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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


作者:周惠民


1980年代,国内翻译出版国外的书籍都不买版权。三联书店在1986出版了我们翻译的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印了几千册。在90年代,【最年轻的科学】早已经在市场上绝迹。青岛出版社有眼力的几位负责人,努力争取购买了这本书的中译版权,在1996年重新出版了它。

重新出版之后,更多有识之士对这书有了更大的兴趣。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当即对该书做了介绍。最近,有人告诉我,医学捌号楼网站的阅览室里,贴上了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到这本精辟的著作。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网上没有贴上那本书后面的几个附录和最后的“读译后的感想”。

在80年代中期第一次三联出版它的时候,我就写了读译后的感想,但是有顾虑,没敢把它放在书里。在青岛出版社再次出版它的时候,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我对它略作修订,鼓起了勇气,把它附在了书的后面。

虽然感想已经“成了铅字”,印在书里,但是由于医学捌号楼里没有把它附在上面我很愿意更多的读者分析(分享)我对该书和有关其他的一些想法。不知那些感想现今是否已经过于陈旧,毫无意义了。 下面是1996年书中刊印出来的文字。

周惠民 2007年3月


刘易斯·托马斯是我所敬佩的人。

他出生于1913年,1937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之后在美国许多著名的医学院里,前后分别担当过内科、儿科、神经科以及病理科的主任(在美国,医院各科的主任都要诊治病人,带领查房会诊,都必须是该科业务的带头人)、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担当了世界癌症研究领域首位的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中心的主席,直至退休;并且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和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病理学、免疫学研究上有许多建树,提出了免疫监护学说,那是说明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能避免发生癌症的理论。他还是设计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教育计划的一位创始人,而首次实施这个计划的办事机构就设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项计划以及他的其他计划对医学教育和医学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造就了一大批对医学有贡献的科学家和医生。有同样或更大贡献的是他在这本书之前写的两本书,《一个细胞的生活》和《水母和螺蛳》,这两本书对知识大众的影响十分巨大,使不少有为的青年人思想开阔,追求理想,关心人生,步入了科学的殿堂,同样对医学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两本书分别获得了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图书奖。这是对两书的内容、思想、影响和文采的评定。他于1993年去世,美国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上,登载了消息和纪念文章,称他为一位医生、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诗人。这些称道对他都是恰如其分。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获得腊斯克公众服务奖,颁奖者称赞他所做的大量工作,使无数非科学界的人理解了生物医学研究的意义,并且转而支持这种研究。他一生各方面的卓越经历和成就,都使人敬佩不已。

我们同班好友刘湘梅博士是病理学家,并曾在美国布朗大学医学院做副院长。她送给了我们《一个细胞的生活》和《水母和螺蛳》的英文原著。这是我们随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分散地读过托马斯一些小品文之后,又集中读他的作品的机会。得到更多的收益和启发自不待言。1983年,在医学杂志上见到托马斯又有一本《最年轻的科学》出版,当即给布朗的好友去信,她立即就寄来了书。记得我是通宵把它读完的。我对托马士的前两本书有极大的爱好,但是我对这本书有胜过前两本的偏爱。

我之所以更为偏爱这本书,那不仅是由于他以如此生动、含蓄、幽默的语调、文风,对我们轻声细语地讲述了古今各个时期医生为人治病的实情,让我们理解应如何看待、对待现在和过去医学的各个方面;甚至也不仅是它的内容的确太启迪思维、开阔思路、引人入胜;更有可能是由于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相同,都是医生,我从小也接触过他所经历过的30年代的一些医疗情景,触字有所生情;也还可能是由于我后来(比他晚10年多)也学了医学,在医学院里从事医学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凑巧还都在同一种学科(病理学)中工作过,听到他在本书中诉说了许多在我内心深处似乎存在,但又未能赋以形声的思想,激起了一些飘荡着的共鸣旋律。

我的父母都是在1910年代学医并从事医疗和教学的。托马斯所描述的在抗生素的时代之前,他父亲行医时的用药(草药、酒精、协定处方)、随请随到、天天出诊、半夜出诊、治好了根本治不好的病等等,也是我童年的记忆。在1940年的前前后后,我的父母也是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各有自己的病家(有些是当时的名人,如齐白石、张君秋等;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他们都作画赠给我父母;可惜那些书画—包括徐悲鸿的—都在文革中被抄掉了)。那时,我父母他们几乎没有具体照顾自己孩子学业和成长的时间,整天整夜忙碌于照料病家、治疗疾病(当然也是为了生计),但那时的医疗到底是在做着些什么?那时的医学水平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还有,那么在此之前呢?譬如说上个世纪,或者再向上推几个或十几个世纪呢?

