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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消失的背影


作者:姚小平


图一: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拍于洛阳:前排左四为梁漱溟,前排右一为张勖仁,前排左三为王靖波,前排左五为黄艮庸(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庆出发,途经陕、豫、皖、苏,至山东敌后巡视约八个月后,又返回洛阳时所照。王、黄二人均为同去山东敌后者。王靖波为军事参谋,黄艮庸为私人秘书,其它人叫不出姓名。此照片说明为梁培宽文字提供)。



图二:两人中左边个高的是张蕴新(一九六O年摄于北京三里屯)。



图三:年轻时的荆美英(照片时间、地点不详)。



图四:文革初期的荆美英在家读毛著。



图五:一九三四年一月末于山东邹平。这张照片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访问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的合影,照片人物排列顺序如下: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前排左三是Carson,时任齐鲁大学教授;前排左四是孙廉泉,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前排左五是张勖仁,时任梁漱溟英文秘书;后排左一是董渭川,时任山东民众教育馆馆长,解放后任北师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后排左二是卢广绵,为工业合作运动专家;后排左三是徐树人,时任邹平县县长。(此照片说明为梁培宽文字提供)。



  这是一张摄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十三人合影黑白照片,梁漱溟收藏。其上题记:“二十八年由鲁南返抵洛阳豫省同学相约撮影纪念 梁漱溟九·一八”。此照片为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庆出发,途经陕、豫、皖、苏,至山东敌后巡视约八个月后,又返回洛阳时所照。前排左三为王靖波,前排左五为黄艮庸(王、黄二人均为同去山东敌后者。王靖波为军事参谋,黄艮庸为梁漱溟私人秘书—笔者)。合影者选择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这个特殊日子,大约有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含义。照片里中心人物是前排左四的梁漱溟,故事讲述的主人公是前排右一的那位,叫张勖仁,时任梁漱溟的英文秘书。

  二OO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一本北京市公安局一九六三年七月汇编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收入九十四名死于该局所辖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及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文艺评论家杜高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一九九八年,他的全套右派档案被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就是引起中国知识界震惊与关注的《杜高档案》。杜高据此回忆反思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写下十五万字的《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OO四年三月出版)。杜高看到《调查表》后,发现里面有些熟悉的人,包括音乐家莫桂新、艺术家姚平。我把莫、姚俩人事迹纂集成文后发表在报刊上,既是纪念,也为历史存档。

  二OO四年五月十九日,杜高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调查表》里是否有张勖仁这个人。他说,一位叫张蕴新的中年人看了《又见昨天》,通过出版社找到他,希望了解父亲的情况。张蕴新的父亲张勖仁是劳教右派,一九六O年病逝于清河农场,杜高与他并不认识。放下电话,我翻检《调查表》,发现有张勖仁其人,粗糙发黄的纸上留下两页这样的记录:

  姓名:张勖仁
  性别:男
  年龄:五十三
  民族:汉
  家庭出身:地主
  藉贯:河北唐山
  收养前有何疾病:/
  本人成分:反动官吏
  家庭住址:崇内鲜鱼巷十八号后院
  收容前职业:北京编译社翻译员
  是否保留公职:开除
  收容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政治面目:/
  案情性质:(历史)反(革命)兼右(派)
  教养年限:/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家中有妻、子等五口人,生活依(靠)其妻子工资为生。

  简历:三八年任伪军委会指导员,上校秘书,政治教官,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社宣传科长(曾主编反动刊物“奋斗”半月刊)。四二年任重庆外事局英文翻译,伪外事局驻印办事处翻译,重庆、南京伪外交事员。追随梁漱溟多年。四一年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教养理由:污蔑合作社“搞糟了”、“农村干部无恶不作”、“现在农民太苦啦,他们连一分钱都花不到”。污蔑党不民主,比法西斯还厉害。替右派分子葛佩岐(琦)鸣冤。整风开始后,他提出向党进攻的“改革方案”,主张把社长送去学习,要取消业务组领导。并与右派分子黄子安等人结成反动小集团,经常密谋反党,策划参与反动的“经验交流会”以夺取社的领导权。反右开始后,他与社内右派分子订立攻守同盟,编造假交待(代),不认罪,抗拒交待(代)问题,对群众揭发出他的问题进行抵赖,并公开叫嚣威胁积极分子说:“你揭(发)我是陷害我,要反坐”。经多次教育无认罪的表现。

