅去看伯老。他一脸病容,但情绪似乎比上次好些。我悄悄向章伯母李健生询问病情,她对伯老的病很是焦虑。谈起求医之事,她当场写了一份病历,托我给那位大夫看,并约时间出诊。

章伯母的字十分有功力,病历的内容大意是:“章伯钧,男,73岁。曾患有某某、某某等病症。1966年8月曾受打伤,今年某月出现某某症状,初步诊断为癌症。”我请好友约那位大夫见面,但大夫家已被抄过,直接去有所不便,于是约在北新桥附近的一条胡同口。正当我们一起看病历的时候,被一群戴红袖箍的街道“小脚侦缉队”团团围住。

她们质问道:“你们鬼鬼祟祟地在这里看什么?”还有一个女人指认说:“前些天在北海公园见过你们。”

我马上想起那天上午在北海的情形。我这位好友新交了一位女友(当时称为“拍婆子”),恰好是我的中学同学(姑隐其名),他没有勇气单独见面,要我陪他去,地点在北海琼华岛上的茶座。那天穿了父亲给我的一件米黄色学生服,是毛料西服改制的,在那个人人都是“蓝蚂蚁”的年代,显得很特殊。结果被群众纠察队盯上,将我俩扣留了半天(女孩溜走了)。

纠察队再三盘问,我除答复了自己住址、所在学校及父母名字外,其他一概不理。那时我开始跟父亲学习气功,便坐在藤椅上静坐,直炼到手脚有了酥麻的感觉,初次打通了“小周天”。纠察队查不出任何问题,拖到傍晚才放我们走。回家对父亲说起经过,他说:“你已经‘得气’了,现在可以抓紧时间炼‘童子功’,收效一定很快。”

指认的女人是那天的纠察队员之一,她显然记得我父亲是个“大右派” 。“小脚侦缉队”坚持要我们交出那张纸,我见无法脱身,把心一横,便将病历往她们手里一丢:“我要找大夫看病,这不犯法吧?!” 这帮人围着那张纸仔细端详,并指指戳戳地议论着其中的“曾受打伤”那句话,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开始盘问我:

“章伯钧是你什么人?”

“伯父。”我想既然是“同宗”加“右派头子”,平时又以“老伯”相称,这样回答没什么不妥。

“谁叫你给他找人看病的?”

“是周总理叫看的。”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居然当面伪造了一条“总理指示”,反正周恩来有过这类指示,虽然不是针对章伯钧的,谅她们也没本事去找周公对证。

“你们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帮大右派找大夫?……"”那人口气有些软了,但还想“教育”我。

“有什么事你们别问我,问总理去。我们走!”她们还想留住那张病历,被我一把夺了过来。大约是被我的气势一时压住,“小脚侦缉队”们悻悻然望着我们扬长而去,没有阻拦。

我向章伯母禀报了求医时的意外。虽然那位大夫仍表示愿意出诊,但她怕我们受连累,便斩钉截铁地宣布此事作罢。一年后听说伯老逝世,心中一直无法自解,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十、公民权利,算数也无?

孔夫子说:“士可杀,不可辱”,但自五十年代以来,有人却专门以侮辱知识分子为快事,特别是那些过去忽视过自己的“大知识分子”。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鼓励“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文革”的年代,更形成一种社会变态心理,就是喜欢挫辱名人、师长,或是曾经比自己地位高、成就大的人。

搬到呼家楼后不久,当时煤气未通,煤铺又只管送蜂窝煤,不管送引火的炭块。于是只好自己去买。父亲和我用一只人造革提包装上十块炭,各拉一边提着回家,一路上有小孩追着喊:“大右派!大右派!”还丢来石子,我感到深受侮辱,父亲却处之泰然,说小孩子不懂事,随他去吧。

但是对成年人,父亲却不肯宽容。有一次,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年轻警察,听说他辖区内住着一个“大右派”,便找上门来教训父亲,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里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

父亲:“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

警察:“毛主席教导,对'地、富、反、坏、右'要实行专政。”

父亲(递上“小红书”):“毛主席没这么说。你硬说有,查给我看!”(小警察翻到《毛主席语录》第37页,上面只写了“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没有“右派”字样)

警察:“……”

父亲:“怎么样?毛主席没有说吧?”

