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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


作者:薛攀皋

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前,受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并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部署下,中国科学院在处理“乐天宇事件”和“胡先骕事件”中,对待生物学科中不同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方面,有过两次较大的失误。本文将目前已查到的资料加以整理,为关心此事者提供一些线索。



一、乐天宇事件与1952年的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

1952年4月至6月,政务院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以下简称文委科学卫生处,它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是一套人员两块牌子),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北京召开了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批判乐天宇同志在生物科学工作上的错误,讨论国内生物科学的状况,并对今后工作交换意见。座谈会前两次的结论,由文委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赵沨执笔成文,然后提到第三次座谈会讨论。与会者基本同意文中的论点。会后,结论以《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以下简称《斗争》)为题,全文发表于6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时,该报加了编者按。[1、2、3]在我国,由官方文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粗暴批判压制摩尔根学派,始自《斗争》。它产生了严重后果。

(一)“乐天宇事件”的由来

1949年10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从老解放区迁到北京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1901—1984)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华北大学农学院以乐天宇为首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师,都持米丘林学派的观点。三校合并后,乐天宇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批评摩尔根遗传学,说它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和“法西斯的”等等,停开了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取消了田间设计、生物统计等课程。校内遗传学家李竞雄教授改行教栽培学;吴仲贤教授改教家畜饲养学。[4]从事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李景均教授(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解放前曾保护过该校的地下党同志),因为不同意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忍受不了这种粗暴的做法,愤而离开了大陆,出走香港,[5,6]后来去了美国。李景均到香港时给美国友人写信,说明出走的原因。美国《遗传学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题摘登了该信的内容,[7]从而,摩尔根遗传学派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国,影响极坏。

乐天宇的做法,造成了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一些尖锐矛盾,引起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注意。刘少奇同志也表示了关注。1950年6月2日,乐天宇同志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叙说情况并有所申辩。7月5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人传阅。7月16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毛泽东同志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示必须清查“并做适当的处理”,要求将这份材料与上述6月2日的报告一并讨论。[2]随后,教育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北京农业大学调查,工作组成员有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8]查处的结果是:1951年3月解除了乐天宇同志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2]乐天宇同志离开了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6月13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由乐天宇同志任馆长。这个实验馆相当于一个研究所,它是以乐天宇创办的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生物研究室(成立于华北大学农学院)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建立的。

乐天宇同志到科学院后,“也还是和科学家格格不入。中央很有意见,要批评乐天宇同志,由中宣部科学处来办这件事。”[3]1952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多次开会批评乐天宇同志,支部大会认为,乐天宇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支部大会决议:给予乐天宇同志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月31日,竺可桢副院长去遗传选种实验馆,宣布撤销乐天宇同志的馆长职务。[9]随后,乐天宇离开中国科学院,去华南农垦局工作,以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院一级研究员。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开会批评乐天宇同志的同时,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召开了前述的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主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外,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生物系的负责人和教师,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农业部代表,以及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研究人员,共约30人。

(二)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的结论

座谈会的结论《斗争》共分五个部分,一万余言。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乐天宇同志在生物科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批判;二是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及其问题;三是必须坚持米丘林生物科学方向,系统批判摩尔根主义,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旧生物科学。[10]其主要结论如下:

1、乐天宇同志是我国在学习、研究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中发生一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的主要代表者。

《斗争》指出,乐天宇同志的经验主义偏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重视点滴的生产经验,忽视系统的农学理论;强调从生产中学习,否定实验室工作;认为‘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把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

“错误地、幼稚地把理论和实际对立起来”。“说什么‘我们在显微镜下解决问题,老百姓从栽培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如果不靠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就要饿死。学者们没有生活问题,可以不靠自然规律来作。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们是唯心论’。”

“‘左’倾幼稚观点全盘否定了传统生物科学。……既然物种是一直在变化着的,植物分类学自然一无用处了。”他“对待像生物统计一类的学问,也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斗争》认为“这种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偏向,本质上便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斗争》指出乐天宇同志的教条主义偏向表现为:

他“不把米丘林生物科学看作实践的指针,而把它用作吓人的符咒。”“只是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把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生物科学中的一些具体规律”。他“写的《遗传选种要义》一书,基本上是抄袭李森科、特洛申等人的著作而成的,并且抄袭得颠倒混乱,使人不知所云。更表现在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上。”

《斗争》还指出乐天宇同志的武断的非科学态度,以及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鞭子打人的恶劣作风。例如:

