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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


作者:熊景明




一九七三年母亲去世后,便想作文以悼亡母。每提笔,悲从中来,泪水先笔墨而下。而今女儿已成人,我的生命仿佛多了一个支点,给我勇气,踏入昔日的温情与苦悲。

母亲一九一四年出生,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她小时候曾染白喉,几乎丧命,虽复原,心脏受损,四十二岁时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母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人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着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


母亲的娘家

外公于光绪癸未、1883年出生在云南贫困山区普洱县一个四世相传的银匠之家。年仅岁半,父殁,母亲守节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九岁入读私塾,后得益书法清秀,代缮公私文书,添充家用,昼夜攻读五经唐诗古文,皆能背诵。十八岁应县童子试,考八股文共十余场,每次均列前五名。后步行数日到景东县应学院岁科,列第一名。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步行到昆明, 考入无华山高等学堂,后获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别号“羊牧”,取苏武牧羊持汉节之意。

他在一九四二年《六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我生忧患多,饱经在心目,年幼尚无知,先父即不禄。失怙成孤儿,惟恃母抚育。
世业失其传,无米难炊粥。孤寡动人怜,善后有外族。年长及学龄,就傅入私塾。
出口能成章,读书记诵熟。习字工楷法,佣书识吏牍。辛丑应童试,名列前茅数。
赴景游泮归,功名始基树。书院改学堂,入堂居廊庑。新旧学初窥,报国以身许。
癸卯应乡试,字奇不见取。就读五华山,明师良友聚。学习中西文,成绩月可睹。
考选送东洋,留学居江户。一朝思想变,欲复汉家土。投入同盟会,持节继苏武。
乙酉初毕业,调回春申浦。不应清廷试,返滇作书贾。执教五华山,当年旧学府。
教与学相长,讲习至夜午。匈奴尚未灭,家庭不暇组,作客久独身,中馈需人主。
相约迎新妇,婚礼自作古。同时得贤良,感情融水乳。辛亥滇光复,生子能肖父。
家人共团圆,迎养来慈姥。从事新闻业,宣传振聋声,投稿作刍荛,衷言出肺腑。
学未优而仕,历署县缺五。从政十余年,国民俱无补。送母归故乡,失恃未回普。
大事弟能当,设灵展奠祖。辞官有远行,游览到邹鲁。南北足所经,鸿爪留泥土。
倦鸟知还巢,别子离京沪。艰巨付儿曹,归老即退武。且住海藏楼,息影城南杜。
故园旧草堂,种瓜学老圃。七七事变生,全国抗日虏,空袭到滇南,昆市被侵侮。
老弱宜疏散,村居避市啸。乱世命苟全,闻鸡思起舞。顾我家贫穷,尘时生瓦釜,
薪贵米如珠,生活感痛苦。国难同家忧,如芒刺在股,何日获胜利,和平得重睹。
今年届六旬,自试提诗笔,他日归道山,五字作行述。

外公从日本回国后,拒做满清官,打算在云南创办报纸。光复后才出掌县政,任厅职凡十余年,均与时尚政治格格不入,闲赋在家,种花、作诗,最欣赏是陆放翁。他留下《涤园明通草堂诗集》,多是对子女的训悔或闲话家例程的记叙,也录下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一九四六年的一首《忆游粤港》末段云:“居今而思昔,割让实难堪,金瓯已欠缺,收复宣无端,何日复故土,会见汉衣寇”。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文化大革命”时众人笑道,外公开“贴大字报”风气之先。

当初参加同盟会的抱负,从未得以施展,一生抱憾。共产党掌权,外公对其匡时济世的理念十分认同,欢欣鼓舞了一阵。六十九岁时,觉得老躯无用,于是用一瓶安眠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伴随云南留日青年的学监钱老先生看中了两名后生,将一对爱女许配。外公和同窗好友庚某均未见过他们未来的终生配偶,双方父母为两对新人择同一吉时成婚。是日大雨倾盆,混乱中轿夫将姐姐送到原来该迎娶妹妹的外公家。这是传说还是当真,已不可考证。嫁入庚家的妹妹花容月貌,逃不掉红颜薄命的定数,一生故事比小说还离奇感人。姐姐本份忠厚,善持家,和外公生下三男八女。排尔字辈,男的分别取名:俊、敦、敏;女的则冠聪、端、庄、葴、昭、慧、娴、淑。外公对子女的期望尽在其中。

母亲是次女,聪慧活泼,深得外公喜爱,并继承了外公的幽默。按苏家的家规,不可用仆人,姐妹轮流当值做家务。母亲和大姐同睡一张大床。这张床一直留下来,我还记得床漆成红色,床头雕着半个胡芦似的空花。早晨由后起床者整理床铺。母亲醒来,静观大姐的动静,看到对方打个呵欠,伸伸脚,便跃身坐起来说:“我先起!”



母亲在八姐妹中排行第二,人称二‘笑长’。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女孩子不可抛头露面的昆明,母亲十分热衷于刚刚时兴的歌舞表演,外婆训斥道,“一眼同,百眼同。看戏看一回还不够吗?”一次她参加学校演出队去表演,回家晚了,被罚不准吃饭。殊不知演出后已被招待过晚饭。母亲多年后对我讲到这个故事,仍流露出少年人心中的窃喜。

《天鹅歌剧》是她最盛重的参与,虽然扮的只是八个王子之一,没有独唱的份,但她可以从头至尾把整个歌剧吟唱下来。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组歌:“我们还有一个妹妹,她比我们都聪明。她有小凳,金子做成;她有图画,值千金,妹妹,妹妹,快来快来,大家一齐同欢欣”;“谢谢哥哥们,不要太高兴,莫要忘记了,后母心毒狠,她要打我们,还要骂我们,常想把我们,一齐赶出门”。我的小名叫“妹妹”。妈妈心中对妹妹和天鹅哥哥们遭后母逼害的感受是如此真切。数十年后,她被疾病残酷折磨,医生宣布她最多只有三年生命,但是母亲一年又一年顽强地忍受,支持她苟活的信念是不能让她的四个子女受后母之苦,不可让“妹妹”被欺负。

那年昆明流行白喉症,患者凶多吉少,母亲和她的外婆同时染疾。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医治老人比救活小孩紧要。母亲不到十岁,病得奄奄一息。家人以为她已没救,又怕传染弟妹,于是将她抬出走廊(昆明人称“游春”)。医生抢救的对象是她外婆,治老人的汤药渣再煨点水给她喝喝,聊胜于无。一日忽听她躺着哼起歌来了。“活了,活了!”大人连忙搬她进屋。链球杆菌没有夺走她的命,却侵蚀了她的心脏,从此夺走她的健康。

我的外婆是云南省首间女子学校——昆华女子学校的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我见过她们的毕业照,每个女学生都梳着高高堆在头顶上的“东洋头”,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东洋。从大姨妈到八姨,都从昆华女中毕业,个个品学兼优,母亲从来未败落到第三名以下。大姨妈光彩照人,被封为校花;母亲则清秀细腻,惹人怜爱,大家戏称她做“病西施”。




一九三八年,昆明大观楼。四世同堂大家庭中的孙媳妇(左一)。
为人妻母

母亲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外公去做县官便缀学了,其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家大不相同。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变为“孙少奶奶”。有佣人侍候的日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子劈煤,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本份。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每逢星期天,所有的床单、桌布都要换上新的,以迎接可能来到的客人。我小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到母亲病倒,由我来当家时,这些礼貌便一概免了。母亲躺在床上,每周仍要指挥我清洁家具,一套紫檀木的茶几、椅子是我的头号敌人。母亲要我把抹布缠在指尖上伸进一个个雕花小孔去除尘。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尘仆仆的小城,母亲怎么可以令她的一双鞋随时保持光洁清爽。一位亲戚多年后看到我粘满泥巴的鞋,摇头笑道:“你妈常说,委琐一顶帽,邋遢一双鞋,哈哈!”