在这本书中,托马斯描述了医务界以外的许多人都不知晓的医疗的历史。由于在医学院校的课程中,单独开设医学史的不多,所以即使在医务界之内,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对医疗历史、医学发展也不甚了了。但读读医学的历史却是极其重要的。大家都还记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同样的意味,最近见到一本英文骨科教科书里也写到:If we forget history, we are doomed to repeat it.(忘掉了历史,历史就注定要重演)。那么他所告诉我们的医学史是什么呢?

这位医学学者从他终生从事的医学的内部,叙述了自己行业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它进行了真实、坦诚的剖析。他的这种剖析,散在于全书之中。读过全书之后,大家都会有明确的理解和感受。在本书“水蛭、医生及其它”节内,作者有意味特别深沉的精辟论述。他的这些思想是近代医学科学共同的中心思想。他早在《水母和螺蛳》内“历史给医学的教训”一文中(2007年追注:80年代中期我将这篇译成中文,发表在青岛医药里。周),有更集中、更明确、更直截了当的叙述。在这里,节录一些段落,给这些剖析做个注脚,让我们有点清心明目的感受。

一般认为近代医学开始于1930年代中期,即磺胺药和青霉素进入药典的时期。一般都认为这些是推动医疗革命的力量。当时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医学的确是崛起革命了。过去的许多不治之症,这时有了治疗的措施,能够治愈了。我们觉得似乎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医生真地可以治好疾病了;这可真让人惊奇;而最感惊奇的却是医生自己。

毫无疑问,那是医学上的一件大事,……可是现在看来,它也许算不上一次革命,因为使抗生素和其它现有的有效疗法登上舞台的那次医学上的真正革命,是在青霉素之前100年就已发生了的,它并不是以科学进入医学而开始的(那是多年以后的事)。……那次医学革命是以打破教条开始的。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认识到当时的医学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下划线是我加的,周,下同)

……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187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斑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

在此后的几十年内,逐渐放弃了那些仪式样的医药治疗,取而代之的所谓医道(“医疗技艺”)逐渐兴起。回顾起来,这个技艺就是医学科学的真正开端。它所根据的是对病人的细致入微、客观甚至冷酷的观察。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我们知道了疾病的自然规律,例如知道了伤寒和斑疹伤寒是不相关的两种疾病,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正确的诊断成了医学的中心目的,也成了它之所以可以存在的理由。由于诊断方法的改进,就能够提出正确的预后。因此,就可以不只告诉病人及其家属疾病的种类,而且还能比较可靠地让他们知道该病最可能怎样转变。在本世纪之初,一般都认为这些就是医生的主要职责。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办法,即所谓的“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秘方。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侯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满意的结局。

医生这时变成了比较有用的和受人尊敬的职业。虽然他能力有限,对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无能为力,但是可以靠他来说明情况,解除疑虑,而且能够随请随到。在困难的时侯,包括临终之时,可以把医生作为顾问、向导来信赖。

与此同时,从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对未来医学科学必不可少的基础科学开动了起来。发现了细菌和病毒在疾病中的作用,并开始认真探讨这些关系的细节。发现了像结核菌和梅毒螺旋体这些重要的致病微生物和它们的所作所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这些研究已经有了成效,对白喉、破伤风、大叶肺炎和其它一些细菌感染有了一些主动和被动免疫的办法;传染病的分类已经成了有章可循的学问;磺胺药、青霉素和其它这类药品问世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达到这样的水平,靠得是50年来对基础科学精心致力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我们就不能猜想到存在着链球菌和肺炎球菌,也就无从想到寻找抗生素。没有长期艰苦地研究结核菌,我们到现在还可能以为结核病是夜间寒气造成的,而且还会用晒太阳的办法去治疗它。

