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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五十年前 岭南大学坪石校园


作者:郁隽民


动荡不安的大西洋海浪冲击着沙滩,这几天想着写回忆文章,我的思绪就象这海浪般起伏,只不过不会象浪沫的白线那样容易地消逝。

一九四二年我从上海中西女中毕业。父亲郁华(字曼陀)曾留学日本,后来不止一次地在威迫利诱下拒绝当汉奸,一九三九年底终于在家门口遭暗杀逝世。国耻和家仇使我感到应该离开论陷的上海,去内地念大学。念什么呢?中国以农立国,就念农救国吧。当时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我复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哥哥说,我不想去美国。

母亲考虑我和妹妹没离开过家,所以拜托了舞台艺术家苏石风和电影导演蔡楚生的弟弟蔡鲁生带我们去广西。上路不久,小我一岁的妹妹怡民就开始哭鼻子了。我比她强些。当时姐姐郁风和一批文化人已经从论陷的香港撤退到了桂林。她和画家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漫画家丁聪等人合租了榕荫路上一栋不中不西的楼房。最有意思的是戴爱莲。她是生长在美洲又在英国学舞蹈的华侨,因为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便执意抛弃一切去中国的解放区。谁知到香港遇上了叶浅予,俩人便在宋庆龄的寓所结了婚。我们到榕荫路后,怡民一说起很快就要独自去个陌生地方上学,就止不住地掉眼泪。我心里也不是不乱。戴爱莲那时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她摇晃着脑袋,眼盯住我和怡民,连连地笑话我们说:“……so soft, so soft!”

姐姐为了我和怡民,很费苦心。八月里,她带我到李济深公馆,托付给岭南大学农学院李沛文院长。当时岭南大学招考已毕,好在抗战时期可以灵活,院长取出试卷,就在客厅里考起来了。还问了我好多问题。他最后说是录取了,并就此充当了我的保护人。

姐姐亲自送我入校。最鲜明的一个记忆是:我们走在田野里,她穿一身驼色的衣裙说:“送你进学校后,我不能久呆。别想家,要学会独立生活。我还有要紧事,要去曲江打听小廖(承志)被捕后的下落。”我的情绪又开始乱了。有一点恐惧感和神秘感,更强烈的则是感到茫然。回想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本来嘛,两年小学和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对西方古典的、宗教的音乐和小说的爱好,好莱坞电影的熏陶,加上家庭里或隐或现的诗书礼传统,再凑以从姐姐那里的一点新文艺的影响,又从来没独立闯进过社会……,我脑子里简直就是一盘不生不熟的大杂烩,没有定型的人生观,但觉得前途是个大问题。说得上清楚的只有:恨日本的侵略;恨政府的对外软弱、对内不民主;恨大官们的腐化和特权。

离开城市来到坪石1),好似“返朴归真”了。住进小山坡上一排排鹅黄色的泥屋里;第一次穿木屐,用小木桶里的水冲凉;第一次吃芋角、鹅仔饼和箩葡丝糕;我感觉新鲜得很。出乎意外的是,生活也并不很枯燥。开学后的迎新晚会上,我代表新生致谢词,因为不会广东话,就用了英语。之后,林孔湘教授是那么活跃地教大家跳square dance。他边跳边不停地喊:“Now promenade …… and swing your partner!”女生宿舍里,高级生象大姐姐般那么和蔼。关大璋出出进进老爱披件毛衣在肩膀上。李智常斜躺在床上,一只手托着面颊说:“来,honey,坐下,唱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王惠贞永远是个“欢乐女神”。她人还没有进屋来,声音已经飘进了。皮肤棕黑,两眼又深又大的Peggy说:“外江女,来教我讲官话!”我也爱接近略通江浙方音的何博爱。当听见大家叫她“博博”时,我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北京人喜欢的硬面饽饽。

冼子昌和老洪钧在露天地烧的蕃茄炖鸡,那味道好得没法形容。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些广东男孩子怎么这样会做饭?”阿昌和我,老洪钧和他的女友何庆华,四个人一起步行去中山大学的师范学院。两个男同学是带着小提琴去马思聪那里上课的。走在那发红的黄土壤衬托着的青翠山岗上,我初次那么真切地去倾听如海潮般的松涛,去领会大自然的韵致。松涛是城里人再也听不到的了。

有多少次在坪石,老洪钧和阿昌的琴声随清风入耳而来。有一次在中山大学月光下的晚会上,听众如醉如梦,静静地欣赏管夫人的女高音歌喉,唱那有点凄凉的“玫瑰花,玫瑰花,阑开在碧栏杆下 ……” 这里真是远离战火的世外桃园啊!我们当然也倾听过马思聪的独奏,那永远是王幕理精心伴奏的。在马家,我和主人夫妇谈起桂林的那帮文化人。那时候,谁能预料到二十多年后,马思聪竟会在“文化大革命”中逃亡国外,再也回不来呢!

