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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乐伯伯


作者:李南央


爸爸五十年代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司机乐伯伯,解放前是给一个资本家开车的,技术特别好,而且很动脑筋揣摩坐车人的脾气心思。1979年爸爸平反后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时,乐伯伯已经退休,但是还在部里的招待所看大门,常来家看我们。他对我说,“当年你爸脾气特别急,你看见他从大门出来,就要打火,他上了车,关车门的同时你就得挂上挡,不待他坐稳,就得踩油门走车了。”乐伯伯说,他那时老深更半夜开车送爸爸去中南海,爸爸在里面跟毛主席谈话,他就在车里睡觉。不论何时,只要爸爸从院里出来,他都会自然地惊醒。爸爸进得车来,不待发话:“老乐咱们走吧。”车子已经开出去多远了。乐伯伯说他从来没有挨过爸爸的训。乐伯伯说这些话时,我可以从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的笑容,感受到他为自己那时的陪伴李部长出入中南海,为自己的机敏和得李部长的赏识而骄傲,深深地怀恋那个夜不能寐的时代。他说:“可惜了,你爸爸本来是要当总理的接班人的。”我也不反驳他,尽让他的回忆去温暖那颗年老、善良的心。爸爸说:“老乐,你还来给我开车吧!”乐伯伯说:“不行了,老了,不让开车了。”可是“文革”过后,要再找到一个像乐伯伯一样的司机已经是谈何容易了。

乐伯伯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只记得有一次爸爸回来神情很紧张,乐伯伯的脸则刹白。妈妈追问,乐伯伯说是在鼓楼有人撞了爸爸的车,人已经被送进了医院。记得大人们甚是惶惶地熬过了那一夜。第二天,局里大概是保卫科打来电话说是没事了。原来警察去医院向被撞人了解当时事故现场情况,那个人说:“我想试试是我的头硬,还是汽车的头硬。”方知是个神经有毛病的人,才相信了确实如乐司机所说,是人撞的车,而不是车撞的人。

我两岁半进了燃料工业部办的白米斜街幼儿园,两个礼拜回家一次。爸爸、妈妈几乎从没接送过我,他们总是在外地出差,一年里见不上他们几面,通常是蔡阿姨坐公共汽车接我、送我。大概有过可数的几次,阿姨好象有什么事耽误了,差乐司机来幼儿园接我。爸爸、妈妈不在家,家里主事的是阿姨。那时乐司机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对蔡阿姨很有点意思,既然李部长不在,没人用车,自然愿意听命于蔡阿姨了。记得有一次乐伯伯接我,把我放在前面的座位上,不知因为什么一个急刹车,我叽里骨碌滚到座位下,乐司机吓得差点没了魂儿。看看我没有受伤才放了心,嘱咐我千万不要对阿姨提起此事。无论我如何哀求,自此以后他是再也不让我坐在前边的座位上了。

爸爸平反后,我们一起去看过乐伯伯,他孤身一人住在西单附近一个平房院的一个小单间里。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像个单身宿舍。他告诉爸爸有一个儿子在天津工作,希望爸爸帮忙能把儿子调到北京,好对他有个照应。爸爸一口答应了。但真正办起来方知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等待平反后进京的大干部、大知识分子在部里排成串儿,哪就轮到一个退休的老司机的儿子了!

爸爸没有分到房子前,在府右街水电部招待所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逢上乐伯伯值班的日子,我下了班总要和他打个招呼,他总是吩咐我照顾好爸爸,还常常买只烧鸡或其他什么熟食,非塞给我,说我爸爱吃这些。后来我们搬到了二十二号搂,起先乐伯伯还接长不短地拎着烧鸡来看我们,吃顿饭,和蔡阿姨唠唠嗑,后来看着将儿子调回北京没希望,就不好意思常来了,怕我爸觉着他来我家是为着催儿子的事,有压力。最后乐伯伯自己实在一个人生活太闷了,就回了天津。那时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已经搬出二十二号楼,是一次路过府右街招待所进去看乐伯伯时才知道的。传达室的人说他走了有些日子了,我心里不免怅怅的,差点当着那人的面掉了泪。后来听说他回天津不久就一病不起,很快去世了。

记得爸爸去北大荒后,乐伯伯开始常来看我们的,一次对妈妈说:“范同志,世态炎凉,墙倒众人推,你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们,想开一点。”妈妈说:“老乐啊,你那都是旧社会的一套,李锐就最喜欢你这些,你要好好改改,你也要揭发李锐的问题。”乐伯伯挨了训,以后就不再来了。后来爸爸说,部里开他的批判会,确实有人逼乐伯伯揭发他,可是乐伯伯什么都没说。

有一年,《今日名流》上登过一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一位李工真先生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只有在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想想乐伯伯,这话说得是太对了,要是那时的人都如乐伯伯一样,是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