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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八月初四:袁世凯的人生空白点?
—再谈袁世凯的历史机遇


作者:章立凡


拙文《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发表以后,亦鸣先生写了《袁世凯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并不存在——与章立凡先生商榷》一文,认为维新派劝说袁氏起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慈禧太后的方案,“是不可能成功的事”,理由有三:一、没有弹药;二、授权不明;三、路远敌多。“至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能归结为袁世凯的告密。笔者赞成秦晖先生所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否与袁氏有关,我认为首先要看他是否主动告密,以及告密的时间。

袁氏告密的经过,按时序排列,大体上有三说,一、八月初四(西历1898年9月19日)告密说,认为袁世凯在谭嗣同八月初三夜访法华寺,请他发动兵变后,立即通过某种途径(如庆王奕劻)告密,八月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初六正式宣布“训政”。二、八月初五告密说,即袁氏当日下午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回京向慈禧告变,后党于八月初六发动政变,这是最传统的说法。三、八月初六告密说,即袁氏八月初五回津见荣禄,说有人“结党煽惑,谋危宗社”,但没有说出谭嗣同的密谋;初六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传到天津,同时杨崇伊也从北京来见荣禄,通报政变消息,袁世凯见维新派大势已去,向荣禄长跪不起,说出实情。

前两说属于主动告密,后一说属于被动告密。第二说主要源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第三说来源于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而第一说则根据清宫档案及袁克齐、杨度等人记述,是比较新近的观点。我认为,光绪虽然在初五还陛见过袁世凯和伊藤博文,但从初四起已处于慈禧的控制之下,故在撰写《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时采信主动告密说。


一 初四宫中有变,袁某行踪可疑

关于政变的起因,有些学者举负责光绪帝起居注的恽逸鼎《崇陵传信录》为证,认为是由于杨崇伊通过庆王向慈禧所递的密折引起,袁世凯告密时,政变正在或已经发生。因此政变开始时只搜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八月初九、初十才根据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扩大搜捕范围,逮捕了“六君子”及其他主张变法的官员。

但恽逸鼎的记载似乎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他在《崇陵传信录》中,叙述了庆王将杨崇伊的密疏转奏慈禧的情节后说:“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恽逸鼎在这段文字后特别注明:“政变各节,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概略之,以此录非政纪也。”

由此可见,他不见得是要推翻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的常规说法,但须为历史补上一条秘闻:八月初四这天,也就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若干小时之后,政变就已经发动了(根据清宫《穿戴档》记载,光绪在初四卯正到乾清官见母后,按其他档案则慈禧在申刻或酉刻曾到达西苑,待考)。当天光绪即离开他日常居住的养心殿,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被长期幽禁之所在。

从史料上看,确是密疏在前,告密在后,但慈禧何时阅读密疏,却没有准确的时间记录。再看密疏内容,尽是些顽固派攻击维新派的陈词滥调,最严重的指控有两处,一是提到慈禧所厌恶的文廷式(珍妃的老师)与新党勾结,创立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二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柄……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两条虽然足以激起慈禧的愤懑,但不足以构成她指责光绪“听小人之言谋我”的证据,她的“今日无我”一语,也明系指自己被儿子除掉的意思;而直闯光绪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则显然是在搜检光绪和维新派“谋我”的证据。她没有指责儿子“变更成法”和“引用东人”,却指责他要谋害自己,这就不能不引发一个疑问:谭嗣同离去时“已夜深”,袁世凯是否在后半夜就去告密?这也许正是恽毓鼎要特别透露的信息。

那么,光绪在初五还陛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又作何解释呢?

查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记初五面君请训情形,他提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等建言,“上为动容,无答谕” ,而众多记载中光绪有密诏给他的情节,却没有只字提及。数天前圣眷正隆,勉励有加,临别何以无语?是别有隐情?还是意识到被这个臣子出卖了?