那么,生活里就没有一点苦恼了?不是。头一天进课堂,一丝一毫也听不懂老师们的广东话,压力太大了!课后去院长家急得真哭出来了。有一小段时间,院长不得不自己用国语在灯下帮我补课,指定了中英文参考书。为感激他的帮助,我要了张白纸、笔和剪刀,在他的方桌上当场做了个灯罩,免得煤油灯火刺他眼睛。他看着我用墨在灯罩边缘上画图案说:“你……应该跟你姐姐去学画画。”我虽然没有按老师所说的去学,但后来还是为英语报刊编、译、写美术评介文章。到今天,这也算是我的一项专业了。写到这里,整整半个世纪前李院长的话还犹如在耳边。

有几个星期天,李院长带我摆渡到对岸的培联中学去做礼拜,也爬过傲视武江的金鸡岭。我问过院长国家大事,比如:他的父亲李济深,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等等。我告诉他姐姐去曲江是打听廖承志的下落。我还骂过政府镇压共产党的不民主。他轻声警告说:“你在我这里说说可以,到外边千万说不得,要杀头的噢!”其实我那时对共产党也并不真正理解。仅仅因为姐姐参加救亡运动,又因为她的关系,从德国回来的乔冠华和别的共产党员来过我们上海的家。家里还老挂着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书赠我父亲的国画。这样我就把“有才之士”和“共产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的“逻辑”非常简单:谁反对专制不民主者,就必定是能实行民主的了。补课吃饭前后,院长还谈到岭南的历史,农学院的成就和有那些专家教授等等。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美国留学时两个最密切的朋友,马保之和程士抚。三年后,程士抚教授在金陵大学造园专业指导我做毕业论文。七十年代末,我重返北京,其后听说,程老师仍在首都,曾几次去看望他。但那时候,程老师已经半瘫痪了。

在坪石读完一个学期,我回桂林渡寒假。姐姐请李院长夫妇来榕荫路玩。给他们吃了上海风味的炒年糕,还出去照了相。

现在回忆新入大学这一年,真是太幸运了。在这山林野趣所笼罩的坪石,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大家脑子里又老是“战争”那个阴影,却好似因而相依为命,师长和同学互相关切爱护,人情是那么纯真。况且前方将士在浴血抗战,我们在后方享有学校努力创造的学习条件,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都是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批判旧生活、旧经历、旧思想。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正在东北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上面命令大家批判十七年教育阵地上的“黑线专政“。我失去了自由,在“牛棚”里被禁闭了一年多。在“牛棚”里,我想到坪石,那个遥远的过去:相比之下,它怎么竟然显得如此地纯净而安详!也许“时间”真的具有宇宙间的灵气,有时侯它真能为历史频添上一层光彩,甚至是温情脉脉的纱幕。

到了开放的八十年代,有一天我忽然在报纸上读到林孔湘老师的悲惨遭遇。他想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他向毕生热爱的柑橘研究投入了一切,忍受着难言的痛苦,换来的却总是打击、限制、刁难不信任、种种人为制造的障碍、以及对人格的侮辱。直到开放的年代,他才得到平反。我丢下报纸,马上决定要为林老师做点什么事,便马上给已经到了癌症晚期而卧床的林老师写慰问信,也请他代向李院长致意。我还说“如可能,想”亲自来广州采访他。我想在英文《中国日报》为他刊出一篇动人的特写文章。他在病榻上给我回了信。可是事与愿违,我既派不出年轻记者,自己也无法去。再后来,听说他和李院长都辞世了。震惊、难过之余,我很担心李院长是否也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弥留人间时,都想过什么没有?写到这里,记起来有位青年诗人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几十年的人生沧桑,太耐人寻味了。一想到有多少老一代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折磨和屈辱,而我愧对师长的培育和爱护,没能为老师们做点儿什么事,这种内疚是再也弥补不了的悔恨。

直到一九八九年,我才有机会陪外国客人去广州出差。我只有短短的一天能办点私事,便抓紧时间去东山探望了冼子昌,和他夫妇以及他的大哥愉快地共进晚餐。我告诉阿昌,将来有机会真想再来广州,看看老学友,也为老师们扫墓。

我也忘怀不了坪石校园里的那些粉红色、白色、好象还有紫蓝色的香豆花2)。这是我来坪石前没有注意过的。它不象玫瑰或牡丹那么名贵,亦没有梅兰竹菊的那种“士”气和傲气。但对我来说,它的泥土气正好象征着人性的朴拙无华。这鲜丽的草花,在我的回忆中是和岭南—坪石的名字永远分不开的了。让眼前的大海来见证吧。这里是一个学生最深沉的悼念:什么时候才能把几束香豆花和哀思奉献在老师们的墓前?


               一九九二年六月旅美期间写于汉普顿海滨



此文最初载于岭南大学农学院坪石同学五十周年纪念册《坪石怀旧》,一九九三年。

1)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的烽火波及广州,岭南大学迁至香港。一九四O年岭南大学农学院迁往粤北山区坪石。

2) 当时大家都叫它Sweet Peas。手头无书可查,姑且呼之为香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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