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那个时期,是对治疗有了怀疑、最后几乎成了治疗虚无主义的时期。突然,在一夜之间,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用一些抗生素立刻治好大叶肺炎、脑膜炎、伤寒、斑疹伤寒、结核病、各种败血病等这些人类最常见、最致命的一些疾病了。只有病毒疾病还没有办法。可是不久以后采用新技术制造了疫苗,有些病毒性疾病也得到了控制,例如婴儿瘫和麻疹。

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侯非常使人震动。磺胺药和青霉素问世时,我还是个医学生。我还记得当时对这些事情最初的反应就是:不相信。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已经放弃了治疗。除了用维生素B治疗糙皮病,用肝浸出液治疗恶性贫血,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等少数特殊情况之外,我们受的教育是要对疾病的治疗抱怀疑的态度。粟粒性结核和亚急性心内膜炎是注定必死的。我们也坚信这类严重疾病的过程再也不会改变,在我们这一代或以后任何时侯都不会改变。

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只要对疾病的规律了解得足够了,我们就能治疗它,控制它;这只不过是40年前的事。

大多数人都忘记了那个时期,或者由于太年轻而没有赶上那个时期。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似乎是生来就知晓抗生素似的,或者以为是运气把这些药物摆到了他们的面前。今天,我们更应当想到,医药对付传染病的能力并不是撞上的巧遇,也不是岁月更迭的自然结果,而是多少年辛勤工作的直接成果,是由有想象力、灵巧的科学家完成的。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隐约地意识到在几十年之后的某个时刻,会出现青霉素和链霉素。那是些高深的基础科学,只是为了其自身而存储了大量使人感兴趣的知识,可以说是建造了一个知识的宝库,等待着聪明地使用它的时刻的到来。

譬如,化了很多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才知道存在着一种溶血性链球菌,才知道引起人类疾病的主要链球菌有40多个不同的血清学类型,并且知道了其中有些是风湿热和心瓣膜病的原因。在几十年内做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的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做的工作才刚刚进展得足以使人理解到链球菌感染和风湿热的关系。

有了上面说的这种知识,才确实知道如果能设法防止链球菌感染,就能防止风湿热,也就能防止年轻人的大部分心脏病。同样,弄清肺炎球菌之对于大叶肺炎,布氏杆菌之对于波浪热,伤寒杆菌之对于伤寒病,脑膜炎球菌之对于流行性脑膜炎等等的作用,都需要对当时已有的大量资料做提炼和分析的工作。在本世纪最初的30年,大多数传染病实验室都从事于这项工作。这些工作完成了,抗生素就要登台了。

作者是在述说全世界的医学科学。他所描述的是否也合乎我们的国情?

窃以为医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正像力学、地质学、数学等科学之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一样。不论它源于何方,只要它合乎真理、合乎科学,那就要纳入或早已纳入了人类共享的医学;不合乎真理和科学的,那就不是医学:如果是不自觉的,那属于谬误,大家就应当致力于将它扶正或使其归正;如果已是自觉,那就是江湖术士,应该予以取缔。但问题是应当由什么来充当判断是科学还是谬误的裁判呢?

当然是靠实践的验证,靠科学的、有充分证明的事实来说明。

在我国当代人自身经过的短短几十年中,我们的生物医学界,在50年代初,遵照指示,运动式地、全国性地学习、颂扬了李森科的遗传理论、列别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批判、摒弃了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的正确学说,也进展到对微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的批判、否定。(李森科在他最后的后台赫鲁晓夫下台后也下了台。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将苏联的农业拖后了30年。请参考《李森科沉浮录》一书。)还有,那时朝鲜出了一位名人金凤汉。他发表了他的发现:他发现了我国传统医学重要支柱之一经络系统的物质基础(因为我们都坚信物质是第一性的)。我国大为振奋(正像后来对耳朵看字、意识折枝、遥感千里之外一样地振奋)。他的文章刊载在我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好几版,尊他发现的结构为凤汉小体(记得他声称有人的卵细胞那么大,甚至用肉眼就该看见)、凤汉系统。凡此种种,我国是受到了愚弄,我们科学界的脊梁没能挺起来。连日日夜夜从事实践的科学家,也没有能面对那些自然科学中的假冒伪劣,把自己科学工作中的准则“用实践来检验真伪”,无畏地、大声地提将出来,并要求正确地去检验那些谬误。那是一次科学和上级指示的拔河,不能不说科学在局部暂时地败下阵来。