新媳妇在昆明熊家大宅。
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是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人,母亲都穿戴整齐,头发、眉毛理得一丝不苟。除了去坐客或去像馆照全家福,母亲都不化妆。粉红色的梳妆台是她陪嫁的嫁妆,印象中从不记得她坐在镜前修饰面容。她美得圣洁而自然,无需打扮。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令人诧异朴素无华的美何以随时代而消逝殆尽。

父母恋爱的细节不得而知。听亲戚说,他们彼此倾慕,再托媒人按正规程序求亲。父亲英俊潇洒,母亲美丽温柔,加之门当户对,算是美满良缘。许多年后当我也到该嫁人的年龄,母亲忠告我说,对方喜欢你,对你体贴,比你喜欢他更重要(中国人说不出口那个“爱”字)。我猜她当初一定十分迷恋父亲,忽略了他的大少爷性格。我虽然记住母亲的教诲,却发现这一信条也不可取。母亲之所以那样以为,是因为她并未亲历过别样的婚姻。



一九三七年,昆明大观楼,和美的小家庭。
母亲生下我的哥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之后诞一女,皮肤似母亲,白里透红,家人称她小苹果。小女孩聪明乖巧,一岁多已能唱整首三民主义国歌。可是不到两岁时患痢疾死了。父母常叹道,要是那时有消炎片她便有救了。七年中相继失去三个孩子,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战乱还未结束,生下我来,母亲体弱没有奶水,也找不到奶妈。那时全家疏散住在祖父早年盖在乡下车家壁村别墅里。母亲去附近彝族村寨买羊奶来喂我。我知道这一层是因为尔后记事,不听话时,外婆就笑骂我说:“车家壁□□的羊奶喂大的蛮苗女。”



初为人母, 长曾孙带来四世同堂的荣耀,母亲却将大哥穿扮成女孩,一九三七年。
我出世不到三年,母亲生景泰。母亲的心脏很弱,生小孩都要先签名,因生产死亡自己负责。到我七岁时小弟景和出世,母亲怀孕时曾想过等小孩生下送给她的好朋友,一位不育的表嫂。景和落地,美丽的婴儿引得医生护士一阵哄动,母亲说幸好没答应送他出去。

听一位亲戚说母亲还小产过三次,她自己从未提及。医生早已警告过生小孩对她十分危险,母亲怀孕仍不少于十次。那个时代避孕不是件容易的事,担心怀孕的妇女,每个月都惶恐度日,害怕身体发出怀孕的信号。七个孩子存活四个,是那时婴儿成活率的正常比例。婴儿的死亡率和士兵的伤亡率一样,对于公众、研究者、政治家都不过是些数目字,而对每一个父母,尤其是母亲,失去孩子带来撕心裂肺的痛楚,也将成为尾随他们一生一世的伤心回忆。

幼时印象中的母亲,终日操劳,却随时嘴里哼着京戏或什么歌。哄孩子睡觉,从躺下一直唱到完全睡熟。最常唱的是:“风呀,你要轻轻地吹;鸟呀,你要轻轻地唱,我家小宝宝,就要睡着了。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嘴巴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呀又像爸来,又像妈。睡觉吧,妈妈的好宝宝,天明带你去玩耍,玩耍到你外婆家。”



胡杰按前面的照片画了一幅油画, 题名:一个温暖的午后
此刻,妈妈的声音还清晰地响在耳旁,一定是妈妈在天上为我轻唱。

中学音乐课教唱冼星海的《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老师唱了一遍,我就会了,好生奇怪,才想起这是妈妈哄弟弟睡的一首歌。歌曲明晰的节奏,伴着她的纤手轻轻地、一下下拍在孩子身上,没有一丝战斗气息。

战争,时局艰难,大家庭的风波是非,父亲不时发作的火暴脾气,种种困难,对我们几个躲在母亲羽翼下的孩子都不存在。米不够吃,掺着红薯、洋芋,也好香,好香。我的大脚趾最不听话,老是把鞋尖顶个窟窿。妈妈替我补好,笑盈盈地告诉我说有“补新鞋”穿了。我穿着满院子跑,逢人就伸出脚来叫人家欣赏我的补新鞋。大人说,弟弟出世后,我两岁多就是个乖极了的小姐姐。母亲没时间带我,教会我玩许多独立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一盒火柴撒满一地,让我用胖乎乎的手指,一根根拾起来,排放到盒子里。

妈妈有一支大漆皮箱,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装着她从嫁人时积攒的好衣服。丝衣罗衫只是作客时穿一下,全都保存得如新的一般。妈妈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改作我的衣裙,从她手上抱着的小囡到后来上大学的闺女,都穿过母亲改制的新衣,令自己得意,让别人羡慕。

我小时候整天憨吃憨睡,疯跑疯叫,除了患过一场猩红热,没有什么病痛。那时猩红热也很吓人。病快好了,我躺在床上将两只脚高高举起蹬在墙上,自己编了一只歌唱道:我想吃红薯稀饭。这一幕颇像母亲幼时熬过病危的情景。两个弟弟,尤其景泰小时候身体弱,妈妈显然操碎心。景和出痧子,发高烧哭个不停,不能吹风,母亲抱着他,放下四方蚊帐,在床上不停转圈圈走。

天下的母亲,我自己在内,大都为子女的小小不妥过分忧虑。母亲自己身体不好,尤为我们的健康紧张。出一点小毛病,忍不住往坏处想。有一次我从花园里的秋千上跌下,弄痛了大拇指,哭着跑回家。母亲一看,手指跟部肿了一大块,这还得了。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要我把另一只手伸出来,又让妈妈把她的双手伸出来,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这一小块凸凸的是肌肉,人皆有之。

现代人已不容易理解那时带小孩操持家务的复杂和巨大的工夫。一日三餐生炉子点火,先得把木柴劈做小条条,架篝火似的架空,再用一条夹有松油的松柴,叫“明子”,点燃伸进去引火,然后把煤块一块块垒上去。这些技巧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到家的。买来煤块是一大团,要用斧头敲碎。要火着、要火旺,需要不停煽火。竹编的骨架上裱糊薄棉纸做成的火扇,这是损耗最快的厨房用具。煽火也是每个小孩最先学会的家务,等学会左、右手都能控制火扇,就算到家了。被煤烟呛出眼泪,泪迹粘着烟灰弄个花脸在所难免。记得弟弟吃的米粥要先把米浸在水里一天,放在瓦砵里,一只手扶着砵边,另一只手握着也是瓦做的圆砵头,用力把米粒压碎,制成米浆。

鞋子则纯粹是工艺品制作。做鞋面先铺两层新布在外,旧布夹于其中,用稀稀的浆糊粘起来,叫“裱隔薄”。然后画样剪下,再用针线密密麻麻地在鞋尖、鞋跟侧等易磨损处一圈圈缝上。如母亲般手巧的妇女,则施展其心思与技巧,描绘出各式各样鞋头花。母亲为自己绣过一双紫红色缎子花鞋,白羊皮底,放在箱子里从未穿过。“文革”时怕红卫兵说是“四旧”,便连同几对高跟鞋一道扔了。做鞋底功夫更是考人,几层新布上铺几十层旧布(旧衣服、旧床单无一样不被派上用场),中间夹一块“芛叶”,即包在竹芛外面的一层硬而厚的叶子,防水用。每块布事先按鞋底形状剪好,垒到约莫三四公分厚,“纳底”的伟大工程便可开始。粗粗的线穿在“大底针”上,先用锥子穿过布层打洞,针才能引线而过。

麻线如何弄出个细头穿进针眼,又是门手艺。上初中时我边旁坐着个从乡下来的同学。课堂上她不愿将手闲着,于是高高拉起裤脚管,用大腿内侧做垫搓线头。散开麻线,渐进式抽麻丝,再搓结实。技巧之纯熟,常看得我目瞪口呆,顾不上听老师讲课。


傻丫头



一九四四年,外婆家。小女孩的鼻梁,后来总算长出来了。
为什么我一点点也没有遗传到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最强烈的对比是母亲漂亮的蝇头小楷和我那见不得人的“鬼画桃符”。父亲的书法比母亲差多了。他辩解道,写字得自遗传。因为他自小被严父逼迫练字无数,终不成体统,到晚年发现他的字和他从不练字的姐姐几乎一模一样,这便是明证。

母亲则说她的字是练出来的。她的外公曾参与光绪的百日维新,败落后受慈禧审问,不过十七岁,只会讲南蛮话。据说慈禧不耐烦了,下令道“这个小东西说些什么,听不懂,打发几两银子,让他滚回云南去算了”。这一节不知真假,但这位祖外公报效国家心切倒是真的。他把自己的长篇宏图大略写下来,母亲则负责替他誊写,也得几个铜板做零用钱。经年累月,字也练到家了。母亲的字秀丽而有风骨,一如她的为人。她五十年代作会计时,开会的笔记本曾被同事借去作字帖。

我的字丑,也有一个与母亲有关的小故事。我读小学时,假期每天要写一篇小楷,一篇大楷。一放假我的心就野了,开学还早着呢。待到开学的日子屈指可数时,发现就算不吃不睡也做不完暑期作业。幸而家中会写字的女士不少,妈妈、外婆、伯娘都被动员起来,我的重要工作是督点她们,要把字写得像我一样歪歪扭扭,以防老师看出破绽。我的女儿在香港上培正小学时,我觉得小孩花一两小时做功课没有游戏时间太不人道,自告奋勇替她抄书。待到二年级下学期,她便不时提醒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用点心思写好一点?不然老师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了。”



大哥总嘲笑我太胖,长大嫁不出去,我觉得自己眼太小,每次照相,尽量睁大眼睛。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常常爬到妈妈的梳妆台上,跪在大圆镜面前看自己胖乎乎的圆脸,有一点点自卑。哥哥常取笑我说胖姑娘嫁不掉。大人说我不是妈妈生的,是妈妈一天早上去倒垃圾,在垃圾堆里捡到的。我也相信。美丽的母亲怎么会生出一个难看的女儿来呢?我在脑子里形成一幅图,看见母亲去捡我的情景。不过倒不在乎,也不太清楚“嫁不掉”是什么意思。通常只是对着镜子里的小胖女孩做个鬼脸,又跑去玩我的了。长大些,曾对着镜子拿妈妈的口红来涂一通,这大概是每个女孩故事中必然的插图。