警察(恼极):“你敢到街上去,在群众中跟我辩论吗?!”

父亲:“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警察:“什么要求?”

父亲:“你穿我的衣服,我穿你的衣服。”

警察:“……”

过了这么多年,回忆起这段趣事,我总会想象一下留长髯的父亲穿起警服的滑稽模样,忍不住要大笑。

但有权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只有芝麻大的权力。父亲调侃小警察后不久,当地街道通知他去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批斗会,他和一些“黑五类”分子一起被斗。父亲不服,声称自己是有公民权的,不能被人随意批斗。回家后,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要去中南海见周总理,当年(1957年)他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口对我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行动也完全是自由的。现在我要问问他,这话还算不算数?”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料父亲穿上大衣真要去,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本来要回郊外的学校,一路上北风呼啸,走到半路越想越担心,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是去那种地方……于是登上公共汽车进了城,在北海前门附近下了车,绕着中南海转了大半个圈,不见父亲的踪影,眼看天色渐暗,心乱如麻,又折回呼家楼。快到家的时候,瞥见窗内一灯如豆(那时还住在一层),心中石头方才落地。进门问起究竟,父亲叹了一口气:“铁桶江山,进不去!”便没有再说别的话。昏暗的灯光下,父子默然相对,良久无语……

父亲与中共算得上患难之交。周公在重庆时,不时到家中与父亲讨论中国的民主前途;1949年后一同共事,父亲也是中南海的座上客。现在想见老朋友一面,要求信守当年的诺言,却已是咫尺天涯,宫门似海……

在那段将阶级斗争作为“一抓就灵”的万应灵丹的荒唐岁月,一切都会与政治挂钩。父亲在1971年给周恩来的信中(我在后面还会引用),谈到过两个事例:

1.有一个工厂的军方代表,在对厂内职工讲话时,竟指责我每晨去日坛公园锻炼身体,是企图'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2.有一个军方人员在附近的工厂礼堂对居民讲话,说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如敢乱说乱动,要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给以集体处决。他估计战争是不久便要爆发的。他所指的乱说乱动,当然包括向上反映情况,而且这还是着重点。

父亲争公民权的事,还不止这一次。后来曾听母亲说起,父亲每天清早到日坛公园练功,并与一些老拳友切磋技艺。有次一位青年上前向他求教,却被几名便衣一拥而上带走了,父亲为此很不平,说年轻人学点拳艺有什么错?!尼克松访华那年,街道和派出所如临大敌,从楼梯到大门口都安排了人,不许他下楼。父亲又与他们争辩起来:"尼克松访华,不能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我有公民权,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给我的权利!"

在那连主政者都主张"无法无天"的年代,这种争辩当然不会有结果。尼克松也不会知道,他的"破冰之旅"曾经影响了多少中国百姓的正常生活,致使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向中国的基层执法部门主张公民权。直到今天,每当我望见国宾政要的车队在清空的车道上呼啸而过,总会想起父亲所要求的权利。


十一、正本清源,质疑“文革”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首次披露父亲晚年的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周恩来的,另一封是写给我的。这是他在一生最清醒的时刻,所作出的政治遗言和对后代的遗训。

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信,长达12400字,他交给母亲后,母亲没敢发出。直到周公和父亲都逝世后,才交给了陈云。

父亲在信中指出,由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多年来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恶果。他认为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的定型论,并首先谈到了血统论:

血统论在"五四"运动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已经没有人敢于流露"龙生龙凤生凤"一类的说法了。何以现在反而重新有它的市场呢?我们想,这真叫做"死灰复燃",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当然也是见不得太阳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方向性的定见,但决不可以有胶着于一点的、一成不变的成见。……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