当事人梁启超和袁世凯发表各自的文件时,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都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但最可疑的还是袁某人,《戊戌日记》有两处语焉不详:一、他七月十九日就到北京为自己活动升迁之事,但没有具体记载;二、他重点记述八月初一至初三面君、拜访李鸿章、庆王等权贵及谭嗣同来访等经过,此后略过初四,直接写初五入觐、返津乃至告密经过各事。初三后半夜至初四全天的活动,全部隐去,而这正是政变实际发生的时间。比照恽毓鼎记录的初四宫变,以及光绪幽禁中“日书项城(袁世凯字)名以志其愤”,驾崩后其弟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以报旧仇,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恨。

根据伊藤博文在《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中的记载,光绪的谈话多是些礼仪性的问答,与他在慈禧“训政”以后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太大区别。维新派自八月初二以后,就没有得到皇上本人发出的任何信息,至少在初四以后,他已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二 京津两度告密,并非没有可能

根据袁世凯之子袁克齐记载,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 。杨度在日记中也直指:“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 。

按照传统说法,袁世凯是初五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如果他在北京就通过庆王的管道告了密,返津后再度向老上司荣禄告密,意义又何在呢?

我想至少有如下好处:一、表示驯服,打消荣禄对自己的疑虑;二、给老上司一个邀功的顺水人情;三、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北京告密的结果如何,需要给自己一个双保险。由于袁世凯参加强学会,与维新派过从较密(否则就不可能解释谭嗣同密谋于他的事实),慈禧对他一直是有疑虑的,在政变后处理维新派时,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荣禄果然为他说了话,再度升官。而杨崇伊密疏在前,初六日又到天津向荣禄传达“训政”懿旨(袁氏当时也在场),却没有袁世凯的好命,有功未赏,潦倒以终。其原因恐在于:一、他只是个守旧庸碌之辈,非荣禄、庆王嫡系;二、告密之功大于密疏,足见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至于“长跪不起”的情节,不排除故作姿态的可能,未必是被动告密的铁证。

有学者以八月初六日“训政”公布时,只下令缉拿康氏兄弟,兵变主谋谭嗣同到初十才被捕为由,作为政变在前,袁氏被迫告密在后的佐证。这种观点可备一说,但也必须注意到:一、“围园劫后”之谋关乎封建人伦,需要拿到确切证据,慈禧从搜检的奏章上查不到证据,故要先抓最重要的幕后主使人康有为;二、变法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逃,清廷尽可留下谭作为诱饵,直到确信捕获康、梁无望,才最后收网;三、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袁世凯初四凌晨至初五下午之前,只举报有人谋危宗社,后来才进一步扯出谭嗣同,他在《戊戌日记》中也自称,是初六那天上午才将密谋之事向荣禄说出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具体情节如何,天津告密是客观存在的,北京告密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无论是在何处告密,仍以主动告密的可能性最大。


三 一个必备条件:皇帝在我手中

谈过史料,再考察袁世凯当时有无历史机遇。

“没有弹药”是亦鸣先生的第一个理由,当时还是一个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年代,弹药是决胜的重要因素,但未必是绝对的因素。梁启超记载袁世凯当时原话是:“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袁氏自己的记述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两说差异不大,可见弹药不是不能解决,而是需要准备。

“授权不明”是亦鸣先生的第二个理由,光绪有无密诏,一直有些争议。但根据苏继祖的记载:“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杨锐之子杨庆昶在宣统即位后曾上缴过一份密诏,被交付史馆。在谭嗣同与袁世凯密会于法华寺之前,也有维新派曾与袁氏的幕僚徐世昌共同诵读密诏的记载,看来未必是假。关键在于有无“正统”旗号,师出有名,这正是我在下面要讲的问题。

“路远敌多”是亦鸣先生的第三个理由,杀了荣禄,再从天津运兵到北京,至少要三个小时。“围园劫后”有一定难度,袁世凯也希望拖延到天津阅兵时再发动兵变。根据梁启超的记述,袁曾向谭表示:“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氏也承认曾对谭说:“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两段话都表达了一个很要紧的信息,如有光绪在营,袁世凯完全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少胜多。这也符合他后来在辛亥革命时将宣统小儿当作手中人质的思路。

