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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上的武警


作者:叶维丽





最近,位于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部用英文写的二人对话式成长史: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onversations between Two Daughters of China's Revolution。这本书凝聚了我十年的心血,写作这本书一度曾经是我生命的主要支撑。手捧终于出版的新书,我本该由衷的喜悦,但事实却是,我越看越别扭,甚至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书。就像一个妇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却不愿认自己亲生的孩子。如此强烈的逆反心理,实在不是“母亲”所应有的。

问题出在书的封面上。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合同,出版社应就封面设计与作者商榷,但我只在书籍出版之后才看到这个封面。在其中最显眼的位置站着一个中国的武警士兵,身上携带着现代的通讯工具。他双眉紧皱,虎视眈眈,说他凶神恶煞也不为过。在他的下方是两张发黄的老照片,一张有我,一张有我书中对谈的伙伴,分别摄于我们下乡插队时期。我们的书讲述的是两个出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女性长大成人的故事。把一个八十年代才会出现的武警士兵放在这样一本书的封面上, 所为何来?

熟悉西方媒体上中国形象的人都明白这个士兵意味着什么,他象征着一个极权的、镇压的、邪恶的政权。从八十年代末以来,如果不是更早,这个形象就在西方一般公众中深入人心。在我这个作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版社将这样一个封面加在此书上,也可见这个反面的的形象是多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而我在书中力图做的,恰恰是要挑战这个单面的、绝对化的、不容分说的形象,还历史以复杂的、多面的、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本来面目。

我这本书缘起于困惑。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世界进入 资本全球化时期。于是在美 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 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 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和西方其它他国家大为畅销的几本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痛心疾首、淋漓尽致。

我决不否认和贬低这类书籍的价值;相反,我深深地同情作者当年的境遇并理解他(她)们今日的心情。但同时,我又无法认同这类书籍所传递的政 治信息,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是的今天,这种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它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有异于资本主义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似乎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我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无非是想从个人的、女性的视角来回望自己生长的年代,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的霸权。我注意到钱理群先生最近呼吁总结和清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钱先生的建议在国内似乎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呼应,我在海外却颇为认同。我对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谬误处自有亲身的感受,但也不能同意对那个时代的全盘否定。如果是那样,我就连自己是怎么回事也讲不清楚了,这也是我当初的困惑所在。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对当年曾经有千百万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是有失公正的,也对严肃地清理、检讨一个复杂的大时代无补。我注意到在西方流行的中国个人回忆录中,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往往仅仅是政治史,而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几乎不存在,这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的。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深感惶然。“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一九四九年以后又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巨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似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都成了“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於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但同时,我们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两个女性“老三届”的成长个案。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生长的五、六十年代,即一般人常说的毛泽东时代,既造就也扭曲了我们这一代人。因此,我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煞,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深刻的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紧张”。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其中的辛苦也许只有同样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领会。

正因为我反对对那个时代简单化、一面倒的叙述,而在书中力图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把个带有高度负面符号象征的武警士兵放在封面上,就不仅仅是莫名其妙,而是对本书主旨的歪曲和亵渎,严重地误导了读者。封面虽小,但事关对历史的态度。这件事让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面对冷战式思维的霸道和强加于人,我是多么力单势薄。但无论如何,做为作者,我不能不出来说话,不能不维护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书已出版,我无法要求出版社改变封面,但我有权利和责任说出郁积在心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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