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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曹禺


作者:毕汝谐


我刚识字便开始翻看曹禺作品(“北京人”里关于棺材的那些台词,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安);那时,我不识“禺”字,便称之为“曹偶”。

我与曹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男厕所——风雨如磐的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人艺访友,在一楼男厕所方便,见一老者埋头清洗尿池,不觉一楞——这不是早已在照片上熟悉的曹禺先生吗,不禁驻足;曹禺热心地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我摇摇头,问道:“您是曹禺吧?”曹禺惭笑不语,碎步退后。

曹禺是家母早年在清华求学时的高几年级的学长,他曾给低班学生代过几堂课;因此,家母写信介绍我去见他,尊称其为“曹禺老师同志”;昔日,曹禺热烈追求清华一枝花郑秀,常在门禁严格的女生宿舍附近徘徊,为清华园里的一大趣闻。

七十年代中期,曹禺家住在张自忠路剧协的大院,家里由于没有女主人及保姆,显得大而无当; 曹禺终日赋闲,郁郁不乐,我的到来给他增加了一个谈伴,他说:“你看过的书真不少,我和你谈得来。”那些年,曹禺家门庭冷落马蹄稀,我去过许多次,除了有一回,人艺话剧演员童超因生活琐事登门,根本无人来访。我多次在曹家用饭,都很简单:一点米饭或者面条,一点青菜,再开一个午餐肉或者红烧猪肉的罐头。

我和曹老伯有许多共同话题:首先是苦闷。曹老伯忆及衣食无忧的童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闷,可那时的我,的确是苦闷啊!”

我说:“我小时候也一样,在育英小学住校,白天看见杀鸡宰鸭,晚上就痛苦得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更为凑巧的是,曹老伯的写作方式与我完全相同:“我写《雷雨》,是一段一段地写出来的,什么在头脑中最活跃,便先写哪一段,然后像拼七巧板似的拼起来……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我也不知道……”

我笑说:“我也是这样——前后无序,最后慢慢地拼接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是这样的写作方法,完全符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

毫无疑问,就人类精神的探索深度而言,曹老伯是一位天才(晚年时,曾获得“中国莎士比亚”的美誉,可谓名至实归),然而,单就言谈举止而言,他和邻家老伯并无不同,迟钝、木讷、语言乏味。曹老伯不止一次地赞叹我的年纪尚轻,并言及自己年轻时的雄心大志:“我那时把《雷雨》改了又改,觉得要是拿出来,田汉呀、洪深呀、欧阳予倩呀,都得被我比下去!《雷雨》交给巴金,被他压了一年才发表;鲁迅日记里提到先生买了一本日译《雷雨》,没有评论,先生肯定看不上这种小作品……现在我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像肖军,年轻时总是欺负人,人老了以后,就被人欺负了……”

曹禺的戏剧理念几乎是全盘继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理论,在解放后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作品苍白、贫弱、缺乏生命力。话剧《明朗的天》将协和医院诬写为杀人黑店,观众并不买帐——当志愿军代表滔滔而言时,剧场里居然有人睡着了;《胆剑篇》、《王昭君》因是历史题材,稍稍好一些,却也缺乏曹禺经典戏剧所特有的撼人心魄的激情和感染力。

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 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

曹老伯与郑秀的第一度婚姻,完全符合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世俗模式,却不幸福; 第二任妻子方瑞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但是与曹老伯琴瑟和谐。总参有一位五旬女少校,失婚多年,得知我与自1974年即丧偶(方瑞)的曹老伯常常走动,竟要我代她向曹老伯求婚;我经不住缠磨,只得腼颜相告,曹老伯哭笑不得地道:结婚?我已经行将就木啦,怎能结婚?”

