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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成因难探讨—先父章乃器与梁漱溟佚事之一

作者:章立凡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

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这年的11月下旬,“第三方面”的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章乃器、左舜生等起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

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 “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

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

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此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

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

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

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

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

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

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 是胡说”;“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

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于是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先腐虫生’ 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

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

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

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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