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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程十发先生的交往


作者:俞汝捷



医药与创作

我与程十发先生相识已经30多年;最初的交往与书画无关,却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感到温馨。

那是1972年,我父亲病重住院,需要服用潘生丁以缓解心绞痛,而“文革”期间的医院备药有限,要求病人家属自己想办法。一筹莫展之际,我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摄影家马元浩向他的岳父十发先生谈及此事,程老立刻找到他在医药界的朋友,为我代购了几瓶潘生丁。之后药罄,又曾请他设法。那时他自身的境遇并不佳,不但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度还因所谓“黑画”而遭受批判,但他慨然为我这陌生的晚辈伸出援手,令我深为感动。作为回报,我曾将抄家劫余的一方清末民初制作、配有红木盒盖的砚石赠送给他。因为砚石是平的,尚未开过(将砚石雕磨成砚台的形状称为“开”),我有点抱歉;但他一再说:“不,不,这是很好的端砚,谢谢,谢谢。”大约一年后,他告诉我:“你送我的砚台,我已请人开好了。”

若干年后,当我为《程十发书画》各册作序的时候,才了解到原来程老出身中医世家,关爱病人原是自小受到的熏陶。于是我问道,他多次作《问药图》、《针灸图》,是否与家庭背景有关?他说,这些画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当然是对救死扶伤精神的赞美。实际上他本人也有过一次奇遇,是在抗战胜利那一年,他正患着久治不愈的淋巴腺结核。一天,他坐在杭州西湖边,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刚从身边走过,忽又回转身来,望着他溃烂的脖子,主动介绍了一种用海马治疗此病的秘方,说完离去,连姓名都不肯留下。程老后来果然靠该方治好了顽疾。这件事使他终身难忘,当他塑造华陀、李时珍等艺术形象时,很自然地融进了切身的感受。

第二层意思是,程老非常钦佩李时珍跋山涉水遍寻药草,又到处向老农、向江湖郎中请教的精神。他认为画家也应该走向生活,走向民间;他本人就一向重视民间艺人的创造,惯于从民间艺术吸收养分。所以,他画《问药图》,刻画那个面目清癯、神情专注、态度诚恳的人物,既是对李时珍的讴歌,也寄托了自身的理想和追求。

我曾为程老笔下的历史人物题过几首七律,其中《李时珍》一首大致包含了上述意思——

独著奇书意自痴,千花百草性谁知?
东西南北皆寻遍,渔猎耕樵尽拜师。
当道从来多短视,人间毕竟忆良医。
因怀桃柳西湖路,老叟传方为指迷。


作序与得画

程老是“文革”后率先出版画册的画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他有两种集子陆续问世:一种是大型的画集,由迟轲作序;另一种是西泠印社出版的小型分类画集,由我写序。后者的全称是《程十发书画》,共9册,副题分别为《山水树石》、《翎毛花卉》、《走兽鳞介》、《滇南塞北》、《历史人物》、《书籍插图》、《舞台艺术》、《红楼故事》、《书法篆刻》。计划中还有带补遗性质的第10册《砚边拾遗》,后来因为又出了别的画集,该册就没有再编。这套书画采用方形的24开本,各册除作品外,还收有一些草稿,由此可看出画家的构思过程。书名题字,约请了关良、谢稚柳、陈佩秋、刘旦宅等诸多名家;而我所作9篇序言的标题则全由韩天衡书写,看上去既精致又琳琅满目。不久前马元浩告诉我,由于当初购齐9册的人不多,而物以稀为贵,目前旧书市场上,一套完整的《程十发书画》的售价已高达2至3万元。

我的序言,以评介程老各种类别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叙及他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原文俱在,这里不必赘述。想说的是,我那时并不常来上海,有些需向画家本人了解的问题,是通过写信来解决的。程老当时极忙,不但有各种稿约、各种会议,而且他以擅画少数民族人物而蜚声滇南塞北,因此一些自治区有活动也总是请他参加,但他仍然抽空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或寄给我相关资料。在我保存的信件中,有一封便是他1978年12月住在南宁邕江饭店时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写成的,信中回答了我提的诸如“上海美专的旧址在何处”等11个很琐碎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信件和资料有了愈来愈珍贵的收藏价值。