  教养期间表现:在教养期间对罪恶认识差,对各项纪律制度还能遵守,对政府有抵触情绪,知道情况也不向政府反映,对(粮食)定量不满。

  原教养场所:清河农场五八五分场
  死亡日期:一九六O年十月十七日
  死亡诊断: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心力衰竭
  通知家属情况:六O·十·十八通知妻荆美英
  财务(物)处理情况:六O·十一·二寄十二·五元;六O·十一·十一寄衣物
  坟墓标志:五八四公墓六排二十三号
  是否办过保外手续:/
  抚恤或补助:/
  家属反映:/
  是否摘帽子:/
  备注:/

  听说发现了父亲的死亡档案,张蕴新五月二十日即来找我。他一米八零的个儿,背微驼,身板儿单薄,头发略显花白,说话很客气,神情有些忧郁。我取出《调查表》,他便急切看起来,手不时微微抖动,看完后沉默好一会,然后徐徐长出一口气。张蕴新告诉我,他今年五十三,妹妹比他小三岁,母亲荆美英八十六了。一九五八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他还不到七岁。父亲出事后,家里与亲戚朋友断绝了往来,母亲把墙上挂的结婚照及与父亲有关的东西全部藏起来,从此不在儿女面前再提起父亲。文革初,抄家风起,母亲怕招来灾祸,亲手把父亲的衣服用剪刀绞碎灭迹,父亲的照片、毕业证、译着等也全被销毁。张蕴新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已经知道跟人说话要小心谨慎,察言观色。他虽然学习一直很好,却产生厌学情绪,因为右派子女很难上大学。“文革”开始后,他觉得“解放”了,为之欢欣,从此不再为上学焦虑。张蕴新回忆说,父亲爱唱京戏,性格开朗。平日父亲还常爱唱抗日歌曲《太行山上》,这也是自己人生中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张蕴新的脑海里,父亲的面容已模糊不清,只记得高高的个子,走路时背有点斜,那是在抗日时期受风寒造成的。至今他仍记得与父亲最后分别时的情景:那天早晨天气很好,父亲穿一身旧呢大衣,我和母亲把父亲送到院子大门口。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你去哪啊?”,父亲说:“我要出远门”,我说:“爸爸,你早点回来。”父亲点点头。母亲把行李放进三轮车,父亲坐上去,向家人挥手道别,然后转过身。三轮车载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调查表》记录下张勖仁被收容的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张蕴新的回忆,让我了解到《调查表》以外的张勖仁:

  张勖仁一九O七年出生在河北唐山开平镇。其父经商,是基督徒,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张家富而重教,张勖仁和底下的4个弟弟妹妹都进入大学深造。他本人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一九三二年从清华毕业后,来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与梁漱溟一起从事农村基层建设。他们力图通过实现“村民自治”推动农村发展,为国家法制化奠定基础。尽管实验无果而终,但其经验,对今日“新农村建设”无疑有着重要启示。张勖仁曾任梁漱溟英文秘书,两人坦诚相见,无所不谈。梁漱溟在《朝话》一书里说“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志趣相投,友情延续二十余年的挚友。《调查表》里“追随梁漱溟多年”的记录是准确的,不过是另一种解读。一九三七年芦沟桥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张勖仁投笔从戎,参加了察哈尔抗战,而后又到华北参加抗日武装。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日本人打散,他穿著军装逃出来,所幸碰到一位农民,把自己的衣服给他,化装成老百姓在山洞中藏身一天一夜,躲过鬼子的搜查,脱险后重新找到部队。这身衣服,作为他人生经历的特殊纪念,精心保存下来,直到文革被毁。一九三七年,张勖仁在晋绥军和八路军携手合作的平型关战役中参战,与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他还到过解放区,一一五师的杨勇曾想挽留他加入八路军。张勖仁后到武汉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文化工作。孙立人的国民党新一军要和美国人一道打通滇缅公路,他被派到远征军给美国顾问当翻译,从国内最后一直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

  荆美英一九五O年和张勖仁结婚。之前,张勖仁在老家结过婚,前妻家里殷实,文化不高。一九四七年前妻去世,留下一双小儿女,他是家里长子,只能辞职回家收拾局面。荆美英的父亲是北京教堂的牧师,家里不富裕。她从小受父母宠爱,养成刚强的性格。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荆美英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后上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在她的观念里,治病救人就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张勖仁和荆美英从认识到结婚并不浪漫,双方从未打听过对方的历史和政治倾向。虽然荆美英不懂政治,但她清楚:丈夫是好人,丈夫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解放后,张勖仁在北京编译社从事翻译工作。张勖仁去世前,荆美英曾几次去清河农场看望他。据她后来对张蕴新讲述,张勖仁被送去劳改时,农场干部看了他的档案材料后对他说,“你这点言行,写个检查回去得了,别在这了。”张勖仁却说,“我不写检查,我没任何错误!我说的话全对。我不反党!更不是历史反革命。”他坚决不认帐,最后连饿带病死在清河农场。像张勖仁这样年龄的劳教右派,劳累加上饥饿,很难熬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灾害时期。据《调查表》记录:全部九十四名死亡右派中,四十—六十岁死亡的有六十人;九十四人中有九十人死于三年困难时期,包括张勖仁。虽然《调查表》“死亡诊断”一栏,没有一个填写的是“饥饿致死”,但据当年因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杜高回忆,“三年灾害时期,很多所谓病死的右派,其实就是因饥饿导致浮肿死去的。”《调查表》说张勖仁“对(粮食)定量不满”,应是饿到极点后的愤激之举。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心底曾翻卷过怎样的波澜。

