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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世 逸 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

作者:章立凡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一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年春天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2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黄炎培的遗孀姚维钧也自尽了,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1957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章士钊(行严)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那天老夫人带着保姆到王府井四联理发馆理发,一路上尽碰上“破四旧”的情景,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她的衣着比较考究,还被人叫住诘问,令其速速更换。理完发回家,发现家正在被抄……

行严先生和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老的烟枪被抄走了,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竑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竑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她还强调黄绍竑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谈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竑。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竑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还有一位黄炎培,与毛泽东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与我则先做朋友,后来做不成朋友。他的五个子女成了“右派”,没想到如今黄夫人也死得这么惨。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傚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傚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象。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二 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做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已命名为“文园”)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踪。1949年以后,内宅租给外国驻华使节,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分配一位外交部的高官居住,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产生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厌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起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比较起来,这首我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肊,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 据老人说,南海先生在逝世的前一年(1926年)夏历八月曾到北京,由她和梁启超、张篁溪等弟子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在门生、亲属们设筵为他七十寿辰暖寿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由是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作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 。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 ,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联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三 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竑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皇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1968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象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其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的黄绍竑亲妹妹。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天,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她们的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口(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1948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卐字会、蓝卐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其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四 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其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在我面前叫罗仪凤时,往往称呼她“Aunt”(英文“姑姑”之意),使误我以为她的英文名字是“Andy”。近年承罗氏兄妹的燕京大学同学乔志高(高克毅)先生及康氏世交张沧江先生披露,才知道她的洋学名是“Yvonne”。据高先生回忆,罗仪凤还使用过与“仪凤”谐音的“Efoung”,张先生认为恐系“Efong”之误,说这是她早年读中学时的用名。罗仪凤谈及康有为及康同璧,辄称“我外祖”、“我母亲”。 康家母女平时称父亲为“章先生”,但康老更习惯称“章委员”,虽然父亲的政协委员职务早在1963年就被撤销了,康老仍喜欢用这个过去的“官称”。

她们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知命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当时社会上已经“革命”到不许尊称“小姐”的程度,但“大姐”仍属“革命词汇”。可罗仪凤最烦别人称她“大姐”,说广东人称保姆为“大姐”。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实难启口称她“罗小姐”。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份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 “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殁,“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紧张,“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会吩咐老猫“跟章少爷去说说话”,于是“前来”会转移到我膝上,请求按摩搔痒,并以舔手作为回报。猫有灵性,老猫更被视为“成精”物种。康老逝世前的那个冬天,“前来”失踪,猫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会死在家里。对此康氏母女都很伤感,我更有一种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访客或仆人的场合,也往往称我“章少爷”,令我很不习惯,总是联想起电影中那些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这样称呼,倒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


五 女界先驱

康同璧比较自豪的事情,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她这位妇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时常绘声绘色地谈起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她时的情景。那天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起康老十九岁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时所作的名句:“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说到此,老人还会翘起大拇指对自己比画一下,显得十分得意。

新政权草创之际中共领导人敬老尊贤的风范,使不少遗老都有知遇之感,愿为新朝效力。毛泽东早年曾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信徒,当政后自然对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康有为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地加以总结”,但他又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在这一点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道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

康同璧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支那第一人”的称号的确当之无愧。女权思想本是其父康有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约占全书七分之一,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主张“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迫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1883年,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他要求从女儿做起,带头不缠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到戊戌变法时,不缠足会在全国已经拥有三十万成员。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中国妇女界最早倡导女权的先驱。她是中国早期赴美的女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务。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1902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据康老自己记述, 1901年夏历四月,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在香港,闻讯特来槟侍膳。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她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但梁任公所记同璧与父同游舍卫祇林(释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时所作两首绝句无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

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闻名中外,我曾见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1902年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了十首诗赠别女儿,以“女权发新韧,大事汝经营”相勉励。据说她的两个弟弟庸碌无才,弟子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

康老早年随父游历欧美各国,由于康有为是保皇党,各国王室都欢迎他们,结识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对我说:“我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欧战后期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与欧洲王室的友谊,作为和平使者,游说各国王室政要,表达中国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战主张,也曾对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迹保护,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都承认的。


六 妄论古今

由于主张非暴力,老人晚年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祸及全国的广泛暴力,是十分愤慨的。有次我不小心多说了一句话,惹得老人动了痰气。

那天正与康老及罗仪凤谈论社会上种种无法无天的乱象,老人激动起来,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她又用手指遥点壁间的画像道:“什么万寿无疆,我看是万代为殃!”