一九五一,照例,每年到国际照相馆拍全家福。
有三个哥弟的独生女儿,很自然受父母宠爱,但我本人全无得宠的意识,反而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是大家心目中的“傻丫头”。我的傻故事说不完,道不尽,例如五岁时爬上房顶去看小偷昨夜是如何潜入盗窃之类。极聪明的哥哥与弟弟,更显得这个迟迟不开窍的妹妹蠢钝。数十年后我看到外公有诗形容六岁时的我“赋性敏慧,读书能背诵”,得意之情几分钟后就消失了,因为又见到外公形容哥哥是“天才过人”。

我的憨名在家族中众所皆知,就算后来在学校读出名列前茅也洗脱不了。这一点上个年代的人比今天更理智。尤其对中小学生,学校考试成绩未必是评价孩童的头等指标。

约莫五岁时,母亲替我织了一件深绿色的毛线外套,暖和又漂亮。穿上它像是丑小鸭披上夺目的羽衣。那时在院子里的童党中,我最小,人又笨,排名甚底。偶尔被头目派一点差使,都自觉荣光,勇往直前。这一天大家玩“煮饭饭”,昆明话叫“摆馒馒”。我们是办真的酒席,在地上用砖头围成灶,找个半边破铁镬来炒菜。唯一的问题是经费短缺。现成的材料如野荠菜、金雀花都取之不竭,但荤菜就费脑筋了。有人捐出全部财产:一毛钱。我被派去买肉。此刻回忆起来,我才醒悟到那些哥哥姐姐并非信任我而委以重任,恐怕他们都知道一毛钱买不到肉,或许期望卖肉的大婶能施舍这个可怜虫。

当天我穿着讲究的新毛线外套,怎能激起旁人的怜悯心?捏着那一毛钱,从一个肉案走到另一个,挨一番番羞辱。在垂头丧气回家的路上,一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和蔼可亲地走过来招呼我:“小妹妹,到那里去?”(哦,他知道我的名字“妹妹”!)“毛衣真好看,是妈妈织的吧?”(还知毛衣是妈妈织的!)我把买肉不果的遭遇说给他听,私下盼望他送我一毛钱就够去买一小块肉了。他提议送我回家,说带我抄近路。走到一条小巷里,他说有个什么婶婶住在附近,要我脱下毛线外套,他拿给人家看看,做样子,马上就折回来。毛衣交给他后,等了许久许久,都不见他的影子。我大声叫叔叔,也没人应。等着等着,心有点发慌,决定回家去叫妈妈来找他。妈妈听完我的报告,叹了一口气说:“傻丫头,那是个骗子,他把你的毛衣骗走了。”我大哭,妈妈安慰我。这个故事又成了大家的笑话。那时家里不富裕,毛线是母亲省吃俭用买来的,但大人完全没有责怪我。我伤心了很久,为了失去的毛衣,为了我的愚蠢。

前些年回昆明,我大笑着把女儿忘了考试的故事讲给家人听。大哥的外孙女婷婷正上小学,她大惑不解,找个机会悄悄问我:“你为什么没有骂小姨?”我相信女儿将来也不会为无心之过责怪自己的儿女。父母对我的谅解惠及数代。

因为憨傻,反而多得些宽容,外婆老护着我说:“吉人自有天相,憨人有憨福。”回顾上半生,才明白此话保佑了我一世。除了憨就是野,乱跳乱跳爬树的标记是一对从不完整的膝盖。流血、化脓、结疤,周而复始。要是跌重了,吓哭了,大人会牵我去到现场,一面拍着我的胸口,一面高声替我把吓跑了的魂叫回来:“妹妹、妹妹,三魂七魄回来喽,三魂七魄回来喽!”情况严重时,还要撒米泼酒。这一着其实对安抚小孩很有用,可惜今人已不信魂魄之说。有时玩到天黑,突然想起该回家,该挨骂了,知错已为时太晚。如果看到月亮,我就求它保佑我今晚妈妈不要骂我,或者只轻轻骂几句。我觉得非常灵验,月亮从那个时候便成了我的好朋友,永远倾听我的诉说与祈求。

回忆只能告诉我们留在记忆筛网上的那些事。因为不见了筛子眼中漏下的东西,不能任由回忆去做决论。就我所忆,大人口中的我小时候又笨又傻,又乖,有的方面很大胆,而有些事情上则极胆小。恐怕真实的形象没有这样可爱。我也记得常和景泰“钉钉如磨”,这是昆明话,表示互不相让。打架也是常事。

我上小学高班时,同院住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叫小胖囡。一天她在院子当中耍赖,又哭又跺脚。她母亲喝斥她道:“你怎么了?!”她的脚跺得更响,一边哭一边说:“我学熊姐姐!”要不是这个笑话传下来,我不会记得自己丑品的一面。此刻才想起来,逢人夸我乖,母亲就会说:“你还没见她又哭又跺脚的样子呢!”




一九四五年,在昆明郊外车家碧村祖父居所。
外婆家

每个星期天跟妈妈回外婆家,是童年生活中头等大事。整个星期都盼望周末到来,好去外婆家的大花园中玩耍,去吃好东西,去被外公外婆和众多的姨姨宠爱。七姨、八姨正是妙龄少女,五姨六姨已到被人追求的年纪。母亲是众姐妹尊重喜爱的二姐,二姐的孩子也是大家爱屋及乌的对象。我不会走路时,大家争前来抱,我专拣七姨。七姨后来到美国去了,母亲想念七妹时,总学我幼时口吻说:“我要七姨这么抱,我要七姨那么抱。”

印象中外婆家的花园大极了,前后三层。现在回想那个温暖大家庭,芳草碧树,恍如隔世。在童年欢乐与亲情之爱的点染下,好像在外婆家渡过的周末都是阳光普照。门口的紫藤花一串串挂在花架上,沿墙跟的美人蕉四季开花,果实内白白的小粒是我们玩煮饭饭必不可少的鸡蛋。昆明称美人蕉为凤尾花。“娘娘跟着皇帝走,你说是朵什么花?”“我说是朵凤尾花。”酸木瓜花和石榴花虽然火得似红,却不似金凤花一样可以用来染指甲。爬在庭院墙头上的素馨四季飘香,优雅柔和的香味正衬合苏家的姐妹。摆在沿小路石墩上的瓷花盆里高贵昂首的兰花是外公的宠物,不可随便去碰。沿后墙一排枣树,满身荆棘,据说可防止盗贼翻墙。梨树、柿花、银杏被剪得齐齐整整的白腊条枝神秘地围住。缅桂(香港人称白兰花)开花的季节,外婆衣服的斜大襟扣子上,总挂着两朵。一棵老观音柳的树桠是我在花园中的“雅座”。坐上去两只手扶住分叉的树干,身子尽量靠后,两只脚在空中乱荡,嘴里哼着自己编的歌,看白云在树顶上飘过,用它变化的形状去编织我的幻想。

外公在日本时,感染了许多新潮思想,不过那时文化人类学还没有面世,他不知道尊重本土文化才是时尚中的时尚,只一味嫌外婆迷信。家里不许供拜,七月半接祖的鬼节更不能容忍。外婆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搞“地下活动”,派外公最宠的明伟表弟去缠住他。众人先去洗澡间举行毕仪式,举着接祖的道具在花园绕一周。参加这类秘密活动的阴谋感最令我们过瘾。外公唯一庆祝的是每年二月廿二的花节。用红纸做成一个个小灯笼,带领我们去到花园中,给一棵棵花、一株株树挂上。

花园里的腊梅不如红梅、白梅般娇艳,但它黄色的小花,气味芬芳、隽久。蜂蜜水泡腊梅花是外婆常年的润肤露。梳洗罢,抹在手上面上,再用刷子沾一点“刨花水”,把头发弄得伏伏贴贴。不知道刨花是什么树的木屑片,一股清香味。我喜欢看外婆梳头,却怕看她裹脚,只有一次好奇心战胜了畏惧,看着她把长长裹脚布一层层拉开现出小脚。除大脚趾外,四个脚趾一排地被压倒贴在脚底板上,畸形得怕人。




做女儿时代母亲唯一的留影,模糊的影像中有外婆,大姨妈,二舅,三舅和六姨。
外婆与她的同辈不兴化妆,却很重视额头要光洁,不生汗毛,专司“扯头”的女人请到家中。这位“美容师”自己颜面光滑,一并做活招牌。她两只手拉住一条线两端会旋转的木梭子,转动细线,在额部上下来回,嗡嗡作响,把在规划线以下的头发、汗毛拔个清光。我被好奇心驱使冒险伸手拉扯一下,大叫饶命。妇女为美而忍痛,古今中外亦然。

八姨和哥哥同岁,是孩子头,每周都发明不同的游戏。四姨家住前院,小我两岁的明莉表妹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明莉上小学一年级作文《我的家庭》写:“我家有六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弟弟,表姐和我。”传为佳话。哦,那些亲情都到哪里去了?

