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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



作者:薛攀皋


逼上梁山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斤的小麦试验田。这时,坐在台下的全国科联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搞个综合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文汇报》1958年7月6日)。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学家深入实际、虚心向群众学习”,组织首都科学家与湖北、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陕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麦、水稻、棉花高产能手,在北京东城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丰产座谈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范长江、于光远主持座谈会。于光远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指标大战

7月5日和6日两天,会议组织者安排各地丰产能手介绍丰产经验、大胆创造的事绩,以及当年下半年和次年的计划。7月7日,各地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所。7月8日,分为小麦、水稻、棉花三组座谈。名为交流经验,实际是展开了高指标大战。

为了迎接这次农业丰产座谈会,生物学部早在7月2日晚召开了有北京地区生物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科学家参加的准备会。在会上,院领导同志讲了话。他说:目前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者要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打破常规,跟上形势。大跃进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应该不断解放思想,以虚带实,走群众路线,提倡集体主义、大协作。在研究工作中应该贯彻以任务带动学科,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方法。这样,不仅研究目的性明确、具体,可以吸引更多人参加工作,而且通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促使不同学科的发展。科学工作者要多快好省进行工作,就必须把实验室的工作同六亿人民的创造结合起来。他鼓励大家搞试验田,并表示院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没有对产量提出任何具体要求。

在预备会上,大家表示“要通过试验田的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四个大丰收”。会议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动物所、昆虫所、应用真菌学所、植物所和遗传室等八个单位大协作,把试验田办起来;并且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本帐: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帐: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产量指标调整为:小麦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亩产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亩产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紧接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又冒出了4万2千斤……,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这紧张的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能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的点将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一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指标是:小麦亩产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亩产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亩产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10万斤;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指标为7万斤。


不惜血本

丰产座谈会开过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在京的生物学单位负责人、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农场工人代表组成的生物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下设小麦、水稻、甘薯、棉花四个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丰产试验田的准备工作。

小麦丰产试验是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该院农场的六亩地进行的,当时设计了不同播种密度、不同耕翻深度和不同施肥量的各种对比试验。其中,播种量多的达240斤,最多的竟高达460斤;深耕土地最深的达十市尺;施肥量最多的每亩粪肥(牛马粪)40—60万斤。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为的是促进通风,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为的是增加光照。许多科技人员使尽了浑身解数,投入了注定要失败的高产试验。由于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土地并不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做出酬答。1959年6月麦收时,在所有的七个试验小区中,折合亩产最高的只有902斤,最低的541斤。“卫星”放不出来了,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对比试验,得到了许多可贵的科学数据。


说真话难

放农业高产“卫星”,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如果各级领导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出以公心,倾听一下行家的意见,这出闹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全国科联召开丰产座谈会期间,有些科学家在会下算过细帐,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有些人为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就使一些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不要白交学费

我写这篇简短的回忆,也是对自己从事走过的科研管理工作的反思。那时候我是生物学部的普通干部,只做具体工作,虽然不处在决策的地位,但也是放高产“卫星”的积极拥护者。在全国科联的丰产座谈会开过之后,我曾以《风讯台》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学农民赶农民超农民——生物学部办丰产试验田》的报道,通篇是套话。

在那场运动中,每个人的心态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就我自己而论,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深感共产党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共产党号召的事,我打心眼里赞成,没有怀疑犹豫过。反右派斗争,我也积极参与了斗争。这种朴素的感情,使我同样对高产“卫星”运动的可行性没有怀疑。此外,我对农业生产没有感性和理性的知识,无从分辨其现实性。更何况那时还看到一位著名科学家作过这样的推算,如果农作物能全部利用照射到地面的光能,那亩产数万斤在科学理论上是可行的。直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湖北、河南农村,实地参观了高产“卫星”水稻田,明显看出了并田的痕迹(即把几丘地的作物在快成熟时,合并植到一丘地上),才恍然大悟我是上当受骗了。但在公开场合,我不敢讲这些事。

高产“卫星”运动有许多教训。今天,像这样的傻事不会有人再干了。但是交了巨额学费之后,大家是不是都真正地变得聪明了呢?就以善于听真话、敢于说真话这一点来说,至今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为什么呢?


[后记]:

1993年11月1日,于光远同志在接受《院史资料与研究》李真真同志采访时,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注:指科研单位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牌子)。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50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那时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参见《中宣部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7-28页)


(原载《科技日报》,1993年11月14、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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