康同璧说出这等惊人之语时,那种气雄万夫、为民请命的神态,仿佛回到了其父“公车上书”的时代。当时若被外人听见,肯定够得上“现行反革命”资格。我见罗仪凤紧张得直吐舌头,便劝止说:“这信您还是不要写了。”“为什么?”老人瞪着眼睛问我。“写了人家也不会理你。”我脱口说了句大实话。

老人勃然变色,目光犀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她停顿了一下,面色由红而紫,由紫而黑,哆哆嗦嗦地抓起茶几上吐痰用的雪花膏瓶子,啐出一口浓浓的白痰,然后伸出食指,上下抖动地点着我说:“你奶奶(指她自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这句话她盯着我连说了两遍。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一时不知所措。罗仪凤连忙过来用广东话打圆场,扶老人回卧室休息,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愣。

过了好一阵,老人又慢慢从内室踱出来,脸色变得平和了。她坐到沙发上,望着我说了第三遍“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接下来又把当年毛泽东接见自己的情形,重新讲述了一遍,便云收雨霁了。

罗仪凤悄声向我解释:“跟我母亲说话,你只能顺着她。”此刻心中聊以自慰的是,一直没见过隔辈亲人的我,突然有了一位“奶奶”。与儿孙远隔重洋的老人,已将我视同自家小辈,否则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

对于周恩来,康氏母女心中敬意犹存。虽不至于象不少中老年女同志那样,一提到美男子周总理就热泪盈眶,但罗仪凤常说“总理太不容易了”,康老也认为“我们现在只有靠他了”。

有天我陪父亲拜望过康老,回家的路上问他:“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父亲回答说:“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四十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从国外请回来。清末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我也跟着参加了。建立民国之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接下来又搞革命,一直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要比革命小得多。”“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我那时是个顾影少年,无法想象自己拖辫子的怪模样,心中琢磨着见康老或许还要下跪。父亲说:“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就改穿洋服。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七 珍藏一瞥

康老藏书不少,但在我认识的前辈中,算不上大藏书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家中能存下几架线装书,已经是个异数了,这也是吸引我经常去她家的原因。记得天朗气清之际,罗仪凤会请来一位品貌端庄的中年妇女(据说是位修补图书的专家),系着讲究的绣花围裙,同她一起在庭院中晒书。温暖的阳光下树影摇弋,各种线装书琳琅满目,比列平摊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床板上,成为这个老派书香人家一年一度的盛事。

老人客厅里的《花间集》和荣宝斋水印的《芥子园画谱》,是我经常翻阅的。对于《毛主席诗词》及当时各种剑拔弩张的“壮词派”作品,我已经有些承受不起,更喜欢“花间派”的婉约。有次找到一本民初女词人吕碧城的词集,里面还有吕氏身着欧式淑女裙帽的玉照,以及她与胡木兰(胡汉民之女)等女界先驱的合影,使我第一次见识了民国才女的文采风姿。这位吕碧城显然是康老的朋友。

书架上陈放着康老编纂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是上下两册的油印本。还有一部多卷本的《万木草堂遗稿》,此书编成后交付出版,出版社认为康老的绪言对其父评价过高,倔强的老人坚持一字不改,僵持数年之久后撤回,仍旧摆回书架。

但客厅里存放的只是康老的常用书。一次罗仪凤要我帮忙整理库房(家称“笼箱房),才见到了她家的拱璧珍藏。

这是一间宅院夹道加顶改成的密室,与卧室相通。里面布满蛛网和厚厚的尘土,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过了,只有康氏母女及其信得过的人才能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黑猩猩的标本,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几分诡异。

以前罗仪凤曾特地给我看过一张老旧的彩色明信片,上有这只黑猩猩身着海军衫帽的留影,颇为调皮可爱。此乃其父罗昌做新加坡总领事时的宠物,十分聪明伶俐,会算术写字,号称新加坡第三十六景。说到此罗仪凤苍白憔悴的脸上,竟露出顽皮天真的灿笑,仿佛在介绍一位童年的朋友。但笑容一掠而过,她的面容重新被伤感占据,说后来黑猩猩被客人喂食冰激凌,不幸腹泻身亡,被制成标本带回国,作为永久的纪念。