外婆家饭菜清淡可口,别具一格,豆腐每餐必不可少。苏家的典型菜式我沿用至今。晚上,一群小孩都盼望迟归的二舅。他一定提着一包宵夜,不是回饼,就是撒琪玛或重油蛋糕。我九岁那年已是回外婆家的尾声。有一回吃过一轮点心,明明看见还剩下一半,大人催我们去睡了,二舅悄悄问我:“你几岁?”“九岁。”“九岁以下的去睡觉!”二舅高声宣布。噢,我爱二舅。

大舅在军中任职,驻东北。三舅中学毕业后考取云南省公费留美生,1945年便远离家乡。公公的书桌一扇半圆推盖永远关着,我常常好奇地想推开看看。公公时时抿着嘴笑,可是有无上的威严,小孩可不敢乱动他的东西。书桌盖顶上一边摆着大舅、公公、二表姨在南京时的合照。二表姨原是复旦的校花,因为在省政府任过科长,附带有过的军衔,五十年代恰恰够判刑送去劳改。另一张照片上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三舅,灿烂的笑容照亮了外公的书房。三个舅舅那时都英俊得像电影明星,姨妈们个个端庄秀丽。母亲教我唱一首歌,一唱便记熟。对我,这首歌永远牵连着对塘子巷外婆家的回忆:“我的家庭真可爱,兄弟姐妹多和睦,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玫瑰常飘香,家啊,家啊,可爱的家……”伴着音乐的是每次我们去按外婆家门口的门铃,应门的惊叫“二姐回来了”,接着一片叽叽喳喳,俏丽的姨姨一个个赶过来,衣裙窸窣。

1948年,大舅、舅妈从东北回乡,为这和谐、温馨欢愉的大家庭生活带来闭幕前的高潮。大舅此时已脱下军装,却未脱年轻军官的潇洒和气派。大舅妈是日本人,身材高挑,说话轻言细语。她笑起来撮着口,不似我们昆明女子张口大笑。长女慧中还在襁褓中,粉红的小圆脸藏在粉红的绒帽里,立即成为所有人的掌上明珠。大舅年少离家,乡音已改,说着纯正的国语,加上他们三人的穿着举止,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令我们小孩感到好奇又敬畏。

日本媳妇从昆明婆婆和妯娌们那里学会许多新鲜手艺,包粽子、做香肠、腌咸菜。大舅妈至今还对当年与昆明家人相聚的一件件小事、几十位亲戚的声容笑貌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一幕幕亲情故事曾在她脑中一遍遍重温。那时的中国,烽火四处,大舅一家即将弃国远走他乡。对可爱的家庭的赞颂“冬天温暖夏天凉”,也适应于政治气候。大舅走后,外公外婆不放心舅妈携婴儿出远门,让十四岁却十分聪明能干的七姨伴同。那时谁也料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1997年,几乎半个世纪后,舅妈、慧中、七姨结伴重返昆明。父母早已安息,故园也找不到一丝痕迹。




昆明大观楼,母亲和姑妈及两位好朋友。
一年一度,裁缝师傅请到家中,在厅堂外走廊上搭起台子,替各人缝制一套新衣。每个姨姨都是清一色昆明大道生纱厂“荫当士林布”浅蓝祺袍,外公外婆灰色长衫。裁缝师傅成了苏家的老相织,外婆任他的助手,一边与他闲话家常。

在物尽其用的社会观念下,妇女贡献最大。从中药店“抓”来的药由薄纸包着,红白两间细细的棉线捆住。所有包装物品均不可丢弃。我能派上用的工作便是把棉线死结打开,婆婆将线一圈圈绕好,收在抽屉里待用;包药的纸也要抖干净药屑,平平整整折起来。从淘米水到粪便、垃圾,没有一样是废物。

住在邻村的两兄弟,大张和小张,天天来外婆家收“米缸水”去喂猪,去厕所倒粪、倒垃圾,担回去做肥料。小张十分勤快,从不坐下歇会,打个招呼就走了。大张则总要到厨房来找人聊天,抽竹水烟筒。他胡子拉碴,眼睛随时笑得咪成一条缝。只要大人不撵我,我就坐在小凳上听他摆龙门阵。记得有一次他数落婆婆:“老太太,洗完碗,瓷碗不能摞在土碗上,要不然往后你家姑娘找错婆家呢。”外婆不信他的一套,不晓得后来是否后悔过。现在我还记着老张的教诲,碗柜里不同花色的碗一定要分别摆放了。妈妈说小张不止勤快,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地,后来被划为富农分子,地被没收了,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大张当他的贫农,倒分了块好田,还在农会里当了个什么。

到外婆家坐人力车(昆明人称黄包车),妈妈一路自言自语,我只听得出她的“……八妹……爸说……”,后来我当了少年先锋队员,带着红领巾,耻于压迫人力车夫,任凭妈妈怎么劝也不肯坐车。妈妈带着弟弟在车上,我在侧边小跑,一路跟到外婆家。生活中从此掺上政治,外婆家的欢聚也快散场了。外公自杀的早上,二舅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对妈妈说:“爸不在了。”“不在了?到那里去了?快去找呀!”“爸过世了。”妈妈像条棍子似的应声倒下去。

外公找不回来了,童年最欢乐的时光和那个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病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九五二年,参加工作。
一九五二年,母亲去会计学校读了半年,拿了证书,到昆明市卫生局第三门诊部做会计,后来又兼筹划第四门诊部会计业务。病倒后,她一人的工作由三个会计来接任,此时她的单位才知道这位前任会计的价值。而对她来讲,代价实在太大。母亲看起来温良谦让,实际上极为好强。她引以为荣的是做会计的三年中,每年年终核查,没有错过一分钱。她去上班后不久,我们便习惯母亲不回家吃饭,待到天黑了她回到家,用开水泡冷饭,再嚼一小口红糖佐餐,几乎晚晚如此。她一生照料旁人,却无人照顾她。父亲是粗心大意的丈夫,我们是那样的不懂事。

五十年代的大陆,革命烈火余热未散,上班、政治学习,军事化般严谨。母亲过量的工作,过度的责任心,使她羸弱的心脏吃不消,几次在办公室里晕倒。告病假要医生开假条。她的上司恰好是心脏病专家,是一位尽一切可能表现自己的左派。一次母亲晕倒苏醒过来,这位主任医生说:“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你不舒服,可以躺在门诊床上听着。”以母亲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求他开一日半日病假。求到这位主任,他总以拒绝为始念。他曾对母亲说,“你的心脏没有大问题,包在我身上。”

大问题出现了。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医生告诉她本人和家属,母亲的心脏最多可支持两三年。自我幼年记事起,母亲的病始终像梦魇一样压在我心上。记得第一次她在饭桌上昏到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吓得魂不附体。母亲病发作时,本来白皙的脸更无一丝血色。早晨我会轻手轻脚走到她床边,担心她已经没有呼吸的恐怖慑住我的心。我定定地看着她,知道母亲早上醒来,总有一颗眼泪从她的眼角流出,看到这粒晨泪,我便心安了。

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一天晚上和同学们在校园里玩追人,大笑大叫之际,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手指尖升起,我觉得一定是妈妈发病了,立刻跑回家。母亲好端端的,但是那时的感觉不时浮现,追随我一生。直到如今母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我仍然会梦见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着,突然想起妈妈还躺在床上,我忘了给她弄吃的,于是心忧、自责,急急慌慌跑回家。

最大的震撼发生在我十二岁时。妈妈病发住进医院。那天黄昏,医院的信差来敲门,送来病危通知单。父亲看罢一言不发递给我,上面一个个令我惊恐的字立刻产生生理效应。我开始全身颤抖,不可抑制片刻,一直这样抖着跟随爸爸去到医院。医生护士正在抢救,妈妈带着氧气口罩。她侧过脸来看着我,目不转睛,我知道她对我说:“妹妹,不要怕,我不会死。”

母亲没有死。之后又熬过许许多多次病危抢救,但是从此她就被困在病床上受尽疾病煎熬,躺了十八个春秋。我的童年也就在十二岁那一年结束,自此担任起买菜、做饭、洗衣、管家用钱和许多原来由母亲承担的家务。当然还有照料终年病卧的母亲,同时维持在学校考第一名的虚荣。爸爸一如既往忙于公事,大哥景辉在外省,景泰九岁,景和五岁,他们也都一下懂事了。另一方面,我从母亲那里秉承的不泯童心,大概终生都不会离开我。写到这一页,眼泪没有停过,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完全一个凄凉的故事。