1973、1974年,我国科学院的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阿西摩夫的《阿西摩夫的科学导言》一书。那是另一部启迪思维、提供科学思想历史的巨作。由于篇幅太大,中译本分为《宇宙、地球和大气》、《从元素到基本粒子》、《生命的起源》和《人体和思维》四个分册陆续出版。我们有幸也参加了其中第三分册的工作。后来,阅读原文的全文时,发现原书的第一章没有在第一分册内翻译刊出。那一章的标题是“什么是科学”,是这本科学导言的导言。一本讲“科学是什么”的书,却有意地回避了“什么是科学”。这不是怪而又怪的事吗?回过头来看,那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不割舍掉那归纳全书的第一章,“什么是科学”,那书可能是无法出版的。请结合着那时的气候看一看那里面的一些内容吧!“即使亿万人的观察都认可了某个原理,但只要有一次观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它就不得不被迫进行修订”;“原则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实验的检验,而且还要经受进一步归纳的不断检验”(顺便说说,有人已经将它译了出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刊出它的契机)。

只是在开放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明确了科学是生产力(似乎还没有见到科学是唯一的正确思想的提法)之后,科学的腰杆子才似乎有所恢复,但似乎尚未完全恢复。但无论如何,下面愿意简单谈谈什么是在医学科学实践中检验真伪的科学的实验方法。

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怎么能区别安慰剂和真正有特殊疗效的药品?说来话长。但长话短说,就是要采用双盲方法,严格对照,精密统计,客观的实验,以鉴定所谓的特殊治疗的疗效是否大于安慰剂。对于专业人员来说,这些概念和做法是天经地义的,但一般的病人,要了解透彻并不十分太容易。所以科学医生和医生科学家应该认真诚实地进行实验,将那些貌似特殊治疗的安慰剂正名为安慰剂,并作为安慰剂来使用。选用价廉的安慰剂,不选冒各种风险才能得到的犀牛角、老虎骨。盼望管理部门和宣传媒体学习科学,尊重科学并传播科学,定出计划,在下个世纪里,把所有的安慰剂都弄个水落石出。其降低医疗费用的效果一定极大,但更大的是把扭曲的思想扭曲过来。

记得有次听到一位药学家的演讲,说我们要努力工作,为社会大厦添加一砖一瓦,为社会大道填平一坑一洼。听完,有人添加了一句:不要在大道上再挖出更多的坑坑洼洼。但从最近的情况看,医疗市场里明目张胆的假,并不是在削减。对这些假,还没有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更不用说人人真打了。

妖魔还在瓶子里的时候,一个瓶塞就使它失去了作为的能力。一旦将它放了出来,让它尝到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没有点决心和机智,它是不会自行就范的。积重难返也是这个道理吧。但是目前还在瓶子里面的巫婆神汉,我们不能再把他们放了出来,尽管我绝对相信,如果把他们放了出来,他们的门庭的“市”会比一般医院的还要热闹,因为他们的措施的确会有疗效。

医学科学、医疗实践的问题,就让从事医学科学的人去思考、争论、试验、验证吧。今后不能忙于用行政的办法来推行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是没有出于好心做了事与愿违的蠢事的实例。但愿在过去交了大量学费的今天,我们会变得异常聪敏起来。

托马斯在这本书里,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许多医学科学趣闻,以及从巫医发展到科学医的过程,随时随地表达着对人类的愚昧、命运和希望的关心。在读了他意味深长的心声之后,不能不激起对他的崇敬之心,也不能不联想我们每个从事健康工作的人,应该在促进我们智人这个物种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渺小工作。


周惠民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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