动物明星木乃伊现身密室,我小吃了一惊。但真正令人震撼的,却是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三字,这就是1923年康有为从陕西运回的那部宋刻明印本碛砂版《大藏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只木匣,上标“大同书”字样,至于内中装的是否康有为手稿,就不得而知了。

罗仪凤让我帮忙把一些家具抬入库房后,将门小心锁上,由于灰尘的刺激,出来时我身上已开始起风疹块。我们当时都没有谈论藏书的事,事后罗仪凤有意无意地提及,母亲已经许诺,自己百年之后,将《大藏经》等收藏捐献给国家。

康有为搬运经书之举曾惹起陕人的抗议,甚至有人骂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瑞”)。不过 “康圣人”声明,因为藏经所在的卧龙寺保管不善,他才将经书运走的,待修补装订之后,仍将送归陕西。他回到上海后,与朱子桥(庆澜)、叶公绰等将此经增补影印流传,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的盛事。 后来康氏逝世,原经未及送还。六十年代,王益知(章士钊的秘书)在全国政协内部的文史资料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康有为“盗经”故事,康同璧曾撰文辩驳,并为此与米暂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发生过争议。

据康有为晚年办天游学院时的弟子任启圣记述,南海先生的“手稿计有五、六箱,经天游同学刘蠖庵整理年余,成目录四本。《大同书》经钱定安校订出版,《诸天书》经唐以修校订出版。所抄之副本由徐勤带至天津,原拟交梁启超整理,时梁在病中,遂存徐家。今康同璧所存之遗书,即由徐家取回之抄本也。” 。《大同书》手稿,原系康同薇收藏,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康同璧收藏的其父遗书,逝世后尽归北京市文物局。

我至今还记得,康家老宅的东墙边有两间小屋,原先大约是给管园人住的,后来也作为库房使用。私房产权交公之后,街道居委会向罗仪凤提出要征用,她不敢违抗,只好听任蚕食。罗仪凤带我去腾空房屋时,我发现糊窗户的纸张,全部是贵胄名流们给康老祝寿的寿幛,其中资望较低的,是一幅原东亚毛纺厂总经理宋棐卿的字。那时批判刘少奇讨好天津大资本家,指的正是此公。这些寿幛的书法水平,有不少还高于当今名家墨宝或领导题词,但在康家只有做糊窗纸的资格。


八 寿宴奇谭

乱世之下,康家往来的客人已经不多,多属世家旧交。这些人谈吐风雅,礼貌周全,悄然而来,蹑步而去,如章诒和文章中提及的张沧江、黄万里等,记得赵君迈也曾去走动。但除非罗仪凤自己介绍,否则我是从不打听客人来历的。

曾几次见到一位关汉光老先生,偕同娴淑貌美的中年夫人及小儿子来看望老人。某日罗仪凤托我给关先生送东西,其家在西四大木仓,是一处很有规模的回廊庭院。抄家后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偏房内,家徒四壁,但关氏夫妇安贫乐道,过得其乐融融,不似其他落难人家那样悲悲切切,给我印象至深。

客人中有一位外国女士,是罗仪凤的大学同学,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她很担心丈夫哈尔维的病情,向罗讨教如何调节夫君的饮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敢在家里招待洋人,本是极其稀罕的事,弄不好会担“里通外国”的罪名。但康家一向好客,远亲近朋只要敢来,总是不亦悦乎地热情招待,惟当时来客谈论家常居多,敢涉及时政的,只限于极小的圈子。

康氏母女待客,多上红茶,平日英式的下午茶也是必喝的。罗仪凤煮红茶用的是熬中药的提梁式砂锅,她认为味道比金属容器煮出的要纯正。在我看来,这个没落中的贵族化家庭,有两件用具最奇怪,一件是康老吐痰的雪花膏小瓶,另一件就是这个砂锅。吃茶的点心是永远不变的槽子糕(又名鸡蛋糕),据父亲分析,过去康老待客全部是精致西点,现在改用这种粗点,老先生的手头一定是相当窘迫了。

日常的菜肴也十分简单,一般三菜一汤,口味清淡。厨子二陈和男佣老郭,都是年届七旬的老仆,两人的邋遢程度也不相上下。油烟尘垢把厨房熏得一片漆黑,似乎有十年以上没有清扫过了,与康氏母女一尘不染的居室,形成极大的反差。主人的洁癖和教养,阻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更无法逆转老宅的衰败;不过到了正式宴请的场合,仍能折射出往日的容光。