他“对于科学工作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非科学态度。他在批判旧遗传学时便采取这种态度。”他武断地说:“基因不但任何人没有看见过,连摩尔根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他拿这种虚伪的基因来肯定生物遗传的性状,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不可掌握的,而是一种幻想,幻想就是唯心论。”乐天宇“只用见过或没有见过的理由来批评一种科学上的假设,是太不充分了。”

他“自己既不好好地研究米丘林,也阻碍别人研究米丘林。如有人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就说是反对米丘林;有人反对他的恶劣作风,他就说对方政治有问题,别有用心。……他不许别人学米丘林,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丘林,因为那是反动。”

《斗争》认为“乐天宇同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科学,用这样的作风来领导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自然只会使国家的科学事业遭到重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

2、“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斗争》就我国生物学界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态度,诸如:反对的;认为只是“一家之言”的;或把它与摩尔根遗传学等量齐观、予以调和的,等等,逐一进行批判后写道:

“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甚至基本上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只是一个‘学期课程’。……在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米丘林生物科学只占一个章节。在讲到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时,对于科学工作中指导思想的作用,根本没有适当地加以说明,竟把‘用思想研究问题’和所谓的科学观察、试验方法对立起来。”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农业科学机构仍把主要的工作放在抗病育种上,纯系育种的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纯系的理论仍然是基本的指导理论。”“纯系根本是不存在的,纯系育种就只好如摩尔根主义者那样,把所谓科学建筑在偶然的巧遇上,求助于统计和幸运。……进行盲目性、偶然性的挑选以图找到所谓‘同质的基因配合’。这除了引起资财人力的浪费外,一定只会招致品种的退化和毁灭。……我们的一部分农业科学家,连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都还没有接受。”

“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伟大,在于它彻头彻尾为提高农业生产、改造自然服务。但这一点好像没有引起我们的生物学者的注意。我们的植物分类工作,仍然片面地致力于野生植物,且为分类而分类。不注意植物的分布、产量、生活习性、经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因而不能密切联系实际工作。大学中的研究工作,也往往提倡做些冷门的工作以求成名,比如学生要研究臭虫生活史来消灭臭虫,但教授要学生研究腔肠动物。比如学生要研究改良役畜品种,但教授要学生研究腔肠动物或者青蛙的肝糖变化,……。”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生物科学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将只是一句空谈。”

3、“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部门”

《斗争》用了几乎五分之三的篇幅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11]例如: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度的阶段”;“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以米丘林生物科学为指导,苏联生物学者在生物科学的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巴甫洛夫揭发了生物的心理与生理职能之相互依属和影响的事实;勒柏辛斯卡娅成功地证明了新细胞的形成不仅是经由细胞本身的繁殖,而且还直接从非细胞体中发生;波什扬确定了微生物与病毒是从同一有机体发展的不同阶段,滤过性病毒可以转变为微生物形态,微生物也可能变为病毒……,[12]所有这些,说明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对生物科学各部门有着多么大的启发意义,证明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绝不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 《斗争》为米丘林生物科学带上各种桂冠的同时,给“旧”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贴上了政治标签和哲学标签。它写道:“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所以它必须加以改造”,因此,“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在生物科学上的影响对于我国生物学界是迫切的需要。”

《斗争》号召:“我国的生物学界应该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不是学习它的枝节。……要认清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中的根本革命,纠正‘米丘林生物科学仅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的错误说法,介绍苏联科学界基于米丘林生物科学而发展的……成就,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门”;“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要认真地把纯系理论加以彻底批判,生物统计、生态学等部门中的有害部分也要予以批判”。……

(三)座谈会结论的发表产生的严重后果

1、一些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被迫作了违心的公开检讨

他们检讨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留恋摩尔根遗传学,错误地对待“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科学。

谈家桢教授(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在读了《斗争》后写道:“摩尔根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我过去受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还夸耀自己是摩尔根的所谓‘入室弟子’,自以为很了不起……”,“我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一条连线,不宜分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和和平阵营的思想体系。”“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来看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当然是不会正确的”。他说:“我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拥护《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论点,并且有勇气和信心为这个科学革命而努力。”[13]

戴松恩(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也检讨说:“我曾说过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摩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14]