在为他作序的那两年中,我从未向他求过字画。我目前珍藏的一幅《苏东坡》,得来是很偶然的。那是1978年初,我路过上海,去程家探访。他刚绘完一幅苏东坡头戴斗笠、一手持梅、一手握杖的图像。可能是当晚正在下雪的缘故,他选了一首有“桥雪飘裙”之句的《行香子》题在画上。我来到画案前时,他正在题跋:“丁巳岁十二月十九日逢坡公诞日,是夕风雪,萧斋客稀,为制坡公画像。”看见我,他高兴地说:“今天是苏东坡生日,这幅画就送给你。”随即又写道:“正汝捷兄夜访,写此奉教。”这幅画妙在线条的简洁有力和人物神情举止的逍遥自得,它让我马上想到了东坡在《定风波》中的自我写照:“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此画后经马元浩拍摄,收入《程十发书画·历史人物》中。


批语与考证

若干年前人们曾对作家的“非学者化”表示忧虑,其实对于书画家来说学养的深浅同样会影响创作的成就。在同程老的交往中,他的好学深思,特别是他对昆曲的熟谙、对红学的探索、对前人书画的鉴赏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还在“四人帮”肆虐时期,程老给我看过一本油印的《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上面有他的数十条批语,都是对江青所犯常识性错误的揭露。譬如,当江青谈到曹寅“这个人很有学问,能作曲(不是北曲)”时,他批道:“曹寅所作《续琵琶》,正是北曲。”当江青谈到薛宝钗念给贾宝玉听的那首《寄生草》系关汉卿所作,并将关与但丁、莎士比亚胡乱比较一通后,他又批道:“《寄生草》引自清初丘园所作传奇《虎囊弹·山亭》,并非关汉卿所作。”与程老稍熟的朋友,都知道他谈起昆曲来如数家珍,许多舞台形象简直就活在他的心中,以此之故,他画的戏曲人物也特别传神。即拿《虎囊弹·山亭一瞥》来说,图中鲁智深叉腿扬手,目光炯炯,正喊出“卖酒的!”几个字,舞台上那个莽和尚活脱脱地被搬到纸上来了。

由这些批语,自然引出《红楼梦》的话题。程老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给《红楼梦》配过插图,70年代以来又以《金陵十二钗》、《菊花诗》等为题画过不少组画。关于他创作时的所思所想和前后画风的改变,我们有过深入的交谈。在他提供的资料中,也有一份与此相关。那是他答另一位友人的信稿的抄件,信中所谈均为绘制《金陵十二钗》的意图与体会。

程老谈得更多的是对《红楼梦》的考证,包括高、程是否见过比甲戌本和庚辰本更早的抄本、脂砚斋对贾雨村《中秋咏月绝句》的批语影射现实中的什么人、传世的两幅曹雪芹画像是真是假,等等。而尤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脂砚斋和畸笏叟的考证。他从《红楼梦》中“老货”一词的用法考出脂砚斋是个老太婆,又从畸笏叟批语中提及的“浙省发其”,想到此人可能即为乾隆时以白描美女著称于世的画家余集,从而为多年来困扰红学界的老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新思路。后来,我曾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天空海阔话〈红楼〉》一文,作为《程十发书画·红楼故事》的代序。由于他的见解十分独特,该文曾被《红楼梦学刊》转载。 在我保存的程老资料中,多数谈的也是红学考证问题,其中有一份钢笔写成的文稿,还有几张毛笔宣纸书写的札记。他把这些札记称为“笺证”。所有这些文字都写于“文革”岁月。那时人们写作倍需谨慎,阅读也得小心,因为“迷恋封资修”乃是一大罪名。惟独《红楼梦》,却因毛泽东说过“要读五遍”,于是成了可以“合法”研读的书。而程老的红学札记既可作为书法来欣赏,更有特殊的学术文化意蕴,在我看来,其价值丝毫不亚于他的其它作品。