康老请客,往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批举行。记得那年老人生日前夕,罗仪凤托我向父亲发出邀请,只请我一人作陪,而且是正式的生日晚宴。赴宴前父亲颇费踌躇,那时每月200元的生活费,被造反派扣得只剩50元,时值月底,给老人祝寿又不能空着手去。最后只好买了一斤切面,用瓷盘装好,吩咐我用篆书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个“寿”字,盖在上面,提着去了康家。对曾身为银行家和政府部长的父亲而言,这大约是平生所送寿礼中最菲薄的一次。我对送此薄礼于心不安,他安慰我说,礼轻心意重,康老不会计较的。 康老见到父亲,果然十分高兴,还夸奖我的“寿”字写得好。她对父亲说:“令郎是个很有才情的孩子,他的诗做得不错,书画方面长进甚快。”父亲说:“是康老教导得好。”康老又发感慨:“可惜时世艰难,我又太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孤身远行,去海外省父了。令郎旧学功底不错,若能出洋留学,融会中西,将来必成大器。”在那个闭关锁国比大清朝还严密的年代,出国留学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

入席之后,罗仪凤来回张罗着,一道一道地上菜。这顿晚宴全部是精致的广东菜,餐具也比平日用的要讲究得多。康老一面品尝一面说:“二陈的手艺本来是不错的,现在他也老了,有心脏病怕油烟,有些菜就做不成了,还得Aunt(仪凤)亲自下厨。”

老人平日已不饮酒,这次特地开了一瓶茅台,父亲举起杯,和我一起祝她健康长寿。干了两杯之后,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又开始发议论:“章委员,‘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古人云‘寿则多辱’,我活到这个岁数,总认为健康比长寿重要。如果疾病缠身,‘万寿无疆’也是活受罪,不如‘永远健康’实惠。我若是毛主席,就一定和林彪换一换祝词,不要那个‘万寿无疆’……”

这又是个没法深说的话题,罗仪凤最怕老人聊这些。我有了上次惹发痰气的教训,不敢插嘴。倒是父亲很从容地顺着话头,与老人谈论起气功和养生,两人聊得很开心。传菜数巡之后,又上罗仪凤亲手做的萝卜糕,最后是我们送的那盘寿面,被做成一盆雪菜肉丝汤面端上。

餐后还有罗仪凤手制的广式甜点和水果,她真不愧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一切安排都完美如仪,连送寿面的那只瓷盘,临走时还装上点心作为回赠。父亲告辞时对老人说:“康老,你要保重好身体!现在我们都只能当观众,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看到戏收场!”老人连连点头称是。

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坚持把戏看到终场才阖上双眼;而康老早在1969年就撒手人寰,撇下了孤苦伶仃的罗仪凤。


九 家史秘辛

进入1968年,社会上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大搞“清理阶级队伍”。 全国政协董竹君、秦德君两位女委员以及唐生明夫妇等均已被捕入狱。罗仪凤没有任何单位,“清理”她的大权便落到“小脚侦缉队”手中。一天她悄悄把我叫到一旁,说是街道要她交待与司徒雷登的关系。

那年头经毛泽东在《毛选》中点名批判的外国人,除了马歇尔、艾奇逊之外,就数这位前燕大校长了,而且是有《别了,司徒雷登》的专文加以痛斥的。罗既是司徒门生,在“小脚侦缉队”眼中,分量自然非同一般。掂量着这位以前住在深宅大院、衣着典雅的女人,多年积蓄的醋意,终于有了整治的机会。罗仪凤这头弱小的羔羊,无论平时如何驯服和低调,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已经张网以待。

关于罗仪凤的个人经历,我从来是不问的。以往只听父亲说过,她与罗隆基有一段情愫,但努生(罗隆基字努生)是名士风流,只恋爱,不结婚,辜负了仪凤。她曾将与罗隆基的哀怨史,写成一篇文字给父亲看,意欲公开,被父亲劝止了。此外康老曾向我谈起,日本占领时期,罗仪凤因与司徒雷登的师生关系,被关进沙滩日本宪兵队(原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老人辗转请托,才保了出来。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地方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和侮辱,我不敢问也不忍知道。

