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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按:此文部分内容曾收入本堂存稿,此乃定本。为“存真”计,并不删去旧文。该文已收入立凡兄所编《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一书,是为告白。



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

作者:章立凡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

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11月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

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


一、西南土改,直抒己见

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父亲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圣眷正隆,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

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1)

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其思想上的疑惑与尴尬,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

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他谈到一点新的认识:“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

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

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

父亲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他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父亲也认为对封建社会不可“以少蔽多,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梁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父亲则提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是二?”的疑问。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先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父亲认为“理性变为更高的宗教”。

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父亲再度感到困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2)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父亲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二石3),死二人”。 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

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梁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对于“义愤”问题,他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父亲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

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他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

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父亲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

毛泽东向父亲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据梁漱溟回忆,毛对他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4)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赞同。

与此同期,父亲的老同学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丢失了大陆的国民党,此时才接受失败教训,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 父亲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反右”时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

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已入另册的父亲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5) 。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 “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 ;原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却成为大“左派”,一路青云直上。

“文革”中的广泛暴力,近因当源于土改,远因则可追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连土改的大小领导人也未能幸免。慨叹世事轮回之余,父亲对我说:以今度之,当年谢禁止吊打的指示仍是对的。

劫难余生的父亲曾做过一首诗,如今我只记得起一句:“遗臭万年‘暴力论’”。


二、腐败成因,探讨无终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 “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6)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7)、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

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

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此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

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

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

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

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

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

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8)是胡说”;“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

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近年章含之女士撰文说,行老在“反右”时因这一观点受到批判,恐是不了解这段史实);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先腐虫生’ 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

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

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

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


三、毛氏批梁,犹存鸿爪

“三反”、“五反”结束后,父亲于1952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当时国内粮食形势吃紧,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要解决六亿人口的军需民食,可谓临危授命,在党外人士中属于异数,不同于其他人抱怨的冷官闲曹。父亲管理粮政有方,协助陈云制定了统购统销的大政策,又首创粮票制度,扭转供需矛盾,因此屡受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他在这个岗位上埋头苦干,每天工作10-12小时,往往周末也不休息,其后政协学习座谈会的内容,在日记中就很少出现了。但在1953年9月17日的日记中,父亲留下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事件的现场记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毛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集成。其第一手的记录迄未公开,无法解读出会议过程全貌。梁先生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记述17日会议内容颇简,回忆18日大会经过甚详。

据梁漱溟回忆:“9月17日的会上,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特别是毛主席频频插话,份量很重。”9)

父亲那时交叉参加各种会议甚多,但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因有些老先生讲话太长,他时常会感到不耐烦。此前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过梁漱溟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发言,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17日会议内容,恰好可与毛、梁的文字互为参照。兹全篇照录,以补史乘之缺:

1953.9.17

周总理:与总路线不同的路线,必须加以区别。抗日时有人劝我们放弃发动广大群众的路线。解放战争时也有人认为我们应与蒋妥洽。1946年12月梁漱溟要我们让出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地区。要在此条件下,参加伪国大。我当时责梁为伪君子。1949年一月梁在渝发表文章,说初期是蒋要打,以后是共要打。梁“反对武力统一”笼统口号,反对人民战争。那时蒋已伪装下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思想,使中国不能工业化。

(毛主席:地主冒农民代表,留了尾巴。)

还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以为工业化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如何工业化。还有一种要走自由主义经营——拒抗国家资本主义。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有限制。所有权不完全。10)

说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是反动思想。

梁是封建思想。(毛:梁以笔杀人)拥护总路线,但怕做不好。但前半句是迷惑人的。实际上是说不照我的总路线,就做不好。(毛:梁不能信任。台湾说梁最有骨气。)挑拨工农联盟。(毛:一个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与资本家联盟,包括代理人、技术人员。两种都需要,而且将予巩固。但前一个联盟是主要的。)(毛:过去四年主力仍在农村,因而国企干部不够,使私企喊苦)一.不承认党政群团等力量;二.说党遗弃农村,强调违法乱纪;三.说生活悬殊,工农生活如九天九地之隔。

周公批“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自由主义经营”等观点时未点名,但显然不是指梁漱溟(梁曾提到10日午后的政协常委会上,有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言)。

按梁先生当时的观点,主要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短缺经济和战时体制的产物,稳住了新政权经济、政治的大局,但同时也是以剥夺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手段之一。这项政策受到部分人士的诟病,但毛泽东认定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由是推之,父亲的工作也在梁先生的质疑范围之内。