行笔至此,不由想到《收藏·拍卖》创刊伊始,即连续推出有关陈寅恪、王国维的专辑,显示出很高的文化品位。在发达国家,名人手稿从来为收藏界所重视;而作为一份谈收藏的杂志,于报道各种讯息的同时,对人们的趣味作一番引导,正是理所应当的事。


赏析与鉴定

程老喜爱收藏。他的藏品不是束之高阁,而是用来赏析、借鉴。他自刻过一方句为“供养白阳、青藤、老莲、新罗、清湘、吉金、八大、两峰之室”的印章,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句子最长的斋堂印。他又有几方“十发梦见莲子”、“十发梦见悔公”的闲章;还有一方鉴藏印,刻的四个字是“吾亦低头”。凡此都反映了他对先辈的景仰和师承的广泛。如果你要同他探讨某位书画家或某个流派的优劣短长,他能兴致勃勃地陪你说上大半天,其中必有令你感到新鲜的见解。

他也精于鉴定,而且实事求是。有次,一位亲戚托我将一幅落款“八大山人”的花鸟立轴拿去请他鉴定,我觉得不像,但还是随手携去了。程老打开画一看,哈哈大笑起来,说:“假得一塌糊涂!”

又有一次,我带着一幅抄家发还的祝允明(1460—1526)草书梅花诗长卷去请他鉴定。这次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先低下头去仔细地看纸,半晌才对我说:“纸张肯定是祝枝山那个时代的,墨色、印泥,都没有问题。”接着他展开长卷,反复地看字,说:“有些字写得还不够好。”又说:“我也有祝枝山的字,比较起来,我那幅写得更好。”最后又说:“别的方面,你自己还可以去考证。”

他的态度,使我颇受教益。祝允明从钟(繇)王(羲之)到黄(庭坚)米(芾),临过许多碑帖,“靡不临写工绝”。(王世贞《艺苑卮言》)这种工夫造成了他书法面貌的多种多样,诚如清代王澍所说:“祝京兆书变化百出,不可端倪。余见京兆书以百数,莫有同者,信有明第一书手也。”惟其如此,鉴定祝允明的书法,不能轻率地以这一件去对照判别那一件。现在程老先从纸墨印泥着眼,而对书法不遽下结论,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内行和慎重。

至于他说的“别的方面”,指的是对诗的内容以及作品流传过程的研究,这在鉴定中也是重要的一环;为此我曾读过包括《怀星堂集》、《明史》本传在内的相关资料。在这幅长卷中,我觉得饶有意思的是书者写毕百首带标题的咏梅诗后,意犹未尽,又录下四首《泛雪赏梅》的少作,并附一段小跋:“此四首昔日同先外祖天意公泛雪赏梅作,仲和表弟赏甚,书附。”祝允明青少年时期曾先后受到外祖父徐有贞(1407—1472)、岳父李应桢的指点。(据文征明说,其“早岁楷法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关于徐有贞这位有争议人物的功过是非,本文不暇探讨。令我感兴趣的是跋中的称谓。盖徐氏初名珵,字元玉,因土木之变后建议南迁而获恶声,乃改名有贞。但他是否也改了字,则《明史》及其它文献均未提及;至少在我是由这小跋才知有“天意公”之称。而按当时习惯,“天意”应是他的字。我把此字认成“意”而没有认成“全”或“念”,是因为它与末首诗中“寒梅种得平生意”的“意”字写法相似。但不论是天意、天全或天念,都生动地反映了徐有贞当年微妙的心态。那么,会不会是好事者杜撰出来的称谓呢?以徐有贞的知名度,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从收藏印看,这幅长卷至少曾在四位藏家手中流传。其中最确定也最重要的一位是康熙进士汤右曾(1656—1722)。他在手卷上盖了两方印,一为白文的“汤右曾西厓图书记”,一为朱文的“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西厓是他的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是他56岁后晋升的官职,由此可以断定手卷是他晚年的藏品。汤又工诗,曾师事王士祯而与朱彝尊并为浙派领袖,著有《怀清堂集》。从阅历、学识和诗才看,特别是从长达10年的掌院学士(即翰林院长官)的经历看,他应具有鉴别祝允明作品的能力。另外三枚印章分别为“程士麐”、“玉川鉴藏”、“怡园珍藏”。程士麐的身份待考。玉川,在清代以此为字而又见于著录者有二人:段昕、张栋。以怡园为字或号而见于著录者则有三人:傅泽洪、高景藩、陈汾。究竟谁是藏家,我也作过考索,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谈了。