心力交瘁的罗仪凤,给我看一份她写的交待材料,并可怜巴巴地说:“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一向不问政治,外边的事情一点都搞不懂。她们要我交待,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该怎么写。小东(我的小名),你得帮帮我。”

我仔细读了一遍,这实际上是一篇家史,其中有几件不为人知的佚闻。一是她的外祖南海先生,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猝死青岛之谜,至今众说纷纭) ;二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被国民党逮捕,死在狱中。这段埋藏心头多年的隐痛,罗仪凤似乎从未对人提及。她还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日军1914年强占胶济铁路时,罗先生是中方的山东外交特派员。他在路轨上阻住运兵车,并对日军军官说,除非强行从我身上轧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罗仪凤用不少的篇幅,强调母亲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生。这也许是她心目中唯一能够摆脱灭顶之灾的稻草,但对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小脚侦缉队”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保皇党人是国民党的政敌,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当然狠毒,如今已改朝换代多年,敌人的敌人能放过康有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吗? 我细心地帮罗仪凤改了一遍,自认为可以抵挡一气,她感激万分地收好了。回家与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慨地说:仪凤命苦,没人能够帮她。过去我们这些朋友私下议论,觉得康老把仪凤留在身边不嫁出去,是否有些自私?后来她和罗隆基相恋,大家心中都祝福她将有归宿,但康老是离不了仪凤的,成亲之后如何安排生活?罗隆基若娶了仪凤,可能会多活几年,但要遇上“文革”这样的冲击,还会牵连到康老,这三个人能挺得过来吗?幸亏此事中断了,母女俩得以活到今天,否则作为罗隆基的丈母和夫人,不知要受怎样的挫辱?其实仪凤最担心的事,还是康老百年之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 不幸言中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被“群众专政”,1969年春匆匆看望了康同璧和罗仪凤一次,就踏上逃亡之路。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我还清晰地记得康氏母女目送我远去时,那忧郁凄楚的目光……

父亲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已沦为“反革命”阶下囚。某日突然来了两位外来的干员提审。与平日狐假虎威的审问者不同,他们十分有礼貌,态度也前所未有地客气,一看就知来自高级部门。问话的中心意思,是罗仪凤的历史与现行言论。还问及父亲写的《七十自述》,曾有一份副本交给了罗仪凤的事。

我心头一紧,那时已知道康老不在人世,难道罗仪风的问题也从街道“升级”了?人家一直怀疑她是“美国特务”,莫非来提审的真是反间谍机构的人员?弱不禁风的她还要重受缧绁之苦,我无论如何想不通。对这个政权而言,她从来就是一个无害之人。

我应对危局有两条原则:一不诬陷自己,二不攀扯他人。过去罗仪凤代表康老(她模仿其母字体几可乱真)给父亲写的便函,信封落款“内详”,内容极其简单,署名处向来是“知名不具”。父亲所写的回忆录,往往会誊写数份,分别交给我和几位至亲好友保存,意在流传后世。但罗仪凤胆小,无论什么文字到她手里,读完统统“付丙”,绝无证据留存。因此任凭二位如何盘诘,我只说曾向康同璧请教诗文书画,与罗仪凤很少交谈,其他一概不知。

几年之后,又来了两三位高级提审员,其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我那时被押数载不见美女,得此机会可享受一下“养眼”之福。来人再度命我交待罗仪凤的情况。我仍按上次的模式应付,他们很不满意,提示了一些内容,说是罗自己交待的。我想她一定是被逼供,无奈之中才说了一些东西,如果再从我这里得到证明,罪名就坐实了。于是回答这几位,事隔多年,一概想不起来了。最后他们将问题一一罗列,责令我写材料。

我词斟句酌地写成一篇文字,自承因父亲关系与康氏母女相识,并大谈其家世、藏书和教养,如何令我感兴趣,故乐于与之往还云云。至于责令交待的问题,却一字未写。

交卷之后不久,他们再度光临。那位漂亮姐儿声色俱厉地申斥我:“这就是你写的交待材料?实质问题一点没写,还替你老子和这些牛鬼蛇神评优摆好!”在那个年月,女士一沾“革命”,无论多么美丽,都不像女人了,至多勉强算作“中性”,有的比男人还要霸气,鄙人见识多矣!正关得苦闷压抑无处宣泄,我有意挑衅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便用记录速度一板一眼地说:“算不算牛鬼蛇神,那可不一定。”“你这是坚持反革命立场!难道还想变天吗?”“不敢不敢,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不过是非自有公论。”我仍旧不紧不慢地回答,态度淡然。“那咱们就走着瞧!你以为……”她被我挑逗得气急败坏,正在大肆发作,还是旁边那位中年男士深谋老算,示意中止了无谓的叫板,不给我继续借题发挥的机会,又正面“教育”了几句,便草草收兵。