  荆美英中年丧夫,拖儿带女,还戴着右派家属帽子,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她在北京某医院当医生,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几十年来,荆美英每天早出晚归。在内科门诊,一上午最多时能看五十个病人,评先进却总没有她。直到退休,还是医师职称。1960年困难时期,干部精简下放,以她的情况,却未被下放,就是因为她业务能力强,长期任劳任怨,真是医院离不开的人。一九七九年,她从医院退休,卫生局负责人有一次见到他们医院的领导,问起荆美英这个人还在不在。院领导说已经退了,卫生局负责人当时就急了,“你怎么把她给放跑了,咱们这儿有几个这样的人啊!”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张蕴新和母亲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领父亲的《右派改正书》。接待室的人对他们宣布:张勖仁有一些错误言论,但错误被夸大了,现在要改正过来。然后,拿出二百元钱作为补偿。母亲走出接待室后眼含泪水,悲愤地说:“一条人命难道就值二百块钱?!”

  同一个张勖仁,《调查表》的记录与张蕴新的回忆,评价截然不同,事实也有出入和残缺。尽管如此,将二者拼缀比对,大致可梳理出张勖仁的历史和政治态度,有些言行,尤见性格。我曾百思不解:办案人员怎么会丧失基本的理智和判断,把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硬打成历史反革命兼右派。看了一些右派回忆录,恍然大悟:当法律与公正缺失时,诚信和良知必遭践踏。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些办案人员被训练成供人驱遣的“职业猎手”而不自知。他们以“捕兽”之法“捕人”,整别人越狠,自身就越安全,被诬者则百口莫辩,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不怕烧不出右派分子的“原形”。曾被打成右派的上海资深法官何济翔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所著《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OO一年二月版)一书中说:“反右与文革,我觉众人如中邪奔走,全无是非可言,批斗者说黑就是黑,而且一边倒,众口一词,无有杂音,这实是天下奇景。”为了把人“白漂黑”,光荣的历史可以视而不见,一笔勾销,“遵循的原则是一切为目的服务,与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可以弃之不用”(杜高语)。我在“《调查表》里的姚平”(二OO五年三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番从人到“鬼”的妖魔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别人变成“鬼”的人,最后也沦为“牛鬼蛇神”,这样沉痛而深刻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据张蕴新介绍,他产生寻找父亲照片的想法始于一九九O年。当时母亲刚做了大手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在母亲在世时找到父亲的照片和有关资料,给她一个安慰。作为儿子,也应该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与梁漱溟是多年的朋友,找到梁漱溟或他的家人,就有可能找到父亲的照片。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张蕴新曾有过一次极好机会,可惜错过了。当时梁漱溟还在世,住在部长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居住的北京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一天,张蕴新到那里一个老同学家串门。从同学家出来下楼时,他发现有家门口贴着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写的一个条子,大意是:我的父亲梁漱溟今年已九十有二,身体不太好,请来客不要打扰。“对我父亲和梁漱溟的关系我早就知道,所以一看到那个条子非常兴奋。但转念一想,我要进去的话,一提起我父亲,万一人家身体非常虚弱,又怕造成刺激,当时真是犹豫再三,在他家门口徘徊了有十多分钟,最后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开。”张蕴新说,他之所以选择离开,是源于一种长期压抑环境下形成的凡事避让,处处谨慎小心的习惯。带着这种心理,他一拖再拖,直到九十年代初重寻故地。此时梁漱溟已于一九八八年去世,梁家也搬走了,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这条线索中断后,他并不甘心,又千方百计到一些亲戚朋友那里去寻找,但毫无进展。张勖仁生前在北京编译社工作,该社后并入马列编译局。张蕴新找到编译局人事处,处里人说,张勖仁这个名字我们没听说过,可以给你查,但是你得给我们提供一下当年有谁和他在一起,看这些人能不能提供线索。张勖仁一九五六年才进入北京编译社,之前一直在家译书,是自由职业者。本身结识同事时间就短,单位后又被收编,况且经过几十年岁月,要找到能提供线索的人,真是太难了。张蕴新只好又去北京劳改局碰运气。二OO四年清明节前一天,他来到茶淀的清河农场,总值班室一位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巧的是,这个人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正收集研究有关资料。他对张蕴新说,“当年埋人的地方已不复旧貌,如果你家有关系,可以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他具体的安葬地点。至于档案,我可以帮你查一下。”过了两天,他给张蕴新打来电话,说已查到张勖仁的档案:只有一张死亡登记卡,没有照片,内容寥寥几行,记录从生到死。一个人精彩的生命过程,被浓缩得这样简单。直到二OO四年五月,张蕴新看到杜高的《又见昨天》,寻找之途才峰回路转。