2、有些米丘林学派的学者把两个学派的争论上升为路线斗争

1952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以《为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题,做了三年工作总结。[15]总结写道:“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深切地感到了目前存在于我国农学界和生物学界的问题,确实是十分严重的。……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为摩尔根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控制着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科学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而摩尔根遗传学则是虚伪无用的,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发展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这种虚伪的谬论去毒害青年,而应该与同学一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遗传学。”“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态度。……例如,当讲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就说‘苏联的遗传学带着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在他们看来,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主义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此,在谈到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揭穿反动的生物学路线实质这一重大事件时,[16]他们就说‘这是苏联的大错,以后的事实会证明的。’今天应该告诉他们,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以后并将不断地证明着,错了的不是苏联,而正是摩尔根主义拥护者的主观愿望。”

《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总结时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总结说明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

党中央的机关报,在半年之内发表了《斗争》和这个总结,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者的思想状况。

3、大学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基本停止,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全部停顿

“这篇文章(注:指《斗争》)发表以后,各有关部门、各高等院校有关的系,都为贯彻文章的内容而进行了部署。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内基本停止,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明显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了。甚至中学教材也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则只登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时,情况基本如此。”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部门还发生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6]


中国的遗传学经历了一场浩劫。

4.座谈会没有纠正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乐天宇同志也没有接受教训

座谈会批评乐天宇在介绍、宣传、推广、研究米丘林学说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偏向,以及武断的非科学态度等等,有其正确的一面,其中也有一些很好的提法,例如批评乐天宇同志“把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替代生物科学中的一些规律”。批评哲学代替论,在国内这是第一次。

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粗暴地批判和压制摩尔根遗传学派。座谈会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触动乐天宇同志,而且恰恰与乐天宇犯了同样的错误,使用了与乐天宇同样的语言。

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虽然正确地提出:“处理学术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可以说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能说信服旧遗传学的学者一定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但是随后它又用李森科、乐天宇的语言,否定了这些正确的论点,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给所谓的旧生物学家,给摩尔根遗传学戴上了“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等等帽子。

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所扣的种种帽子,不是座谈会的发明。在这以前,在来华的苏联专家的报告中,在国内学者的著译或文章中,早已屡见不鲜,但那都只是个人的语言,没有行政上的约束力。而座谈会的结论《斗争》,作为官方文章,首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为摩尔根遗传学定性;而且《人民日报》编者按公开号召“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意味着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就不同凡响了。这就是为什么座谈会不但没有纠正乐天宇同志的根本错误,反而一呼百应,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批判与压制摩尔根学派的高潮,产生严重后果的原因。

事实证明,乐天宇同志没有从受处分和批判中接受教训。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1976年至1977年初,在他得知中国科学院一局召开基因工程会议后,又企图树起讨伐摩尔根遗传学和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旗帜。他写道:

“从林奈的神创论的变种‘基因’,到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物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统治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是以伪装的面貌出现”;

“从林奈的‘杂种基因’起,到目前的‘分子遗传学’(即细胞遗传学的发展),所谓‘基因工程’,都是资本家(如诺贝尔财团等)的御用学者们,为了抬捧其主子,所设立的一套套的为愚民政策服务的所谓‘遗传学’。其实,这种‘遗传学’是永远不会,也不能与生产实践发生任何联系”;

“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

乐天宇同志还把有关的遗传学家称为“资产阶级的卒子”。[17]

从1953年Watson和Crick发表DNA分子结构的文章;到1973年,Cohen和Byer共同报道了体外组建的重组质粒在细菌中繁殖成功,这20年中,国际上分子遗传学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可是反观国内,对摩尔根遗传学的讨伐始终没有停息过,而且还要批判已经见之于事实的“基因工程”,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二、胡先骕事件

胡先骕(1894—1968)先生,字步曾,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1922年,他同我国生物学前驱秉志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他又同秉志先生一起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并从1932年起直至1949年止,任该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为发展我国的植物分类学做出过重大贡献。

(一)《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引发的风波

1955年3月,高等到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骕先生所著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18]

《简编》第十二章《植物分类的原理》中,第三节为《分类的方案与范畴》。胡先骕先生在讨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时,对李森科的物种新见解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19]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基至向日葵‘产生’寄生植物列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年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的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部门。’这篇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予以根本的否认。”

胡先骕先生接着写道:“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

《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有人认为胡先骕先生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

当时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此书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6]