想不到事隔数年,罗仪凤居然仍在受审查。司徒雷登赏识过的学生,肯定不止她一个,其中还有共产党人。日本宪兵审了个把月也就完事了,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羁押起来反倒没完没了。这几年她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简直不敢想象。


十一 遗爱人间

“文革”结束后平反释放回家,章伯钧和父亲已先后作古有年。我去看望章夫人李健生伯母,与小愚姐劫后重逢。我向章伯母询问罗仪凤下落,得知她受尽磨难后出狱,现已不在人世,相与唏嘘不已。

一天章伯母通知我去她家,同搭全国政协的车前往西郊福田公墓,参加康同璧、罗仪凤母女的安葬仪式。同行人中有康氏世交张沧江教授、全国政协的一位女干部及一两位康家故旧。那位寄居康家多年的神秘林女士也来了,她已白发苍苍,背也比以前更驼。小愚姐似乎是去了四川,没能给康氏母女送行。章伯母和我一路上沉默着,种种回忆沉浮于脑海……

到了福田陵园,只见满园都种上了果树和葡萄,俨然已成果园。里面没有一座墓碑,据说在“文革”中全部推倒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比起青岛人将康有为的墓地掘开,将带有白发的头骨游街示众,这里的“破四旧”还算是文明的。墓地工作人员已挖开一个坑,说这就是康家早年订下的两个寿穴之一,因下面已有她夫君罗昌先生的棺木(原墓碑已不知去向),坑挖得很浅。张沧江和另一故旧步测了一下,认为定位准确,就开始落葬。

陪伴罗仪凤到临终的林女士,颤巍巍地打开一个绸布包袱,两只骨灰盒显露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揪紧,难道这就是十一年来反复思忆的老人和她的爱女?康老的骨灰盒较大,罗仪凤的很小,入穴之后,静静地偎依在母亲旁边,令人不胜伤感。我立在穴旁仔细端详,镶在盒上的两张小照片,康老仍是那样慈祥而从容,罗仪凤则露出平素难得一见的笑靥,是我所见照片中最美的一张。才情绝代、相依为命的两代名媛,就此长眠地下,与千年黄土为伴了……

填土之后,窄薄粗糙的小碑立起。这不知是从哪座荒坟上扒来的一条残石,连毛背和残边都没有修整,就在正面草草刻上“先 父罗昌 母康同璧 之墓 儿罗荣邦敬立 一九八○年七月”字样,权当作墓碑了,上面竟没有罗仪凤的名字。据张沧江说,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罗先生现已风瘫,无法亲自前来为母亲和妹妹安葬。

由政协女干部唱仪,全体人员“向康同璧委员三鞠躬”,礼成。章伯母取出事先备好的两束鲜花,与我一同献上。张沧江将墓碑拍照,说要寄给康老的儿子。他对墓碑的粗陋表示了不满,要求重新换过。我注意到,女干部自始至终没有提罗仪凤的名字,仿佛她根本没有存在过。

1949年鼎革以来,万象更新。但不知何故,无论生人死者,等级反倒更加森严细密。大凡有些政治名分的,夫妻如不在同一行政级别,即便是全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也无合葬之礼,子女就更不必说了。据说李大钊之所以没有移葬八宝山,就是因为合葬的夫人赵纫兰女士是位家庭妇女。罗仪凤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次附葬入土已是网开一面,虽碑上无名,总算是照顾到了母女之情。我自问从来不是一个守旧之人,此时反觉封建礼教也有合乎人情之处。

归途中章伯母与我依然沉默着,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绿树青山,往事又一幕幕闪回眼底,不禁想起前人诗句:“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尘归尘,土归土,亡者已矣,生者还得面对解读不完的人生……