和心灵手巧的母亲相反,我笨手笨脚不会做、也最怕做家务。母亲常责备我说,叫你做事,口水都说干了你还不动,不如我自己做。分给我的职责例如拖地板,擦窗户,虽老大不情愿,还是要动手。母亲病倒,一下子改变了我整个的生活。除了可以指挥小我三岁的景泰帮帮忙,所有家务都成了我的职责。奇怪的是我没有一丝一毫自怜或怨艾,反而一天天受大小“成就”鼓舞,慢慢发觉自己不完全是一个傻丫头而变得自信了。

记得第一次洗大盆的衣服,坐在井边花了一个下午,衣服擦上肥皂在木头搓板上搓呀擦呀,再从井中一桶桶汲水,一遍遍洗去皂迹。把爸爸、我、两个弟弟一周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晾在横穿天井的铁丝上。我一一数点,每一只袜子也算一件,一共洗了十八件。虽然手指被搓板的木棱损伤,又红又痛,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自豪感,永志难忘。

“憨丫头”、“野丫头”在某些方面又是“小胆胆”,许多稀松平常的事是我的禁区。我不敢擦火柴,不敢打开蛋壳。每天生火做饭,要等景泰来替我擦火柴点燃“明子”。会做的饭菜实在有限,蛋炒饭是仅有的几招之一。有时等景泰不来,抓着圆圆滑滑的鸡蛋,鼓足勇气,闭上眼睛,向碗边敲去,总觉得将会爆破开来,蛋黄蛋白四射。当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慢慢也敢直视全过程,避免因闭目造成的流失。失职的事经常发生,例如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跳格子(昆明话叫“跳海牌”),到天黑了才想起来还没有去生火烧晚饭。有时煮着饭看小说,焦味充鼻时已不可挽救。米饭不可糟蹋,焦锅巴必须吃下去。一次又发生焦饭事故,我把两个弟弟叫过来,在锅巴上洒点盐,告诉他们大家一齐吃,吃完有“最高的奖赏”。待弟弟索赏时,我大笑着念出正在上映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最高的奖赏是人民的信任》。

那时我们住在父亲任职的昆明市建设局宿舍里。那原是一位国民党军长的官邸,在金汁河旁。一幢两层楼的主房和侧边一排平房里,住了九家人。院子里一大丛竹子,几株桂花,沿墙爬满蔷薇。门前淌过小溪,溪对面和隔壁,花农的园圃围在茉莉、蔷薇形成的篱笆内。母亲病倒的头两年住在医院里,父亲许多时候出差在外,留在家里时也是早出晚归。院子里的各位伯娘婶婶都有了发挥她们同情与教导的对象,她们教会我做菜、腌肉、做咸菜,告诉我什么东西去哪里买。我曾把爸爸收藏的上好酒拿去腌肉,又添了一个妹妹的憨故事。

院子里有位北方大嫂,小孩叫她普妈妈。她的山西乡下话我能猜得出三成。一天我和景泰在擦窗户,她走过来对我们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好。谢谢您。”我们礼貌地笑着朝她点点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好。谢谢您。”“我梭拉瓜,你们梯无拉瓜?”“好。谢谢您。”这回可把她逗乐了。原来她是问:“我讲的话,你们听不懂吧?”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她的口音,跟她学会发面蒸馒头,虽然成功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

我隔天去医院探望母亲。医院有严格的探访时间,记得那个中秋我带了月饼赶到医院,时间已过不准进入。我坐在门房对面的长凳上,哭个不停。一位医生路过,说情让我进去。我每次去探望妈妈,她都拿出一点医院供病人吃的好东西给我吃,说是她吃不完剩下的,相信是她省下的。看妈妈的主要任务是替她擦洗身体,她一日比一日瘦,我的心也一日日沉下去。大概过了半年,一天正在为妈妈洗脚,我晕倒了。父母决定让我休学一年,家里也请了个人来帮忙。我五岁上小学,比同学们都小一两岁,停一年也没有什么,何况那学期我最倾心的一个男同学刚刚转学到北京,走进教室令我心灰意冷。




一九五六年,母亲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
大约一年半后,母亲的病危期过去,回家来养病。为怕她病发来不及抢救,放了一个巨大的氧气罐在床底下。我们三姐弟先后都学会替妈妈打针。第一次用针头对着瘦骨嶙峋的妈妈扎下去,令我胆战心惊。那时相信打针是必须的,每隔一晚都要注射一次。年复一年,妈妈臀上的一点点肉都硬结了,钢针常被顶曲还是扎不进去。到最后几年要从手臂静脉血管注射针水,这已超出我的限度,那时景和已长大,由他任最高一档的家庭护士。

侍候病人的常规事首先是做吃的。妈妈一点也不挑剔,每晚用牛奶和米粉煮“奶糕”给她吃。我千百遍地问过她:“好吃吗?”母亲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说:“完成任务。”逢周末早上去排队买肉或别的供应品,不只为妈妈,也买全家的食物,大部分东西都要排队。找医生来家看妈妈,去买药,煨中药,都不觉得是苦差。最麻烦的是每天大小便要抬到公共厕所去倒,途中穿过宿舍大院、球场,倒完得洗刷容器。这是十八个三百六十五天中必须做的一件不想做的事。我去上大学的几年,我下乡的四年半,主要都是景和弟弟做。替妈妈洗澡则弟弟不能代劳。我在大学是文工团的舞蹈队长,但从来不会跳社交舞。星期六一下课我就赶回家,要替母亲洗澡,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我去做。我从不觉得有所失,每周末都盼望回家。坐一截公共车,再走半个多小时,脚步总是越走越快。

报考大学时有人劝我学医,我想都不会去想。连和医疗沾边些的营生,对十二岁女孩也很可怖。那时相信胎盘滋补,我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去产房拎回一个血淋淋的胎盘,在水龙头下一遍一遍冲洗,觉得就要晕过去了。我自然不会告诉妈妈我害怕,也不会告诉她每次替她打针我是如何心跳。

母亲初时还可以在房中走动,记得她曾用一件蓝花绸旗袍改制成我的衬衫。其后再因病危住进医院,两度出院,直到1973年去世,十几年间最多能在精神好时站起来扶着家具走几步。她说自己连劳改犯人都羡慕,因为他们还没有失去走走路的自由。有一次全家人去看电影,照例妈妈一人躺在家中。晚上归来走进家门,妈妈便笑着叫我们去看她的“战绩”:她不开灯,一晚在黑暗中打死了十多个蚊子。此时我已上大学,仿佛才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十年来她终日忍受的“监禁”是多么残酷的虐待。

妇道人家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的母亲却从未令我们厌烦。家中躺着病人,也并没有令我们终日愁眉不展。十八年中,除了因为政治带来的阴云遮住阳光的日子,除了妈妈病痛发作痛苦吟哼的日夜,快乐和欢笑仍是家庭生活的主调。母亲和我大概都因为DNA的缘故,笑神经特别发达,够资格被香港人称为“大笑姑婆”。别人听起来不怎么好笑的事,可以令我们笑个不停。她的一个同事是位军官太太,最热衷向人炫耀其“上等生活”。一天她赴宴回来,报告说菜式如何讲究,“头道菜是冰糖”。“什么?”她重重的外省口音,令我们把“拼盘”误听为“冰糖”。我那天正好去看妈妈,这位阿姨转身走开,我们俩母女笑得人仰马翻,坐公共车回家一路还笑不饱,推开房门再倒到床上大笑。




文革时,勉强从病床上坐起来,仍然做得那么直。
母亲模仿方言的本事很绝妙,来客若操云南某县方言,客人离去,母亲可以惟妙惟肖将客人的腔调再带回来,令众人捧腹。她的心脏太虚弱,要防止自己笑得透不过气来,这常常是个难题。有一次过新年,楼下大礼堂有公司职工业余歌舞表演。母亲已多年没有出房门,忘了是谁出的主意,我们用一张藤椅把妈妈抬下三层楼去看演出,报幕的是位玉溪姑娘。晚上回来妈妈笑得直淌眼泪。有一个杂耍节目叫“两个小伙子摔跤”,用玉溪方言念出来,听起来像是“两个小伙子睡觉”。妈妈模仿得活灵活现,笑到气喘。全家人都一边笑一边互相警告:不能笑了,不能笑了。担心她的心脏病发作。

我小时候会无端端地觉得许多人的举止都很可笑。笑也有带来焦虑的时候。每个星期六学校“过队日”,少先队员先要举行仪式,唱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停顿)、承着我们的父兄……”,学歌词时我一定没有专心,而且郭沫若文绉绉的词,对八九岁小孩也太深奥。我一直不明白歌词的意思,以为是“撑着我们的腹胸”,大概是教小孩不应吃撑了,故每次唱到这一句,就要使劲全力忍住不要笑出声来,忍得很辛苦。

母亲从医院回家养病,稍一动便心慌气喘,每天要服用减慢心跳的药“毛地黄”。她大部分时间必须躺着,九岁的景泰自己画图设计,动手用木条、亚麻布替妈妈做了一张躺椅。那时一切令人舒服的家具都不生产,国家还很穷,况且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屑于这些奢侈。床褥都是棉絮,无论垫多少层也令几乎二十四小时躺在上面、瘦得皮包骨的妈妈背痛。