当然血统论问题的解决,最好是让血统论者自觉地起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可是当这些人陷入成见的深渊,又有一些群众(尽管仅仅是一小撮)在他们的周围时,要他们这样做是困难的,这就需要领导上对他们"大喝一声",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二年以前的武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可称为"变触之争"的军阀内战的"死灰复燃",我们当时曾经多么迫切地希望他们自觉地停止下来呀!但是,他们的成见和周围的一班人,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把武斗当作一种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来干,是在毛主席对他们"大喝一声"之后,武斗才算真正停止下来了。血统论者恐怕也需要这样,而现在正是对他们"大喝一声"的绝好时机。……

当然人是可以改造的,成见是可以化除的,但这只适用于普通人。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

父亲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说:

……在保密的状态下发动群众,那个发动群众就只能是过场,理由很简单,既然是保密的事,群众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情况,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参加工作,当然只能是走过场。

为什么公检法要有那么多的保密呢?是否国家工作的保密,应当只限于国防、外交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呢?我从旁观察,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领导的不满,重要的可能就是新闻封锁的过严的保密的范围过大。前者表现在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风起云涌,后者表现为档案的遭受冲击,这就发生了泄露机密和档案损失等不应有的事故,而且还可能有奸人从中捣乱。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仍然屹立。这足以证明,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更绝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

他也不认同当时制造战争气氛的"世界大战周期论":

……历史上的世界大战一共只来过两次,有什么规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论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过了百十年的探索,建立了经济危机周期论,也早已被事实冲垮了。根本上,这是把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错误,不但错误而且还可能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还在流行的世界大战周期论,是说大战周期是二十三年,现在早过了,所以不久便要爆发了。这就把不怕战争的教导变成好战的叫嚣,显然是对我们有害的,应该在大破定型论的潮流中,赶快把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民主协商制度,父亲有自己的理解:

……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施复亮),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吴大琨等),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孙晓村),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许涤新)。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见其他的民主党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当时是反对这些的,但由于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我就无力纠正这些错误。这也可以测定民主党派没落的必然性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用不革命定型论把自己限制好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趁着有关人物还多数健在的时候,询探他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和预期后果,然后加以分析总结,这可能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

父亲在信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

……阶级成见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而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剥削阶级正由于坚持阶级成见,所以看不见工农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他们早思夕想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原想利用这一套,把奴隶、农奴、堕民、雇佣劳动者、有色人种等等,永远踏在脚底。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他们自身的崩溃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就知道了无产阶级科学的阶级观点,是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对于剥削阶级的人则认为一般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改造的。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符合"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二十一年来的宣传工作,对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复。反复的由来,按照李维汉的话,是由于党内有反对统一战线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过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倾向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 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对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法,则应一分为二,取其精华部分,按新观点加以整理,推广全国。列宁曾经号召苏联国家企业向德国容克世家和美国泰莱制度学习哩。……

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仇恨集中在人的错误倾向,近年来有所滋长。这是使人十分遗憾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这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的死灰复燃,必须给以彻底的清除。

他还引用了自己在大字报上所见刘少奇检查的内容,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并谈了自己对革命专政的理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我的教训是,凡是事实都必须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机都必须揭发。否则便有可能给革命以隐患的灾祸。讳疾忌医是唯心主义,怕得罪人当然是"私"字作祟。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父亲又举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

……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蛮专政的复辟,刚好相反,它是杜绝一切复辟的可能的。只提出当众烧毁断头机一举就足以说明,它把古代野蛮专政的残迹都消除了。……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为"越暴越好"的人,实在不能检查他们头脑里的暴君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呀!同时也要注意,提出一个口号,引用几条经典著作的文句,发表几篇目的就在于借以吓人而不是为着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章,完全不提具体做法的一整套,显然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对革命有害的。

他接着又谈到专政对象的人权问题:

据闻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的来信来访的,这就把国家工作中最容易发生弊害的方面掩盖起来了。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正面的违反。毛主席说得那么清楚(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胸襟呀!现在有什么理由屏绝这数以千万计的六种人的呼声呢?这是不是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新老爷为着保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防止被专政者的呼声上达的隔离政策呢?