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抓起电话欲向小愚姐诉说,只说了一句便泣不成声……电话那头只听她说:“我写每个人都要哭上好几回,哭出来就好多了……好人都走了,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十二 物是人非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半个多世纪过去,康同璧等当年大声疾呼保存下来的文化古都,已经物是人非,老城墙拆得只剩下短短两段。八十年代初我曾到北新仓康氏故居前凭吊,院内住的已是一位开国元勋的亲属,门面也比以前气派多了。近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四合院破坏殆尽,勋戚也已辞世。近日又去寻访那个花木扶疏的古老庭院,只见冰冷的水泥森林中,有一片未竣工的工地……

就在本文行将杀青的2003年12月13日,我和小愚姐专程前往福田公墓,凭吊康同璧母女。二十三年过去,荒凉的墓园已修葺一新。附近极不协调地矗立着十几座卫星接收装置,仿佛要用这现代化的科技,建立一条与在天之灵对话的通道。

年轻的公墓业务小姐,茫然不知康有为及康同璧是何许人。经她热心帮忙用电脑检索“罗昌”,我们在墓地沟北五组“称”字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那块小墓碑。在成片规制宏大、做工考究的丛冢辉映下,越发显得弱小孤伶,类同荒冢。这就是当年出力保护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的人——南海康有为先生之女康同璧女士,偕同夫君罗昌先生以及爱女罗仪凤小姐的长眠之地。

姐弟俩含泪用纸巾擦拭着蒙尘已久的碑石,这也许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所能给慈爱的老人和苦命的仪凤姑姑的一点点报答,尽管她们留给人世间的爱,是那么深厚无私……

墓的左侧还有一块预留的空地,查阅当时的登记资料,罗仪凤早在1956年就买下了两个墓位,一个作为父母合葬的寿穴,另一个显然是留给自己的,也许还包括她未来的夫君,那时她对自己的生活一定还存着某种企盼。不幸的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个人的幸福,就被一个时代碾得粉碎,甚至未享受到预定的安息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姓名的女孩,和慈爱的父母相拥在一起入睡了……

事隔多年,罗仪凤为自己预留的墓穴,早已因欠缴国家的土地使用费而收归国有了。仅存的这块墓地,由于罗氏在国内没有后代为之续费,合法性也岌岌可危。我和小愚姐向管理人员提出,愿代为缴纳积欠的费用,使长眠的逝者免受打扰,他们深表同情。但由于我们不是亲属,能否如愿,尚有待于请示领导。

康同璧是历史名人的后代,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半个多世纪前,她和其他社会名流们,曾努力保护过北京这座历史名都;她贡献给这座城市的,还有自家的恒产和收藏。我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博大文明代表的北京城,可否容得下这家人最后的埋骨之地?

康老生前,常常会和女儿一同背诵一首散曲,记得最后几句是:“五百年后修仙入道,还要那才子佳人,世世把香烧。”多少年来,康氏母女落葬的一幕始终萦绕心头,骨灰盒上的照片仍在对我微笑……香销玉殒之后,那里已是最后的魂居之所,但还有谁记得她们,会献上一瓣心香祭奠斯人呢?

我不时遐想,也许某个寂静无人的时刻,母女俩会出现在墓地的林间月下,相对品茗吟诗,笑看红尘,回忆着太平花开放的时节……

        2004年2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同舟共进》第4期

        《温故》第一辑

        2005年3月30日再增订



注释:

1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之汗漫舫,于京师无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时光绪恐无赐花闲情,纵有赏赐亦难留存。宣统复辟时,康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曾“陛见” 溥仪,例应有所颁赏。时康同璧夫君罗昌已在北京供职,当有栽种之地。

2 “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柴望在《丙丁龟鉴》中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因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称“红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 “红羊劫”。 “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康同璧认为也是“红羊劫”。

3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5页。

4 毛泽东曾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见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5 此举由朱子桥出面倡议,在上海与叶恭绰、狄宝贤、蒋维乔、徐乃昌、丁福保、黄翌昌、吴兆曾、李经纬、李圆净和释范成等缁素面商影印出版流通事宜。最后以卧龙寺所藏《碛砂藏》4548卷为基础,补之以其它古本(如西安开元寺藏宋本、北平松坡图书馆藏宋思溪本、叶恭绰藏宋景定陆道源本、康有为藏元普宁本、福州涌泉寺藏元亦黑迷失本、狼山之明永乐本)。最后影印出版的《碛砂藏》共6351卷(比原始版本仍缺11卷),装订为591册,印成500部,耗资32440元。

6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4页。

7 关于康有为之死有三说:一病故;二被前清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三被国民党特务下毒。前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康氏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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