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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前言


作者:叶维丽




《动荡的青春》封面书影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成长史。九十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痛心疾首、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里面的一本。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 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待和见证。

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是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它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

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然。“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巨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於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煞,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的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文革的。

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革命初期的所做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是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

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副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来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己看成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三十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时期。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的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做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而文革时期中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於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她)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做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做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所有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在西方的妇女研究中,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联系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

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是否革命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於“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在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在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一九九九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俩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纪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做的文字补充, 以及我作为原始材料整理者和贯通者所做的编辑、补充和润色。做为本书的撰稿人,我对此书内容的取舍、框架的建构以及书中的观点负责。在每章节前我均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都将两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

这本书已出英文版,内容和中文大同小异,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读者对象完全不一样。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又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於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两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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