  发现死亡档案后,张蕴新隐约感到自己离找到梁培宽的日子不远了。一天,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梁培宽,更增强了寻找的信心。二OO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他给一个同学的姐夫打电话,让他打听了一下梁培宽的情况。此人是民盟中央机关一位处长,而梁漱溟当年曾是民盟成立的发起人和秘书长。当天下午,他就给回了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梁培宽爱人的单位。经一番周折,张蕴新终于与年近八旬的梁培宽通上了电话,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当梁培宽听到他叙述一九八五年在梁家门口徘徊的那一幕时,特别遗憾地说:“哎呀,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解放后不但你父亲,还带着你母亲都来过我们家很多次。我爸爸当时要是知道你们家里的情况,他肯定会要找你。”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

  九月二十日,张蕴新收到了梁培宽寄来的梁漱溟与张勖仁等人的两张合影照片。一张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十三人合影;另外一张为一九三四年一月末摄于于山东邹平,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访问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的合影。人物排列顺序为: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前排左三是Carson,时任齐鲁大学教授;前排左四是孙廉泉,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前排左五是张勖仁,时任梁漱溟英文秘书;后排左一是董渭川,时任山东民众教育馆馆,解放后任北师大教授;后排左二是卢广绵,为工业合作运动专家;后排左三是徐树人,时任邹平县县长。此外,还有张勖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撰写出版的一本专门介绍“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著作复印件。书内夹纸一张,上有梁漱溟手迹:“此册出于故交张朂(“朂”通“勖”-笔者)仁手笔。张毕业于早期清华大学政治系,经友人介绍来邹平研究院任英文秘书。其后日寇入侵华北华东时曾与其它同人出生入死参加游击抗日工作云。 一九八五年三月追忆补识 九十又一老朽”,下钤“梁漱溟印”一方。梁先生历经九十一载风雨,偶翻老友旧著,往事奔涌眼前,斯人已逝,著作犹存,不禁感慨系之。张蕴新把那张十三人合影照拿给我,让我猜其中谁是他的父亲。我一眼就认出前排右一坐着的人就是张勖仁,因为张蕴新的眉眼、脸型、身材和他父亲太像了。我看到,此时的张蕴新一脸灿烂,完全没有了忧郁的神情。

  张蕴新说,他后来把父亲的死亡档案和照片都给母亲看了。之前,他先把父亲的照片给母亲看,母亲表情出奇地平静,像在看一位陌生人。他感觉老太太对往事已看淡了,犹豫再三才小心翼翼地提起死亡档案的事儿,母亲说,“也挺有意思的,拿来我看看。”没想到看过后老太太勃然大怒,大声嚷道:“怎么能这么写呢?你爸爸做了很多好事情,这上写的一无是处。人死了还这么写,太过份了!”这份档案,激活了荆美英多年埋在心底压抑着的最痛苦的情感。

  与右派幸存者相比,张勖仁是不幸的,他没有熬到“改正”的那一天。与许多死亡右派家属相比,张蕴新是“幸运”的,他找到了父亲的死亡档案和照片。尽管《调查表》评价不实,但毕竟提供了一些关键材料。张蕴新说,“这是我所看到有关记录父亲情况最多的一份文字资料。”而许多死亡右派家属,最后得到的仅是一纸简单的右派改正书。其亲人行迹,永远湮灭在历史烟云里。

  二OO六年五月七日定稿于平雅居


  后记:本文完成后,惊悉张勖仁的夫人荆美英女士因病于二OO六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在北京回民医院去世,终年八十八岁。据其子张蕴新介绍,家属已将荆美英的骨灰与写有张勖仁名字的“招魂牌”安葬在北京西山公墓墓穴内,以示夫妻合聚之意。谨奉上此文,以为纪念——笔者


原载《老照片》第四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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