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写信,认为《简编》“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在生物学上,他也是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 “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贻误学界。我们建议立即停止出版胡先骕的著作,收回已售出的书。”还要求“胡先骕彻底检查,公开检讨,真正下决心改正”;高等教育出版社“应当深刻地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信里批评中国科学院说:“胡先骕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出版了这样反动的一本书,这说明中国科学院在政治思想教育和学术思想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才能领导我国科学界前进。”[20]

(二)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胡先骕受到批判

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中,胡先骕先生受到政治批判。

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创造性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不点名批评胡先骕说:

“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论争,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报告用胡先骕同样的话提醒“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才不致被引入迷途。”

报告还批判说:“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判。”[21]

会议的九个小组也“一致热烈地批判了个别科学工作者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

10月31日,竺可桢副院长在闭幕式上做会议总结时说:“在纪念会中开展了学术思想的批判,特别是对胡先骕先生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批评。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诬蔑苏联共产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地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这种错误引起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愤怒,一致加以严格地批判,同时大家仍希望胡先生改变错误立场,改造思想,做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

竺可桢副院长接着检讨说:“在此,我个人作为科学院的一同人……没有做好工作给胡先骕先生以必要的帮助,使胡先骕先生能提高认识改变立场。院里边同人尤其是植物研究所同人也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经过这次大家的批评给我们以当头棒喝,应该使我们在麻痹大意中清醒过来,要大家以切磋琢磨的方式来给胡先生以帮助”。[22]

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童第周副主任的报告。

胡先骕先生受到批判,《简编》一书“被全部销毁”,“此后一段时间,我国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6]

对胡先骕先生进行政治批判,也是中央宣传部直接部署的。陆定一同志曾经说过,那时候批判胡先骕先生,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是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三)秉志反对批判胡先骕,胡先骕未做公开检讨

1、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前,秉志坦陈不同意批判胡先骕

10月23日,竺可桢副院长去中关村会晤秉志先生,谈胡先骕先生《简编》一书的问题。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秉志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判胡先骕先生。据竺可桢副院长的当天日记记载:“农山[即秉志]认为要步曾检讨不但不现实,而且无需要。”秉志“对于李森科的科学造诣有意见,认为许多人是盲从了。”[9]

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的手里,但很难力挽狂澜。

2、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动员胡先骕写文章做自我批评

11月5日,竺可桢副院长偕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张肇骞赴石驸马大街83号看望胡先骕先生,“适张稼夫副院长和过兴先已先在,谈胡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中胡犯错误事。步曾自己承认对于批评苏联以政治势力推行学说语的不妥当,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学习米丘林一文,述他对于物种成功的见解,同时批评自己立场的错误,稼夫认为满意。”[9]

3、胡先骕先生未做公开检讨

胡先骕先生真的写了一篇学习米丘林的文章,但未做公开检讨。究竟是出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检讨;还是由于这时党已提出了“百家争鸣”,可以不做检讨,就不得而知了。

1956年8月,《科学通报》发表了胡先骕先生写的、长达两万余字的、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他写道:“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他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工作了60年,直至临终前还指示他的助手们修正工作计划和提纲。这种人民的科学家爱祖国爱人民的忘我精神,是我们生物学与农学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的。”“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于改良果树品种,……300多种优良果树品种,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方法的基础。”

他在简述了米丘林的主要育种方法和理论后说:“这些工作方法与理论都是我们生物学与农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但是他的工作方法是精深而繁复的,不是轻易能掌握的,我们的农学工作者必须在长期工作中亲身体验才能运用自如。他的理论在他的论文中有着详细说明,也要精心研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23]文中的着重点是胡先生自己加上的。

胡先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点李森科的名字,但明显地看出他反对带引号的米丘林学说,也就是他反对李森科学说、李森科主义的初衷不改。他告诫人们学习米丘林的工作方法和理论,要从米丘林的原著中去学习,才能不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学说所迷惑。这就是他的潜台词。

(四)向胡先骕先生道歉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反思。

陆定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政治问题,因为胡先骕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这时,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回答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说: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一个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出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陆定一接着说: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24]

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骕承认错误。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25]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9]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骕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加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三、余 言