由是可知,举出“勤王”的正统旗号,袁氏与维新派是有共识的,未必是虚与委蛇,但在发动的时机和方式上有分歧:谭嗣同认为事情紧迫,不能等到九月天津阅兵,要他立即带兵入京,出奇制胜;袁氏则不愿打无把握之仗,更希望将人事、装备安排停当,待机而举。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会考虑告密呢?关键仍在于能否抢到皇帝做旗号。

袁世凯刚被光绪破格擢升,荣禄恰于初三下午以英国兵船在渤海游弋为由,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并要袁即日回防,不能不引起他的疑虑。谭嗣同的深夜密访,无论兵变成败与否,都是要将袁氏绑在维新派的战车上,使他心情沉重,“反复筹思,如痴如病”。 “抢旗”要冒风险,告密是条捷径,袁氏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惯于投机的势利小人,权衡利害,最后选择告密,抢一个比较容易得到的头功。


四 无论必然偶然,袁氏罪无可绾

亦鸣先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以子而谋害父母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康梁始终不承认有此密谋,……袁世凯如果当真做成了围园劫后的事,说不定也会被当做替罪羊而杀头的。”但请注意这样一个史实:当时慈禧太后已不是“垂帘听政”的身份,光绪则处于“亲政”的地位,是“正统”所在。从封建男权社会的传统而言,“女主”乱政为宗法所不容,是处于“不义”的道德位置,光绪捍卫帝位的对策,纵有“以下犯上”的意味,但从皇权正统的角度,如果只是劫后而非弑母,便可避免“陷母后于不义”,比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更有道德后盾。袁世凯如果襄助光绪,则是“勤王”的义举,成功后怎会“被当做替罪羊而杀头”呢?

亦鸣先生认为,带兵入京对袁世凯来说“只能是一个送命的机会。他若去冒险,结果必然是兵败被杀;也可以不去冒险,但也不去告密,这样做救了别人,但也救不了自己,密谋一旦暴露,他就会落个参预谋逆、知情不报的罪名。”

我认为此事可从四个层面来考量。一、如果袁氏是主动告密,铁定是戊戌变法的千古罪人,因为他未必没有时间筹备举义,后党如不知兵变的密谋,也不见得会立即发动政变;二、即便他是在政变发生后被动告密,后党事先也同样不知兵变密谋,实因袁氏告密导致全盘泄露,后党才兴此大狱。三、如果他只是明哲保身,没有告密攀扯,维新派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元气。四、按照荣禄所说“袁乃我的人”,则他本来就可能是一个打入维新派内部的坐探。按这四种情节中的任意一种推断,“六君子”人头落地,变法彻底失败,袁世凯都难辞其咎。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惯性,就是将革命视为唯一的历史选择,强调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动辄套用“历史的必然性”去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谈戊戌变法的失败,强调改良派的历史局限性,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从而证明革命的必要和正确,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

历史本来不容假设,但历史也是有机遇的,是要靠人去推动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不可能不考虑偶然性的因素。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匡胤“陈桥兵变”等历史事件,都是“以下犯上”而又出奇制胜的政治豪赌,成算未必就是百分之百。如果密谋泄露,举事不成,这两位英主在历史上就是乱臣贼子:李世民弑兄杀弟,犯上作乱,在大唐史册上罪无可绾;赵匡胤或许还可推脱是事先不知情,被部下胁迫“黄袍加身”,历史上就可能只有后周而无大宋。唐宗宋祖都会永失发挥雄才大略的历史机会。

常言道:“不以成败论英雄”,退一万步讲,如果袁世凯能够坚定地站在维新派立场,纵使“勤王”失败,他也会成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样的仁人志士,在历史上享有正面地位。但“奸雄”是要权衡成败得失的,袁世凯改变立场,是他政治投机的小人本性所决定的,谭嗣同确实看错了人。在这一点上,我与亦鸣先生看法一致。

袁世凯之所以两次失去历史机遇,没有成为正面人物,原因正在于他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奸雄”,最后才会以失败告终。

2004年6月24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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