有一天,母亲的好朋友伯娘赶来报告,昆明著名的“大德药房”老板家有一张席梦思大床要卖。我立即跟伯娘去到人家家里。这张床又大又舒适,床头的柜子用滑动梭门开关,一看便知是天赐良机。床要卖二百元。我跑回家来,爸爸那时出差在外,弟弟刚刚学会踩单车“鸡心”(小孩不够高,坐不到车垫上,立在单车一侧,把脚从下面伸过去踩另一边的踏板)。我则连车也不会推。于是景泰推着单车,我们一齐去拍卖行,把家中唯一可卖钱的单车卖了一百六十元,忘了又向谁借到四十元,急匆匆去付款把席梦思大床买回家。旁观者眼中,两个小孩走在街上,推着他们心爱的单车去卖钱,场景可悲。其实我和景泰一心想着妈妈这回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了,兴奋不已。

母亲躺在这张大床上,直到去世我们搬家数次,就连“文革”时被逼迁,全家挤在一间房里,这张床和躺在上面的母亲始终是全家的中心。我每天放学回来,书包一摔就跳上床去躺在母亲身边,彼此交换新闻。亲戚朋友来访,男的坐在床边椅子上,女的坐到床上。亲近的女客都爱脱了鞋,靠在床上与母亲聊天。也有的困了就躺在母亲身边打个盹。父亲笑说母亲是名符其实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从亲友、邻居到子女们的同学,家家的琐事母亲都知道。经常让我吃惊的是她比我还清楚我的同学的家事。有一回她问我的同学,她的两个下乡的弟弟回城没有。这个同学上次来我们家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真奇怪她会记得。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热衷谈论天下大事,动不动指点江山,激扬政治。母亲的关怀在她身边,在于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家客来客往不断,母亲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那时我觉得母亲病,众人来探访是人情世故,很久后才悟出,大家喜欢来到她的床边是想对她倾诉,感受与她对坐时,不可言传的轻松与宽慰。母亲不喜欢讲自己的病,善于不经意地和对方一道走向他们心中最隐蔽的角落。我和弟弟的好朋友都成了母亲的朋友。我们不在昆明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成了家中常客。没有客人的晚上,母亲会说“今天晚上好静哟!”她去世前几年,精神已很差,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访客依旧。

母亲的访客中,有的令我觉得奇奇怪怪。她的一位朋友李家英,患精神分裂症。母亲是她尚肯见面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位阿姨虽然也面带笑容,但表情高深莫测,样子像混血儿。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一位颇有气质的美人。她来到,视我们小孩如无物,只和母亲一人说话,不停地用一把特制的箝子夹松子,取出松仁。母亲说她这是为了稳定情绪。李家英十四岁便到延安参加革命,据说毛泽东曾摸摸这个漂亮的云南小姑娘的面颊说:“你这么小年纪就到延安来了?”小姑娘在延安长成大姑娘,至于后来怎么疯了就不知道了。李家英回到昆明还是“白色恐怖”抓共产党坐牢的时代,她病发时半夜爬到房顶上高呼“共产党万岁”,她哥哥及我父亲等人只好把她绑架送去乡下藏起来。

织毛衣,做针线,替我们补衣服,母亲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活计。母亲织毛衣,每一针都须绝对平整、匀称,小不如意便拆了重来。她用手缝出的针脚,和机器轧的分不出两样。这些普通女性精致的手工,堪与艺术作品相比,匆匆忙忙的现代人已失去了这份情趣,巧心巧手的巧妇一针一线织出她们的心思与爱意。

白天精神好一点时,母亲便写信。大哥是她写得最多的,“辉儿……”,密密麻麻几页。我的姑妈、大姨、三姨、五姨都在外县或外省,母亲代表昆明的家人负责与她们通讯。与三姨来往的信最长,动辄七八页。妈妈自己戏称“短篇小说”。大舅、三舅、七姨在国外,1973年前音讯不通,母亲对他们思念不曾间断,常在心中与之对谈。亲友都说,你妈是你们家的“箍桶索”。当年的木桶是用一块块木板围成,上下两道“箍桶索”箍住,索子一断,木板便散开。母亲去世后,我才慢慢理解她维系家庭的作用,可惜她的角色已无人可取代。

外婆、妈妈和千万优秀的中外妇女一样,从不追求蝇头微利,蜗角虚名。她们视人生的价值在于有用、有助于穿过人世间有缘相逢的人。母亲病在医院中,外婆曾到我家来住了几个月。说不清何故,她突然成了同院男孩海光的义务家庭教师。也许我们姐弟善于考试拿高分,外婆把她督导小孩的热忱转向老是在及格线上挣扎的海光。外婆对他的关心胜过他忙于工作的父母,天天检查他的功课,让他背书。海光和景泰同岁,是我们的小跟班。约他玩,没有不应的。一次和我玩跳格子,竟然不记得去考试,要外婆代他写信向老师求情。海光每被外婆教导功课,都乖乖地听着,一副知罪告饶的模样后面藏着忍住笑的顽皮。海光后来当了军人,表现很好,被提升为军官。可怜的海光,当年那些没完没了的考试,除了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蹂躏一个小男孩的自尊与自信之外,有何用处?希望一个善良的邻家婆婆的关怀,曾在他心中种下温情的种子。

四十年代末政权交替前夕,经济十分不景气。据说父亲的工资拿到要立即去买米,不然钱因通货膨胀而变成废纸。我记得邻居叔叔教我们用崭新的钞票折纸扇子、纸帽子。小孩子对贫困的认识很模糊,我们一样从早到晚在外面玩。如今印象深的是一位弓腰驼背的老婆婆,背着个筐来我们家前面网球场边捡落叶。她一来,母亲总招呼她进家去,拿些洋芋给她。当时洋芋是我们的一半食粮。母亲的好施从未间断。她自己十分节省,常常念到要“宽与待人,严以待己”,她对宽严的理解显然超过字面原先的含义。“省嘴待客”,也是母亲同辈中许多人待人接物的风格。




姐弟三人围着母亲在医院的病床。照片都是父亲拍的。
母亲病倒后,我成了她的亲善大使,主要出访的是母亲的舅舅家,不时送去我们姐弟的旧衣服或几块钱。我的大学同学很多是从小县城来的,过年过节,母亲吩咐我约他们来家里吃饭。有个同学冬天穿着单薄,我问母亲把自己的新毛衣借给她穿好不好,母亲说“当然”。在美国的三舅信奉基督,身体力行,关怀世人,对昆明众多兄弟姐妹尽力照应。他寄钱来给母亲买针药,每收到汇款,母亲都分作八份,平均送给各家。

1949年以前,家道时好时坏。母亲持家的原则是量入为出,“蛇有多粗,洞有多大”。后来父亲的工资一直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直到大哥开始上班。大哥每月寄回二十元,将近他工资的一半。母亲每月都记家用帐,秀丽齐整的字清清楚楚记下一笔笔费用。母亲住院的时间由我记帐,则是乱帐一盘。她病倒后不肯为自己添置新衣,去世后我找不到一件象样的衣服做她的寿衣。她有一条棉裤,里里外外打了几十个补丁。每逢想起她一生为儿为女自己省吃俭用,想到这一条百罗裤,都令我心痛不已。

母亲和大多数母亲无异,对子女的饱暖过于操心。我总是摆不脱母亲的唠叨,我曾对她说:“我伤风感冒不是害怕头痛发热,而是怕你不停地抱怨。”我在努力不重蹈母亲的覆辙,不做唠叨的母亲,但人的天性难移。

外婆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母亲住在医院里,她久久来探望一次,扶着拐杖、蹒蹒跚跚走进病房。外婆中风前最后一次去探望妈妈,两人已很久没见面,母女俩从来都有道不完的家常,这一回却只是相互盯盯地望着,勉强交换一言半语。大概知道这已是永别前的见面,强忍悲痛,尽量把对方的样子深深印入脑中。

外婆病后住在四姨家,不久便过世了。大家都不敢把噩耗告诉母亲,怕她的心脏受不了。每个星期天妈妈照样打发我去看望外婆。上天无路,我通常去新华书店看书,或去看一场电影,把买给外婆的糕饼带回家与弟弟们分享。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景泰将外婆的绒帽戴在头上玩,母亲见了顿时脸色变白,问我们道:“婆婆是不是已经去世?你们不用骗我了。”

站在父亲的角度,妻子四十二岁起卧病在床,父亲始终对她忠心不贰;努力工作,担担着养家的职责;勤奋自强,敬业且能干,给儿女作出表率。但为母亲着想,父亲不是个挑剔的男人,也非体贴的丈夫,心情不好时,无端端大发雷霆。雨过天晴,他自己无事一般,母亲则心中耿耿,时时暗自垂泪。