对于"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又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成千上万的无罪的罪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斗士"。而他们也为老爷们所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制造出来这么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爷们平安"过关",而且还可以表功。……

这些"斗士"还有一个法宝,叫做初审判决定型论,或者基层判决定型论。他们反对上诉、申诉和复审,更痛恨平反。他们要千方百计使得这些规定都归于无效,使得他们所找出来的罪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

父亲举了改造战犯的成功范例之后指出:

又据我了解,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现在有些人对于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认为是自由主义,从而无端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除了劳动教养以外,那种由于阶级成见对于剥削阶级分子乃至他们的儿女,无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都是在判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被判者的不服。这就注定了改造的结果完全落空。这些改造机关也自己知道改造的无效,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又把这些刑满释放或教养成功释放的人又拘禁起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人显然是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兴风作浪的了。重拘一面表示自己的虚弱的一面,一面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这一切无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则是应该检查纠正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父亲有如下评论: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父亲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在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几次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所作的抉择。并且说:

……最近我都想凭两条腿走万里路,借助于车船交通工具,计划在三五年内,走遍祖国的大地……甚至还想,象我这样的人,大可以过一种到处为家、日新月异的生活,把这个定型的家也破了。……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父亲在信的结束部分说: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

这是一位与共产党共患难多年的老朋友最后的忠告,他认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并引用毛泽东以往的观点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谓用心良苦。后来邓小平在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有人读了父亲的《七十自述》后,批评章乃器有"愚忠";但父亲说:他平生对待任何朋友,都坚持"为人谋忠"。

"文革"的历史的教训是无比惨痛和无比深刻的,其祸根远在爆发之前多年就已种下。我无须多加评论,若要将历史"宜粗不宜细"地轻轻翻过,历史就不是科学。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的绝笔:"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十二、自述平生,无信不立

我在1969年成为"反革命"阶下囚之后,曾写信请已同父亲分手多年的母亲去照顾他的生活。为应付信件检查,信中套用了陈铭德曾对我说过的话--"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

父亲看到这封信后,在1971年8月25日,也就是"红八月"之难五周年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5600字的长信,从自己的生平历史一直谈到修养、学习、保健。他在信中说:

我刚满十五岁就从浙江丽水千里迢迢地只身奔赴南京投入北伐军当兵。我曾经两次为着国家的利益自动地毁了自己的家业。我在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地走向抗日的游击山区。我是资产阶级培养起来的一个高级人员,但就在我发展得很顺利的时候,我背弃了资产阶级,走向党领导之下的革命队伍,我是最先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

这样,事情很明白,你要同我划清界线,只能意味着你目前还没有条件走我的道路。……

我的健康情况之好是二十多年来所未有过的。特别值得我高兴的是,这完全不是养尊处优的结果,而是刻苦锻炼的收获。已经有五年不订牛奶了,有近四年不去医院了。我的体会是,人有了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在早晨的阳光、空气之下进行足够强烈的运动,风雨暑雪不停,就可以消化尽管是粗糙的食物,同时防治一般的疾病。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当年银行的一句行话,是"以信用为商品"。这句话的实质,就是"靠信用进行剥削"。但当时一般人也是不自觉的。我是在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恍然这就是剥削。由此保持了我的老实,这又是坏事当中有好事。当然象我这样的人也只是极少数。

以上就是我运用"一分为二"的法则的尝试。我相信这是有说服力的。这远比那些把旧社会上层描写成"黑漆一团、野兽一群"的言论有用。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关于我的政治问题,你用不着枉费心思。我相信事实--这是唯物论者起码的条件,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方针。抄家也有好的一面,它彻底证明了,我的为国毁家是认真的,我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是忠诚的。四年来,我坦率、诚实地对待了二百多批的外调人员,除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效了微劳之外,还使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写了四千多字了,不再写了。这一则可以说明我的心身健康情况之好,二则也表明我对你的热情。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在后面又谈了如何运用气功,治疗我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全信结束之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八百多字,回顾1949年以后在民主建国会内的论争和自我反省:"我有一种习惯,把批评别人、告诫别人的话来检查自己。检查结果我发现,已经有不少超过必要的限度,从而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情况了!"他谈及自己当年遭到围攻时,"为着应战,我就在经典著作中找'武器',这样,在每次论战中,我总是胜利的。周总理说'他们说不过你',确是如此。现在想来,好辩过分不能不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它导致一个人脱离群众。……即使是自己的论点完全有理,当群众的觉悟水平还不够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先主动撤回,耐心等待群众觉悟的提高。"

