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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许灿


作者:王谦宇


许灿走了,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轻轻的飘零落地。

我自认为是一个参透人间生死的行者。生死者,生命自然生息演进之规律也,有生必有死。哲人有言:面对自然发生的一切,人们当以平静之心顺然处之。话虽如此,对于许灿的离去,我仍然不能让自己的心得到平静,我内心生起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伤痛。我说不清楚其中的因由:是他死前半年疾病和手术对他精神和肉体施与的折磨;是他一生曲折坎坷、事业无成、报国无门的生命途程;还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半个世纪的真诚的朋友。

我认识许灿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那是一九四九年,在刚刚解放的北平,我和他同是中央一个“训练班”的同学。“训练班”开始时有三个队,我编在第一队,做一个普通的学员,许灿是第一队的队长。言谈之间,得知他原也是一个华侨青年,在上海上学,毅然放弃学业,潜入解放区参加新四军,随军转战南北,这次是从东北作为骨干调来学习。他的经历让我感到亲切。当时他头上一顶灰色军帽,身上一袭掉了色的军衣,同我们这些从香港或国统区来的同学相较,俨然是一个没有小资气息的土八路,虽然看来还有几分造作。他工作积极,待人热情,这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训练班”的任务是学习理论,改造思想。学习理论不容易,改造思想更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当时的口号叫做:不怕丑,不怕痛,脱掉裤子割尾巴。这明显是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思想斗争的激烈可想而知。“脱裤子”这个口号就是延安整风留下来的“传家宝”。我记得,当时的许灿并不是那么使人可怕,他对人严格,却也心中有数,不像我的一些“积极分子”朋友,“左”得那么可爱。我发现从老区出来经过延安整风的当年的华侨青年,像训练班的几个指导员,大都如此,因为他们经过“抢救”,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头。许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在一次部队的审干运动中,审查他的历史,问他你为什么叫做许铲,铲就是铲除,你是不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解放区来的。这在现在听来是一个笑话,但在“海外关系”等同于“国特”的年代,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会引至更为严重的结果的。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改名的原因吧。

“训训班”的纪律是严格的,实行军事生活,作息定时,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床操练,在队伍前头吹哨子喊口号的就是许灿。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O年的两个夏天和两个冬天,我们是在许灿的哨子声中跑过来的,这个情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也没有消失。当然,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欢喜和快乐,其中最为令人难忘的,当然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当时,我们列队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河畔,听着礼炮隆隆轰鸣,看着红旗冉冉升起,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和欢乐热烈的群众队伍,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怎能不把我们在海外忍受的全部屈辱和辛酸,一齐迸发出来,欢呼跳跃,泪涌如泉呢。从训练班出来,同学们各奔东西,大部分同学南下土改,许灿直接到了工作岗位,先在中联部,后调交通部,下到广州。离开训练班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是满怀激情,充满信心。一个一个都准备着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那怕赴汤蹈火。展望未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就要出现在眼前。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多么单纯,多么的天真。但是,我要说,我们是真诚的,这是处在那个伟大时代的革命青年共同的心声。

一九五七年十月,我从四川调回北京,这时反右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报纸上反右的文章铺天盖地,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口号响彻云霄,“章罗联盟”、“民盟六教授”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不久消息传来,广州的许灿、费曦也中箭落马成为右派。这样,费曦一家就有了四个右派,叔父费孝通,父亲费振东,丈夫许灿,还有她自己。章罗我不了解,六教授中有我的三个老师,费孝通则是我心仪的学者,费振东在海外就是我父亲的挚友。他们成为右派让我震惊,但我想起或许因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真的有着未为人知的反党阴谋也尚未可知。可是许灿、费曦,却是我所熟悉的同学,我知道他们热情如火,从做学生起就追求进步,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青春、理想,以至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他们所追求的事业,费曦在海外同反动派斗争而身陷囹圄。他们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为什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我逃离湖南到广州,同许灿见面,相隔二十多年,仿佛从噩梦中醒来。当着空气略为松动的时候,我要许灿告诉我他的右派罪状,我帮着写个材料进行申诉。许灿打开记忆的盒子,用力的搜索,说出来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没有我所预想的恶毒言论,从中好不容易我拣出重要的两条,一是在北京出差说过,报上所载章伯钧的有些意见是说得好的。二是在讨论工作时说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我问许灿,你说这些干什么。他说,不是上级号召,要帮助整党,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我不像费孝通,可以鸣,可以放,我只是偶然发表些感想,对工作提一点意见罢了。原来是这样,许灿是听党的话,响应领袖的号召,却不知为什么,胡里胡涂就做成了右派。我想起在训练班的时候,反复教导给我们的是,听党的话,党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许灿就是照着这么做的。他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教导,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更没有人告诉他,每个人的脑子都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就是这样,他哪有理由不听党的话,他哪有胆量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

我和许灿、费曦相晤,从不谈起反右文革中各自的遭遇。这是因为,这种丧失人性的人格侮辱和人身摧残,不仅是受害者个人的灾难,更是整个民族的耻辱。在许灿死去的时候,我重提这些,不是替他平反,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也不是要求谁人向他赔礼道歉,我没有这个奢望。有人说过,中国人的一部分,是一个不知忏悔的群落,缺失的是俄狄浦斯,他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的勇气。我重提这些,目的只有一个,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必将重蹈复辙。而中国人,又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

最后,我要说的是,许灿虽然道路坎坷,遭际困顿,但是他爱国之心不变,服务人群之心不变,对朋友的真心实意的热情不变。这有他移居香港后的活动作为佐证,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多说了。有朋友说,许灿这一辈子活得不值,付出了许多,却没有收获。是的,许灿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青春和力气,却没有捞得一官半职,甚至连晚年的退休金也没有。可是我要说,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徐世民先生说过:热心报国的华侨,他们冒着风险投身革命事业,却无心做官,他们仗义疏财,也没有任何以金钱入伙的想法,没有想到要求祖国来报答自己。我想,这点许灿做到了。

许灿移居香港,我是不十分赞同的,我担心他难以维持生计。但是,我理解。我知道,这个决定的作出,要有极大的勇气。他置经济物质于不顾,为的是维护做人的尊严。许灿晚年经济不宽裕,靠着香港政府的“综援”为生。但他活得自在,摆脱了思想禁锢,寻回了自己。而世间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了。最后的十年,社会活动少了,却是乐于读书,勤于思考,偶而同朋友通通电话。青年时候失去的东西,老年时寻回来了。我为他欢喜。

二OO二年,许灿年交八十,我约了几个朋友,同他庆祝,座上胡诌几句让他高兴:

      人说七十古来稀,
      如今八十不希奇。
      高踞泰和看世界,
      活到一百没问题。

许灿素来身体很好,可惜活不到我所期待于他的年纪,不过八十五也是长寿了。


         (在香港《侨友社》为许灿逝世举行的《追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