当然,这只是所遇非人的遁词;曹老伯于1979年与年轻时心仪的京剧演员李玉茹完婚。对此,曹禺女儿万方态度明朗:“只要老父能多活几年就好。”这段和谐的婚姻直至天年。

有一回,我和曹老伯谈及老舍, 曹老伯带着几分神秘感说:“老舍的思想不简单,他是旗人,心灵深处有满族独立思想……”我左耳听右耳出,没有就此探问下去,而今觉得非常可惜。

曹老伯的思路时断时续,言语支离碎碎;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却又冷孤丁地冒出一句:“《李自成》写得好,不能以演义视之。”);在这种时候,我便与曹老伯相对默坐;不言不语。

像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他对死亡怀有恐惧,有一回, 曹老伯问我:“我将来究竟是死于阳台还是大床?”我肃然缄口。

曹老伯对女儿的婚事忧心忡忡,任性地对我说过许多私房话,而后又十分后悔,叮咛道:“你可不能说出去啊。”我保证道:“您放心,我不是传闲话的长舌妇。”故从略。

曹老伯为人厚道,从不说人坏话,只有一次例外:提及因投靠江青捞到文化部副部长乌纱帽的袁水拍,十分鄙夷地道:“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用在袁水拍身上正合适。”

毋庸讳言,曹禺身上也有某种庸人气质。对于当朝一品大员,曹禺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敬畏。早年,曹禺在颐和园休养时,陈毅曾来看望他,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曹禺,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吆。”对此,曹禺受宠若惊,许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人士(包括我)提及,还翻来覆去地道:“我只是一个区区,我只是一个区区……”以示承受不起。

我感到由衷的难受:陈毅与曹禺,均是国宝级人物;如马克思所言,红玫瑰和紫罗兰各有不同的芬芳,岂有高下之分?

面对同一个陈毅,请看吴祖光的应对方式——“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拨儿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字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员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个我这样的客人。”(杜高: “又见昨天” 218页)

然而, 曹老伯生活平顺, 吴祖光境遇坎坷,发人深思。

有一回, 曹老伯翻箱倒柜,找出董必武观看话剧“胆剑篇”后的赠诗(意味深长的是,与董必武的讣告放在一起)示我;曹老伯谨小慎微地道:“董老已经盖棺论定了,所以我给你看他的诗。”

周恩来病逝后,我去曹老伯家探望,惊讶地发现曹家已经成为周恩来的超级灵堂——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不止一张周氏遗像;我关心地问曹志伯身体任何,他慢吞吞地答道:“不太好。”然后哭着说:“总理死了,哦,前年,我爱人死了,我也没有这么伤心呀。”又深情地回忆道:“总理跟我开玩笑说,咱们俩都是属狗的,我比你大一轮……听说总理病了,我想去看看他,又觉得不好打扰他,他得的是要死的病!我见了他也没话可说呀……呜呜。”曹老伯动情地哭了,我受到情绪感染,也落了泪。

曹老伯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自有其因:文革混乱时,曹禺连同彭罗陆杨等大官同被造反派劫走,周恩来闻讯出面讲情:“曹禺算什么?什么也算不上呀,让他回家吧。”这种明为贬斥、实为保护的做法,使生平第一次遭到绑架的曹老伯化险为夷,永铭于心。

曹老伯对旧中国极端不满:“乱七八糟呀! 乱七八糟呀!”同时,对新中国感情真挚:曹老伯给我看过家庭像册,里面有多张他抱着幼女与五星红旗及毛泽东像的合影;曹老伯多次若有所思地道:“你年轻,你能够看到中国越来越好……”打倒四人帮后,曹老伯却告诉我:“其实,我对中国的前途没信心了,但是不敢说呀!”

曹老伯常常说作品不要流于平庸,要有神来之笔;当我称赞他的作品神来之笔迭出不穷时,曹老伯却黯然地道:“我还想写一部大作品。”停了停,又叹道:“写不出来呀。”他案头有个摊开的创作笔记本,上面凌乱地写着一些不明就里的断句。后来,随着曹老伯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从张自忠路搬到三里屯又乔迁到部长楼)的不断提高,他不再说要写大作品了。

我将永远怀念曹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