我至今把这封信当成父亲的遗训。

重读这封长信,回想起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我本来准备回学校,但外面风雪交加,就打算作罢。父亲激励我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冲风冒雪"的教诲。


十三、身后萧条,托梦谁知?

父亲一直拒绝违心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大伯父章培曾为解决父亲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给父亲写信劝他检讨。父亲回信说:

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在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国家在1975年3月宣布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应邀回来,是为了建设新中国;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父亲这封信意味深长,他是专业人士兼企业家,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舍家业而赴国事,请进门来却因言治罪,这不象是待客之道。

此信受到了重视,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准备为他落实政策。但父亲脾气倔强,完全有可能谈崩。高层考虑到陈云同他的历史关系,决定由陈出面约父亲谈话。

同年4月25日,父亲被接到人民大会堂,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据当时一同谈话的张劲夫回忆,谈话是在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

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财政部顾问的安排未能实现。 父亲"摘帽"之后,开始去一些老朋友家走动。当时陈铭德夫妇和章伯钧夫人李健生都住在灵通观大楼内,故人相见,恍如隔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领袖的遗孀也住在那里,父亲去看望她们之后,有两位夫人惶恐不安地跑去对李健生说:"李大姐,这怎么得了!章乃器居然跑到家里来了,我们这个楼今后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父母间曾谈及谁能担起治国重任的问题,父亲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相比之下,父亲同邓小平的关系不如与陈云的关系好。一是邓在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批评父亲在川东搞"和平土改";二是父亲主持粮食部工作时,邓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停止该部推行"米糠榨油",父亲有不同意见。然而这些工作中的歧见,没有影响父亲对邓小平的客观评价;也没有影响邓小平当时对父亲工作的表扬,以及后来改正他的"右派"问题。

父亲象一盏风雪中的孤灯,熬过"文革"的漫漫长夜,黎明到来时已蜡炬成灰。1977年4月父亲病重,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住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无论他一生多么顽强,终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运动给身心造成的伤害,药石罔效,于同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

在"两个凡是"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比起没有举行追悼会的罗隆基和章伯钧来,已算是一种礼遇。由民建中央负责人孙晓村所致的悼词中,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并登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的简短消息中。这种带鞭尸语句的悼词,也算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条痕迹。

父亲辞世时,我尚在缧绁之中,不知道任何消息。也许是父子间的一种心灵感应,我做了一个梦: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三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

不久母亲来探视,告诉我父亲逝世的消息,当时的场景心情,我不忍再付诸笔墨。回到监舍后竭力不使旁人看出悲痛,我要象父亲那样保持尊严。这时突然有一位小青年问道:"你家出事了?"我沉默不应,但接下来的话却令人大吃一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来看你,他是你的爸爸。老头对你说,我要走了。你们谈了一阵,便送他出了院门……"

5月13日父亲逝世那天是周五,即西方人所说的"黑色星期五"。我猛然想起,当日我所在的远郊关押处,发生了一场局部的小地震,所有的人都惊慌地跑到院中,然后天就下起雨来……这场地震未见任何报道。 一年后又做一梦:走入一座黑漆漆的森罗大殿,供桌上有一影壁形的楠木座牌,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稀辨出顶端有"赦免"二字,下面是一大串人名,我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不久,便在父亲的老朋友陈云过问下重获自由。

后来听说,那位小青年得胃穿孔死去。回想他的面相有些奇特,是山根凹陷的夭寿之相,并有些象庙宇中的罗汉。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红尘世界真若一场大梦。父亲后来很少入梦。据一位活佛说,他去了一处遥远的好地方。我想应该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吧。