在这一天日记页面上方,父亲还写了一句话:“阶级是始终尖锐对立的,人是可以化敌为友的。”第二天(18日)的会议是批梁的高潮,但不知何故,父亲竟然一字未写。


四、人因言废,只说气功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的名,同年经过“引蛇出洞”的大逆转,父亲被毛泽东钦定“右派的老祖宗”之一。但他拒绝承认“右派”罪名,此前还在国务院的全体会议上,当面顶撞了周恩来,惹起一场风波。

有关这一事件过程的报道,已见诸当时各大报,这里就不重复了。父亲是见过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阵势的,何以还敢犯颜在这种场合面折廷诤呢?恐怕是因为他提的问题与梁先生不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令周恩来很难正面回答。况且与毛相比,周公还是颇有些“雅量”的。至于周的内心有多苦,旁人就很难想象了。

梁漱溟整风期间拒绝发言,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因过去放“屁”,与父亲等“右派”在政治上同属另类。梁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章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父亲罢职闲居后,参加全国政协学习成了唯一的政治活动,两位“代言人”接触的机会又多了一些。但此时的政协已不是建国之初的那个政协了,除却歌功颂德语,一言堂上已无言。那时社会上暗中流传着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百花齐放——陆定一”,父亲的日记本也没有什么内容了。

“大跃进”后期“人祸”发生时,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仍被各级干部无比坚定地执行着。粮票制度保障了城市人口的最低生存条件,而梁先生所为之请命过的农民,却无法保住赖以活命的口粮,一下子减少了三千万,真正长眠于“九地之下”了。

或许是由于对道家气功研究有素,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学习。他那本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科学的内功拳》,在政协内部刊出后,一些对气功有兴趣的委员纷纷前来请教心得。父亲又开始研究佛家气功和瑜伽,与梁漱溟、巨赞法师等时有交流。

哲学家梁漱溟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虽怀经世致用之志,皆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辛稼轩词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两人从忧心国事到探讨养生,与种树心情相去不远,而追求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却越来越遥不可及。

父亲“文革”初期撰写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与梁先生的切磋:“我在研究气功发展“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一九六〇年在北戴河同梁漱溟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后来读了宋云彬兄写的《弘一法师》,颇详尽地说明了法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我于是就有意作绝食的试验。但在平时,家中人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试验的。”11)

父亲爱讲话的脾气一直改不了。他不但在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公然为自己翻案;“七千人大会”前后,还公开批评“大跃进”,因此在1963年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革命小将”的轮番毒打下,靠气功的功力活了下来,并按照与梁漱溟探讨过的辟谷之术,连续绝食了八昼夜。

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遇难后,我认为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问我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我回答: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一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拷打和凌虐是昼夜不停的,我都挺过来了。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五天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不好受。”12)

以上是父亲最后一段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文字,时间是在1967年。经此劫难,他预言自己还能再活十年,然后“自我消亡”。

1977年5月13日,父亲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逝世,享年八十岁。

同月,毛主席纪念堂竣工。

父亲逝世前28天(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出版发行,其中多处收入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章乃器等的文字。

哲人多寿,梁漱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1988年6月23日辞世,享年九十有五。一年后发生的大事件,他没能看到。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一些场合见到梁漱老,记得其中一次是向他的老同学、父亲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的遗体告别,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自己是谁的后代。

世间万物的联系,因缘而起,缘尽而去,最终都将归于寂灭。翻开尘封的日记和书卷,流动的现实已凝固为历史,当今中国已开始提倡“政治文明”,梁漱溟与父亲也都是“历史人物”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达观睿智的哲人而言,名字也许只是个符号,也许不止是个符号……

(本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杀青于都门风雨读书楼




注释:

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17页。

2)“减租退押”的简称,是实现土改的主要“斗争果实”之一。“租”指地租,“押”指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土地改革中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3)同“担”,中国旧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二十市斤。

4)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8页。

5)《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6)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六十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平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遗著有《卢作孚集》。

7)范旭东(1883-1945)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二十年代初创办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三十年代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碱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阵营则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五反”时民族资产阶级沦为斗争对象,于是有“四敌三友”之说。

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34页。

10)原文如此。这段话的最后十余字记得过于简略,内容应该是政策要点分析。

11)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25页。

12)同上,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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