1958年令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低眉顺眼做人的“反右运动”中,父亲居然躲过横祸,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只被定为“有右派言论”者。此时他是昆明市政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经理,政治上不受信任,业务上要他全盘负责,公司上千人,他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妈妈知道男人对妻子儿女发脾气解压的心理学解释,恐怕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有一回妈妈被爸爸伤透了心,几乎半年不与父亲说话,其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我拿去递给爸爸,字字是泪。不知父亲作何感想。

替母亲“扳本”

碰到引我入胜的书,我常拿给母亲看。她读罢《居里夫人传》,最津津乐道的是居里夫人曾跳了一整夜舞,磨穿一双鞋底,以此教训我不可只劳而无娱。另一个母亲喜欢引用的例子,是不愿片刻休息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友人评论他道:此人似乎知道他的有生之年将何其短暂,是故一分一秒都不愿虚度。母亲警告我说:“看你一双手抓十条鳝鱼,一分钟也不歇,我怕你也是在赶命。”

母亲的话其实包括着许多朴素的真理,但我听不进去,只相信学校里教的,书本上说的,从小母亲都笑我“将老师的话当圣旨”。我念中学、大学的时代,认为虚度光阴相当于犯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云南大学座落在翠湖公园边,上大学的五年中,只有一次三八妇女节和同学一道去公园玩过。放寒暑假,第一天的重要任务便是定一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虽然做不到,但从不敢“放纵”自己去消闲。其实那时乱七八糟看了许多书,不求甚解,如鲁迅形容的,让各国马队在头脑中踏上一遍,得益甚少,唯一的收获大概是多少训练出一点自制与自律。

母亲失去健康,体会到人生没有什么比此更可贵。她最不喜欢我晚间准备考试不按时睡觉。“一百分有什么用?”“考第一名为什么?”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母亲极少板起面孔斥责我,我不依规劝时,她也只是叹气。我有个同学代济敏,是温良恭俭让的化身。我们曾一道在乡下同住半年,例如我说“代济敏,我们去厕所好吗?”(厕所在村子另一头)“好的。”“还是不去了罢?”“好的。”“我又想去了。”“好的。”我回来告诉妈妈,不如我们学代济敏一般彼此千依百顺。晚间我看书过了钟点,妈妈说:“妹妹,关灯睡觉!”

“好的。妈妈,我再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的。你看一会就睡吧!”

“好的。我还要再看一阵。”

结果还是学不成,俩人大笑一通。母亲在和我摆家常、聊闲话时,常把她为人处世的信条挂在嘴边,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吃得亏,在一堆”,“一句好话暖三冬”,“以人为善”。当然影响她的子女的不止于她说了什么,而是她一生实践了这些信念。

母亲认为讲谎话是小孩子最大的罪过。我今生记得被罚过一次就因讲谎话,遭母亲重重的训斥,被关到后花园中。那时约四五岁,我坐在草地上哭饱、哭够,走到住在后门的表姨婆家。老人家拿出零食来招待这个小可怜,并牵我回家向母亲赔罪。讲一点于他人无害的假话是不是优点,我不敢说,但确实因为开不了口编诓诓,后来带给我许多麻烦。到上大学以及工作、参加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听旁人不费吹灰之力编大话,我自惭无能,如坐针毡。来到香港这个无须用谎言护身之地,对我是巨大的解放。

并非从未讲过谎话,有两次经验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干爹有个弟弟,我们叫八叔,一表人材,倾倒众小姐。我的表姨是其中之一。我也喜欢八叔,当然没有性别的含义,主要因为听见他对妈妈说:“嫂嫂,小孩子喜欢吃什么,就表示他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太美了!虽然妈妈没听进去,我倒爱上这条理论,信奉至今,自己的孩子也沾光不少。八叔说他未来媳妇的标准便是我母亲。为了实践理想,他开始去追求六姨。表姨和我们同院住,每星期我从外婆家回来,她就叫我去到她房中,先酬劳一点好吃的,接着就问我有没有听见八叔对六姨说什么。小孩子那里听得到别人的情话?但一周复一周,次次被她款待而无所回报,无功受禄的愧怍令我难以忍受,于是对她说:“我听见八叔说要买一支领针送六姨,问她喜欢什么样的。”永远不要派小孩去打探有关你意中人的情报,连最诚实的小孩也不可靠。

另一次难忘的经历,我连当时的场景,教室的桌椅,老师的表情都不会忘记。那年我有八岁,虚岁已九岁。老师要我报岁数时弄不清虚实,就报了九岁,被选为班上十个红领巾之一。参加了庄严的入队仪式,才知道实岁九岁才够资格,这一个无心之过很令我担心。不久少先队开会,要轮流讲自己戴上红领巾有什么进步。别人讲什么我一概听不见,只忙于脑中上下求索,去求证红领巾除了让我觉得比没有入队的人光荣外还有什么?轮到我时,不知那里来的勇气,让我编造说“妈妈叫我洗碗,我不肯洗,低下头看见红领巾,觉得自己是少先队员,应帮妈妈做事,我就去洗碗了”,教育令儿童失去真诚的,这仅是一例。

母亲和我其实有许多性格迥异之处,有时代的分别,也有女儿对母亲性格的异化。母亲是纤纤作细步的斯文女子,我是大跑大跳的野丫头。有一次我翻出妈妈的一件祺袍穿上,非常合身。高兴地跑到她房间让她看看,急匆匆跨出几步便听到“嚓”一声,祺袍衩口被我的大动作撕开。我们曾住在宿舍的三楼,沿长长的外走廊上住有十家人,妈妈说我上楼她一定听得出来,因为我从来是跑上来而不是走上来。此刻想起来,也想到终日躺在床上的妈妈,静听着户外动静,盼望儿女归来。

妈妈太多忧虑与牵挂,不时悔不当初这般那般,事事必求做到最好。大概为了安慰她,“不怕”两字变成我的口头禅。尤其“文革”当中,听见我自己一天不知说多少遍“不怕”,连我也好笑。人的性格几乎是不能开导的。托尔斯泰说“疾病和后悔是人生的两大痛苦”,母亲受够痛苦的一生,随时提醒我要避免这两个讨命鬼。母亲和我最相似的是我们固执于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愿违心去屈从,但又不与人怒目相对,尽量维持和谐。父亲说:“你和你妈一样,不肯做的事就‘软顶着’。”

母亲常说“父母养其身,自己长其志”,她很清楚所处的时代给女人带来的局限,生了大哥后就一直说要生个女儿“扳扳本”,意思是争口气。我生下来,脸上一大块胎记,又憨傻十足,母亲的愿望传为笑谈。大人笑我傻时就说:“你妈说要生女儿替她扳本呢!”稍后长大,也算渐渐不太难看了,逢人曲意讨欢心说她的女儿好看,母亲就添一句:“她皮肤一点不好。”我有时插嘴道:“‘父母长其身’,不关我的事。”但还是觉得很尴尬。日前翻大学时的日记,不止一处说要努力,要为母亲争气。好生奇怪,原来求学时代上进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当时受的英雄教育,而是我母亲。“自己长其志”也不尽然,我仅有的一点好德性都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

忧患岁月

除了那些勇敢、大无畏者,人凡经历太深的苦难,都不愿再看悲情文学、电影;更不愿去细细嘴咀嚼,孜孜回顾以往,触动内心深处凄惨的一角。但如果我完全避开令人心酸的记忆,跳过十八年来母亲和她的家人沉痛的付出,这篇记述就太不真实了。

母亲生性多愁善感。我常取笑她说,如果十件事中有九件值得高兴,你一定不去想它们,而只心忧忧于令你不开心的一桩。不幸母亲生逢忧患不停的年月。她病倒后两年多,“大跃进”开始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学校里取消星期日,晚上一定要进学校上晚自习。我有许多家务和照料母亲的杂事,母亲说我忙得“小头发不沾身”,形容忙得跑来跑去头发都飘了起来。母亲心中为她的病身拖累儿女十分不安,又替我们的身体担心。

发烧一样的社会,体温越升越高,学校也不上课了。学生们连夜“行军”去附近安宁县“大炼钢铁”。我一生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何况还背着行李。走到下半夜,很多时候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机械而极不舒服地跟跟绊绊。最不堪的时刻是前面看见灯光点点,以为有救了,走到面前原来只是路过的又一个村庄。眼泪自行淌下,同时也惭于自己经不起考验。好些天以后,和一班女生在一起干活,我坦白说“行军”的那夜我哭了,每个人都附和说“我也哭了”,才令我释然许多。在安宁县住了一个多月,接到母亲的来信,这是我第一次离家,也是第一次接母亲的信。母亲在信上说,现在由景和每天替她倒痰盂(即母亲的大小便)。我想象着小小的弟弟捧着痰盂走下三楼、穿过大院的样子,止不住心中的酸楚,于是大哭起来,哭了许久,哭得两手发麻。现在我知道哭久了身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小时候常常哭,多半是和景泰打架或有小小伤心事,我喜欢靠在折成四方形的被子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那种感觉真舒服。这一回却是少年人痛惜弟弟,挂念妈妈的眼泪。