父亲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经历两场民主革命,始终做着一个强国之梦。1933年他曾与一百多位知识分子一起,在《东方杂志》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1946年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借主人公新年之梦,描画出一幅民主富强中国的理想蓝图。他晚年写过一篇《冥冥中的上帝》,认为造物之手自有安排。他不信神,但已相信命运。

父亲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他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结局都不美满。

不思量,自难忘。父子生离,竟成死别。最后的一面,也是在梦境中。

我至今未悟出抽取出父亲枕下三张白纸之一的含义,难道他是要我在上面描绘一幅新的画图吗? 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永久之谜……

        2004年3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0月25日 增订



注释:

1)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今属重庆)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1929年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迁重庆出版。1945年后,在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五地出版日报和晚报,拥有“五社八版”。1945年,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1948年12月出走香港。建国后,长期任上海《新民晚报》顾问,1957年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委、监委会副主席。1989年逝世于北京。

2)邓季惺(1907—1995)名友兰。1923年入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1930年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33年毕业后,入南京在司法部工作,后辞职,执律师业。1937年,接受丈夫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任副经理,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1937年将报社股份化集资五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打下基础。最终使该报发展为五个分社,出版日、晚刊八版,成了中国四大报系之一。1947年通过“自由竞选”成功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赴香港。1949年后定居北京,各地《新民报》相继被政府接管,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与陈铭德一同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全国工商联委员、常委。1995年在北京逝世。

3)仇鳌(1897-1970)湖南汩罗人。原名炳生,字亦山、一山。七十二岁时患肺癌割去右肺,自号“半肺老人”。自幼随父兄习农事。十六岁入乡塾,1902年应长沙府学试为生员(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学,首习师范,继学政法,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先入“华兴会”,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仇奉命回湖南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1912年被推为国民党湖南支部副长,并出任湖南省民政内务司司长。1913年参与讨袁运动。1917年随革命军回到长沙,任湖南交涉外交司司长兼长岳关税都督,创办了船山学社。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等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仇筹集资金数千元支持。1923年游学英、美、法、意等国。1825年经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主持《湖南民国日报》。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后任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南京回湘任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并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1948年协助程潜筹划湖南和平运动。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11月应毛泽东电约入京。旋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1970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遗《半肺老人吟草》诗集。

4)吴鉴泉(1870-1942)又名爱绅,吴氏太极拳创始人。满族。从汉姓吴。北京大兴人。太极高手全佑之子。幼秉家学,并在其父之杨氏小架拳式的基础上逐步修改,形成松静自然、架式紧凑、缓慢连绵、不纵不跳、长于柔化的吴氏太极拳。1914年在北京体育研究社任教,1928年到上海授艺,被上海精武会及国术馆聘为教授。张群、褚民谊、王晓籁等前来聆教。1928—1936年上海市各届武术比赛、国术国考及旧第六届全运会国术比赛,皆被聘为评判。1930年聘为上海市国术分馆董事,1932年任该馆太极班教员。同年创鉴泉太极拳社,任社长,此后并在香港、九龙、澳门等处成立分社。其门生遍及海内外。

5)参见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33页。

6)刘鸿生(1888—1956)出生在上海商人家庭,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后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因父亲突然病逝辍学,先后在租界当过华语教员、翻译等,1909年经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任推销员,1911年被提升为买办。此后联合煤商从事开滦煤的销售,并经营码头堆栈业。曾先后创办苏州鸿生火柴厂、华商上海水泥厂、中华煤球股份有限公司、裕华毛绒纺织厂(后更名为章华)、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保险公司、上海华丰搪瓷有限公司、大华煤业公司、生泰恒振记煤业公司、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众多企业,形成包括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的企业集团,完成了从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抗战爆发后经香港到达重庆,在西南和西北投资创办了一批火柴、水泥、毛纺企业。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收复和整顿了原有企业。1949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挟持到广州,后避入香港。不久回到大陆。1952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刘氏集团全部公私合营。当年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8)《张劲夫访谈记录》(根据电视采访同期声整理),2004年9月7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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