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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作者:亦远


过去家里有一个细瓷笑佛盘腿坐着,白白胖胖的,笑得非常开心,非常自在,非常感人。无论你有多忧愁的事,只要呆呆地看他一会儿,你就也开心了。记得小时挨了骂,就去看笑佛,很快心情就舒畅了。

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笑佛供应,但皮笑肉不笑,笑容可厌,还不如不笑。我常常怀疑是不是小时缺乏审美观点,只把东施当西施,世上并没有那么好的笑佛。但去年到香港黄大仙,终于看到和小时见到的一个模样的笑佛。一刹那我就回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

八月下旬,所谓破四旧运动开始了。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定义什么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更没有告诉国民这“破”是什么意思。结果集天真,狂热,无知和野蛮一体的革命主力军红卫兵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捣毁所有旧的东西。

说来也奇怪,别看没有定义,人人心里有一本帐,似乎全知道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旧”的。家家全在暗暗清理“四旧”。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只是这“旧”的标准尺寸因人而异,相应的对策也很不同。

我三表哥有心脏病,禁不得任何刺激。一旦犯病,心跳立码升到二百以上,必须急诊。那时上医院要自报出身,他是不够格被抢救的。所以他要求除旧彻底。可惜他又没有除旧的能力,搞得我们非常被动。他把我母亲留下的法国香水倒在厕所粪坑里,因为量大,和暑天的粪尿三结合,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异味,更令人觉得恐怖。没有人能够向可能前来的红卫兵解释那特殊的气味是什么东西,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干的第二件事是把他父亲收藏的上世纪早期裸体照片统统烧毁。这些罕见的资料,有几十本,肯定属于旧文化,现在看也肯定属于文物。我后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馆看到一些老照片,完全无法和这批销毁的相比的。如果现在还有,刘达临教授一定高价收购,多出版好几本书。三表哥大张旗鼓地在破旧的席棚子下焚书,浓烟滚滚,好象是烽火台的狼烟招唤红卫兵,急的全家骂他还不敢大声。

三表哥销毁的第三部分旧物就令人嗌嘘了。那是两张伪满洲国的报纸,上面报道了判处他父亲,即我二姨夫王文质死刑和执行的消息。王文质是早期国民党党员,抗战时在包头为傅作义的军队搞粮食和情报,为日军发现和逮捕,受刑后在张家口被杀害。我们小孩子一直隐约知道二姨夫是被日本杀死的,但家人从不告诉我们是怎么会事。因为按共产党的说法,国民党是没抗日的,怎么会有国民党人牺牲呢?我的姨去世前才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她去找国民政府要求抚恤,还没得到,国民党就垮台了。而当年和二姨夫一道抗日的同事,凡是没有死于日本手中的,解放后全被共产党枪毙了,因为他们是搞情报的。所以二姨和表哥们从不提二姨夫,在填家庭出身时是冒充小职员,反正人死了,又不是死在北京。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看到销毁二姨夫为国牺牲的真实资料,我的心中还是不忍。但这两张报纸太沉重,如果红卫兵发现,我的二姨可能被毒打,她当时已经60岁了,怎能禁受那样的刑法?有心脏病的三表哥会因隐瞒家庭出身而被批斗,必死无疑。而我和弟弟则在海外关系上再加上国民党特务,也就十恶不赦了。我把报道看了两遍,三表哥把报纸放入了火中。

我销毁的四旧是最惊人的,也是最危险的。记得我把储藏室多年不动的箱子一一翻了个底朝天,基本上是旧衣服。突然我看到一个铜图章,不,是一个铜的大印。发暗的园柱下是一个方形的底座,翻拿过来一看,我从头凉到脚底,不由打起颤来了。那个大印上刻着:包头市公安局局长印。根据刚刚被烧掉的报纸,我判断出这是二姨夫的官印。“他原来是国民党的公安局局长!?”。这太可怕了。我的糊涂的二姨竟然还保留着,这不是找死吗?我慌乱中揣到了裤兜里,茫然不知所措。

扔到外面去?红卫兵如果找到大印,一定会去包头外调,一旦查出二姨夫王文质当过那里的公安局局长,回京说不定就会找到我们,把我姨活活打死!埋在乡下地里?若干年后要是挖出来,不还是会找到我们头上吗?那岂非自己把剑悬在头上,一辈子不得安生?现在想那时真是吓破了胆,以为余生就永远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但现在怎么办?红卫兵随时随地都可能冲进来?这个四合院夹角的小黑屋平时是最难找东西的地方,这一刻,却好像恍恍如白昼,无处可藏。

想来想去,我决定把铜印放到做饭的煤球炉子里烧,红了之后再扔到泔水桶里冷却,用反复急剧的冷热交替来摧毁它。如果红卫兵进来,也许不会想到查看夏天酸臭的泔水桶。在连续两天的大殓铜印之后,这块印终于裂成了几块。我又用锤子把碎块砸变形,分几次混入垃圾扔了出去。但是印把子还是个圆柱型,很难完全改变,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可以有印把子?红卫兵随时可能来,怎么办?我冒险带了出去,在圆明园旧址,偷偷扔到了溪水里,如果若干年后被人发现,也许以为是前清的遗物,就不会追查到我们头上来了。

想不到八十多岁的外祖母也有致命的违禁品,那是几份发黄的地契。她说只是个纪念,但这不恰恰就是当时报纸上,广播上和课本上说的“变天帐”吗?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被抄出地契的老太太。当时的公安局局长谢富治说,学生对此不承当任何责任。现在这危险就在我的外祖母头上了。我过去从来没见过地契,很想好好看看,但又怕红卫兵随时冲进来,就只看了一眼,似乎是文言文写的。我先把它们撕成碎片,然后再腾出手找火柴。真可谓争分夺秒不遗余力地销毁罪证呀。

二姨决定把笑佛销毁。我舍不得,和上面的重罪证据相比,这好象没什么了。我建议把笑佛放到墙角不起眼的地方,如果红卫兵来了,要销毁,就叫他们销毁,总不至于为这个把二姨打一顿吧?二姨犹豫了半天同意了。但当我扔印把子回来,笑佛还是没有了。二姨含着泪对我解释说:“我没小心把它推到地上了。”我知道她是害怕。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笑佛是在二姨夫被捕时请回来的,那时二姨每天给佛上香,期望笑佛能保佑二姨夫回来。笑佛虽然没能保佑二姨夫,但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兵荒马乱之时保佑了佛自己,而且笑佛还以他的笑口多少给了二姨慰籍。现在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笑佛连自己也保不住了,他不会笑了。谁说佛法无边呢?可见这是骗人的迷信,我暗自对自己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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