我们每天劳动六小时,睡四小时,再劳动六小时,再睡四小时。十多岁的中学生每天做用铁锤将石块打碎的粗重活,很苦很累。大概又因为睡不够,随时想哭。一天在河边洗脚,有个同学说听大人讲大脚趾长的妈先死,二脚趾长的爸先死。我看看自己长长的大脚趾,想到躺在床上的母亲,便哭了起来。七八个女生,有的想起将先去世的妈,有的伤心会早走的爸,大家一齐坐下,失声痛哭。

大跃进之后,便是中国农村的大饥饿,城里人每月每人供应一定数量的米、老蚕豆、菜油,不够吃也饿不死。舅舅托香港友人杨正光先生定期寄猪油罐头给在昆明的亲戚,像是救命甘露。除了整天觉得嘴馋,缺少食物倒不是太难担待。隔壁住着宋伯伯一家,每个星期日天未亮就全家动员起身去排队买什么吃的。我们家的人睡完懒觉起来,一人捧着一本小说“充饥”。母亲最易代入角色,悲惨的书她的心脏受不了。普普通通的一点悲欢离合都会让她眼泪汪汪,伤感数日。

象征营养严重缺乏的水肿病也在城市人中出现了。医生来学校检查,发现两例:校长和我。检查的办法极简单,用大姆指对着肿胀的脚背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平伏的,便是患者。其实脚背肿得亮光光的,检查已是多余。我们被收容到临时用护士学校改建的医院,主要的药品除维他命丸外,还有人造肉,干香干香的不知如何造出来;糠麸饼,加了一点糖,不易下咽,仍觉得美味;小球藻饮料,令我反胃,就像叫你喝下绿阴阴的一杯脏水。吃饭时煮黄豆任取。我吃饱黄豆,把糠麸饼省下来,每晚偷跑出来,拿回家去给两个弟弟享用。医院就在家附近,倒也方便。那时正值期中考,水肿病住医院不消考试,正中下怀。不过那学期班来了个北京转来的新生,是我的竞争对手。不参加考试也失去和他一争高低的机会,忧喜参半。

历来为子女健康忧心忡忡的母亲,为我的病何等心焦。儿女有病有痛,有艾有怨,都去母亲那里寻求呵护与抚慰。母亲为爱儿的担忧,所受的煎熬却是我当年体会不到的。

十八年中该记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令人难忘的大事之一是我考大学,在三百多名毕业生中名列前茅,却因政治原因不被录取。我只知道哭,母亲不停地劝我:“妹妹,怨命喽!”我没有看见妈妈掉泪,一定是她等我睡着才允许自己替爱女伤心。第二年政治风向改变,我考入云南大学。当时一心要报考清华、北大的物理系,事后想到也许是命中注定,要我留在昆明上学,要不然母亲恐怕等不到我大学毕业了。

“文革”几乎给每个家庭带来打击和灾难,我们家也不例外。爸爸首先被关到牛棚,景泰也不在家,我下乡后就只剩母亲和十七岁的景和了。母亲的病已更重,肝脏开始硬化,母亲不时拍拍她因腹水胀大的肚子,笑着说“看我是不是怀孕五个月了?”




一九六七年,我到军垦农场之前。
一九六七年,大学生被送到乡下的军队农场受“再教育”。那时根本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家,回家时母亲是否健在。我出发的前一晚,和母亲掉头睡在她的大床上。母亲以为我睡熟了,紧紧抱着我的脚,我怕她知道我还醒着,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天明。我们在军队农场田里做活受严格管制,不准回家探亲,我和母亲每周彼此交换一封信,大家都报喜不报忧。约一年后,我实在太挂念母亲。若受天神启示,我一连两天不吃饭,第三个早晨昏倒在床边。管我们的军官准我去县城看病。站在货车车厢上,风迎面吹来,体会到出牢房一般的自由。到县医院,我哀求医生助我回昆明去看母亲。他通情达理地给了我一周的假。我立即坐火车赶回家,妈妈见我瘦得变了样,自然心酸,我还是那句老话“不怕”。

那年母亲见到我初恋的男友,欣慰不已。一切都合符母亲的愿望,最欣赏他对我十分体贴。她甚至说梦中见过此人,从来知道我将遇见的人正是如他一般。欢乐不久变成忧愁。他的家人为了他的事业与政治前途,不同意他去娶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女子。我们苦苦挣扎,还是以分手告终。我怕母亲伤心,不愿对她道明真相,只装作一切如旧。几个月后一个静静的下午,母亲对我说:“你从不喝酒,那天喝了许多,我知道你们分手了。”之后补充她一辈子对我说过无数次的那句话:“心有天高,命有纸薄。妹妹,怨命喽!”这以后母亲从未对我提过男朋友、婚嫁这类事。到母亲去世前,我已经三十岁,应了我三岁时大人取笑我的话:“嫁不掉”。亲戚、朋友都替我发愁,或热心张罗,介绍男友,但母亲从来连一句暗示的话也不说。我和她处境两样,却一样心寒。

1971年离开军垦农场,被分配到征江中学教书,此时母亲的病已相当严重,迟迟不成熟的我,也才开始懂得多些体贴母亲。学校离昆明六十公里,离县城五公里。每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我便站到校门的公路上,提着一篮子鸡蛋和别的土产,“堵”顺风货车回昆明。那个时代真安全,或者我的运气太好,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当然不是每位司机都会好心停下来。如果他们看得见我含着的眼泪,听得见母女彼此的呼唤声,一定会停车的。可惜不是。经常是一张张车驶过,一次次失望。有时等到天黑定了,只有回去,明天清晨再出来踫运气。我最清楚早晨的阳光是怎样把路边茉莉花上的露水一点点吸干,稻田里的霜花如何化成水。“要是这个星期回不成家,谁替妈妈洗澡?”

生命的最后几年,妈妈受的罪会令一般人只求摆脱躯壳,永远解脱。但是她有一个要活下去的重要动机:我和景泰都在县城工作,昆明病重的母亲是我们有可能获准返回故乡的唯一理由。

多年病卧,她全身的骨骼,肌肉都开始疼痛,病的发作也更频密。夜静人深,她的哼吟令我心揪。十八年来我习惯用一个方法去乞求她减少痛苦。当她每哼一声,我就开始数数“一,二,三,四……”哼第二声又从头数起,一边求上苍让她每次哼吟的间隔拉长,让她的痛苦渐渐缩短,可以安睡。我也不停地搓她的小腿,捏她仅有的一点点肌肉,徒劳地希望缓解她的痛楚。我和两个弟弟,被邻居用来做孝顺的榜样,以教训他们的孩子。不要以为我是标准的孝女。当年为了追求所谓“进步”,体会不到妈妈比那些表现自己“积极”的活动一百倍地需要我,失去许多可以陪伴她的时光,令我终生后悔。

也有可资记录的快乐事件。大哥娶得贤妻,带儿女回来探亲,妈妈一下病除了一半,人也精神了。他们虽走了,天伦之乐的回忆仍伴随母亲,久久不散。1971年,我们被父亲的单位从宿舍赶出来,全家挤到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几张床和一张桌子,勉强塞进去,其余家具寄放到亲友家中。这一年姑妈、姑爹从上海来探亲,令母亲大喜过望。所有人睡在一间房里,对久别的亲人何尝不好?姑妈与妈妈很有缘,那个时代关山阻隔相见何其难矣,上次见面已是四十年代初,我尚未出世之时。姑妈姑爹逃难回昆明。日本飞机来炸,有时一天有几次空袭警报,大家要疏散到郊外,称“跑警报”。母亲心脏不好跑不得,姑妈懒动弹,父亲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大概认为昆明炸平了,炮弹也落不到他们头上。别人应警报声撤离,两对年轻夫妇在空城中玩牌作乐,很是开心。姑妈细腰丰臀,她那曲线夸张的旗袍晾在院子里,母亲在上面贴张字条道:“要看大屁股的这里来”,不料这句话尔后报应在她女儿身上。

不能不信命运与人生的巧合。1973年,母亲两大心愿了却了。春天三舅从美国回来探亲,苏家十一姐弟除了在台湾的大舅、美国的七姨,二十八年中首次团聚。同年五月端午母亲的生日,我们邀约了许多亲友同庆。晚饭后我弹三弦为妈妈唱歌,还和她合唱《我的家庭》。多年来首次的欢喜聚会也成了告别仪式。七月我调回昆明,妈妈坐起来连声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盼到了”,她心里大概也轻松地说“我终于可以走了”。1973年11月11日,住在我们家的三奶替妈妈煮了酸辣馄饨。我上楼去母亲房中收碗筷,她模仿前些年回来探我们的三岁侄子的语气,用东北话说:“可好吃,可好吃,太好吃了。”不一会二舅来看望她,见她已昏迷。几句欢快的戏语,是母亲一生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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