顺便想说的是,中贸圣佳拍出的“祝允明草书《秋兴八卷》”(见《收藏·拍卖》第二期)是件赝品,因卷末落款日期写的是“嘉靖丙申岁长至日”,即1536年夏至或冬至,其时祝允明已去世10年。从图片看,收藏者似曾察觉这一硬伤而试图将“丙”字洗掉,但未能洗净。我想,倘有机会与程老一聊此事,他想必又会忍俊不禁。


打扰与祝愿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程老年事已高,我很少前往打扰。只是在1992年,曾“烦”过他两次。第一次是春夏之交,我去上海探亲,在朵云轩购得一本册页,便想请程老在首页题画。去拜访时,只有他女儿程欣荪在家。欣荪笑道:“他不会画在第一页的。”几天后取回册页,发现他不仅画了一幅山水,而且还主动在封面上题签,写的是:“书画雅荟”。但他果然跳过几页,是在中间一页作的画。他的谦虚给我造成了麻烦,因为后请的诸位如吴丈蜀、周韶华等都只肯接着往后挥毫,唯有姚雪垠在我坚请之下才将两首绝句题在程老山水之前。然而前面还有两页空白,至今无人肯写。

第二次是秋冬之际,武汉黄鹤楼公园内新建了一座白云阁,需要拟几块匾额请人题写。我兼任黄鹤楼文化顾问,便建议借用《文心雕龙》中的两句话,将面向长江的一块题上“视通万里”,以切景致;而将背面的一块题上“思接千载”,以呼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意。当下又商定两块匾分别请程老和朱屺瞻题写;不久我就同该楼工作人员一起飞往上海。为了让程老有思想准备,行前我先给他写了封信。

出乎意料的是,一见面,程老就说:“你的信已收到,字也已经写好,寄回武汉了。”这让我们喜出望外。于是我又得寸进尺,告诉他,作为文化名楼,黄鹤楼一直致力于收藏名家书画,能否请他再赐画一幅?他又一口答应,说过两天来取。两天后我们得到了一幅精美的花鸟画。程老那时作为画院院长,工作很劳累,在家本应休息,但他谈兴甚高,还同我说了好几个在香港和东南亚办画展时的笑话。

回武汉后,一封上海来信已放在桌上。里面除“视通万里”四个大字外,另有一纸短函——

汝捷仁兄雅鉴:

惠书早悉,多蒙关注,不胜感谢!属书先行寄上乞教。属画待手中积压略轻,即奉转达勿误。专覆 颂 撰安!

祝阖府大吉大利!

十发 十一月十日

明明是我替黄鹤楼向他求字画,他却反过来向我表示感谢,这里的确显示出一种谦和的品格,与他不在册页首页作画的表现正相一致。

最近几年没有晤过程老,但有关他的各种消息仍时常令我起敬,引我深思。我知道他已将珍藏的120余件书画精品捐赠给国家,又听说他曾为昆曲《游园惊梦》中新增的“脱衣”细节拍案发火……

1999年上海人美社出版一部装帧考究的《程十发艺术》,我当年为《程十发书画·书籍插图》撰写的《从〈画皮〉到〈西湖民间故事〉》也被作为序言之一收入。2002年我让在沪工作的女儿去探望程老,他又将一部线装重版的连环画《胆剑篇》签名后交她带回。这两件事使我想到插图和连环画在程老心目中的地位,想到了他在这两个领域辛勤的耕耘与不凡的收获。

我衷心地祝程老身健笔健,向百龄高寿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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