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五十年代初,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几乎是带有阵营性的问题。以苏联划线,不可避免地扩及到科学技术等领域中。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照搬苏联的做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对老大哥确实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哪怕是很委婉提出批评或善意劝告,也会被视为政治上反苏反共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当时也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尽管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在国内,用粗暴批判和行政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的严重后果,至极而反,终于成为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当年8月,中国科学院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以此纠正错误。在这以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在生物科学工作中,一直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在反右斗争以后,历史经历了严重曲折,“百家争鸣”方针受到肆意践踏,全国各地在1958年开展科研工作两条道路斗争,以及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1960年在开展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进行学术思想批判时,又掀起了两次讨伐摩尔根遗传学的高潮。对此,中国科学院执行双百方针没有动摇过(“文革”期间,由“革命造反派”控制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决定批判遗传学的资产阶级流派,不在此列)。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由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共处的遗传研究所时;同年,遗传研究所部分科学家负责编写《十年来的中国科学》遗传学部分,只写米丘林学派的成就,只字不提摩尔根学派的工作时;在1962—1963年制订国家十年自然科学规划,一部分科学家否认米丘林生物学是遗传学,拒绝把有关工作纳入遗传学规划时,等等,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都依据双百方针,细致地做两派的工作,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对摩尔根遗传学的讨伐,在中国科学院以外,尽管有了双百方针,却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一种思潮,或者说一种总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前,许多问题看来是解决不了的。某些事,在中国科学院解决了,而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单位,或另一个人身上,没有解决,又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在我国,“左”的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也许是这个问题能够持续近30年的总根子吧!

历史证明,当年支持米丘林学派支持错了,压制摩尔根学派更加错误。认识的局限,政策的失误,使我国遗传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很大的弯路。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是:在对待学术问题的争论上,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解决。用行政手段支一派、压一派,无助于科学的兴旺发达,还 会适得其反。但愿这笔学费不要白交了。



参考文献和注释

1.人民日报在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时所加的编者按,《人民日报》1952年6月29日。
2.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337—339页。
3.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访谈录——在科学院与中宣部科学处之间,《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1期10—11页。
4.中宣部:《几个学术机构在遗传学中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内部资料),1991,11页。
5.周家炽:有关遗传学问题的早期回忆,《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59—60页。
6.李佩珊等:《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85,4、6、7页。
7.“Genetics Dies in China”,The Journal of Heredity,Vol.41,no.4,p.90(1950)。
8.樊洪业等:吴征镒先生访谈录,《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期,6页。关于工作组成立的时间,吴先生误忆为1952年。
9.《竺可桢日记》III(1950—1956),科学出版社,1989,第283、292、299、609、613、690页。
10.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人民日报》,1952年6月29日。
11.米丘林是一位伟大的园艺学家。他一生培育出300多种果树新品种,造福于人类,至于“米丘林生物学”、“米丘林学说”等等,是李森科强加给米丘林的,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李森科学说。
12.巴甫洛夫(1849—1936)是苏联生理学家,他的科学贡献主要在心脏生理、消化生理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三方面,1903年获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他和米丘林(1855—1935)是同时代人。勒柏辛斯卡娅和波什扬的“成就”,由于行政部门的干预支持,也曾风行一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被揭发实验有误;另一个被揭发弄虚作假,两人的实验室都被关闭。
13.谈家桢: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通报》,1952年,第3卷第8期,562页。
14.戴松恩: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人民日报》,1952年6月30日。
15.为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工作总结,《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6日。
16.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李森科在会上报告《生物科学现状》,得到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批准。在大会上和大会后,李森科学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一系列“消灭”摩尔根学派的措施被采取了:摩尔根学派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伪科学”的帽子;摩尔根遗传学被禁止在学校讲授;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被封闭;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职务被撤销。李森科学派则自称为“米丘林生物学”,长期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李森科本人也青云直上,在苏联生物科学界一度形成了李森科一派独霸的局面。
17.乐天宇给王欣如的信,1976年3月4日,1977年2月。参见王欣如上书华国锋、叶剑英等的附件,全件藏原遗传研究所档案室。王欣如是江西省南城县的一个中学的青年美术教师,在乐天宇唆使下,上书要求对摩尔根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与基因工程进行批判。
18.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342—343页。
19.李森科于1950年发表《科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1952年最后一期的苏联《植物学杂志》刊登了两篇批评李森科新见解的文章,由此揭开一场新的大论战。
20.举办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有关材料,中国科学院档案1955—16—2。
21.童第周: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日。
22.竺可桢:闭幕词,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材料,原生物学部资料,1955。
23.胡先骕: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科学通报》,1956年8月号,13—14页。
24.陆定一: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494—495页。
25.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百年恩来》,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1222—1223页。



(原载谈家桢等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422—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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