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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旧闻(一)


作者:李强


一、关于傅斯年的两件文物


傅斯年的帽子

傅斯年的烟斗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学术的领军人物之一.生前担任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不仅是一代知名学者,也是一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个人魅力曾使国共两党领袖为之倾倒,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傅斯年率六位参议员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单独与之畅谈一夜,并赠条幅一祯留念:“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示情谊。一九五O年傅先生在台大校长任上逝世,蒋介石不计前嫌,(蒋的姻亲宋子文、孔祥熙被傅大炮轰倒,)亲自赴灵堂致祭,以示敬意。由于他兼任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主任,与王振铎先生有僚属关系,又由于他珍惜人才,便与王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傅先生比王先生长十五岁,却从不以长辈自居,每与王交谈,言必称“王爱卿”;抗日战争期间,史语所驻在四川南溪李庄,傅先生常往返于李庄与重庆、昆明之间,无暇照顾八岁独子傅仁轨的教育,便托付王先生教其物理与国文,仁轨聪慧无比,很快就把中学课程补齐,后赴美留学,踏上不归之路,从此杳无音信。这件事使傅太太俞大綵懊丧不已,尝与王先生叹息不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回迁南京以后,傅斯年有更多时间与王先生闲聊,傅的姻亲俞大维也夹在其中;闲聊的内容与时政无关,多以学术思想为题。傅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健将,以捣毁孔家店闻名一时,迄至德国留学,他的德国老师全是尊孔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佩服,这使他回国之后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从反孔转移到科学研究历史的态度。作为学术界领袖,他影响了一代学院派的学者。有一次,王先生问傅斯年,李大钊先生为何留八字胡,傅说,守常先生在北大聘为教授才二十多岁,留了胡须才显得老成持重。俞大维在德国学的是理论物理,曾经在爱因斯坦主办的物理学杂志发表过弹道力学论文,时任政府的交通部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浓厚兴趣,有一次,俞大维忽发奇想,要把南京火车站顶棚灯光设计成天文馆苍穹上的星光,使候车旅客既能在明亮的侯车室里侯车,又看到二十八宿,普及了民众的天文知识。傅斯年直呼:妙!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傅已决定赴台出任台大校长,行前再三挽留王,王先生以八岁女儿无人照顾为由,谢绝了傅先生,傅无奈,遂将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反正共产党也会重用你们的!”

一九七二年王先生患心肌梗塞,好长时间不吸烟;以后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便又吸起来,家里人不给他买烟,他便抽起烟斗,我问其故,他说是傅斯年给他的,3B牌,当时英国的名牌烟斗。后来,家里人把烟斗也藏起来,他也不得不戒烟了。至于那顶帽子,一直放在衣柜,无人问津。有一次,邻居李行楚下乡劳动,买不到草帽,向王先生借,王说,我有一顶帽子,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戴的那种,李不得其解,待王拿出,李哈哈大笑。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又重新发现了傅斯年,届时斯人已仙逝半个世纪,如果我们要办一个近代学人遗物展,恐怕傅的名下尚属空白,于是我想起这两件东西。


二、容庚的金文书法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原私立燕京大学的教授,是王振铎的面授老师。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在燕大教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王振铎对这两门课非常感兴趣。早在幼年习字时,便练习写金文大字,在保定读书时,还专门赴京琉璃厂去买金文拓片。不过那时的古董铺假拓居多,真拓极少,对于学习金文书法的青少年极为不利。容庚给学生上课时,很有特色。他将《金文编》拆开,编成讲义,以《说文》为线索,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解,并经常一手拿一个茶杯,一手拿一块布头,不时用布头浇上水,在黑板上教篆字的写法;如何起笔,如何转法,如何收笔,边写边说金文的造字结构及字形字义,使学生很快掌握了金文文字的要领。他的金文知识来源于对铜器的研究。在讲古器物学时,他便将《商周彝器通考》拆开,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分门别类地讲述其用途、制作、形状、命名,对于时代、铭文、纹饰、铸法,讲的井井有条,对于金文的拓墨、辩伪、著录和收藏都有精到的见解。他的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知识,培育了几代人。

以金文书法成就而论,容庚在整个二十世纪里,可以说无人出其右。在十九世纪,在晚清和民初期间,以写金文书法真正出名的人只有三人,即吴大澄(1835-1902)、孙诒让(1848-1909)和吴昌硕(1844-1927)。吴大澄是一位有科举功名的人,同治十年进士,担任过广东、湖南巡抚,又是一位收藏家,与潘祖荫、陈介祺、王懿荣有密切交往,因此对于钟鼎彝器铭文中的古籀字颇有研究。他撰写《说文古籀补》,采取《说文》的顺序,配以确实的金文,凡与金文不一致的字,都不加以解释,而附于卷末,编撰严整。吴大澄学习篆书从李阳冰,以后随着对金文的研究,树立了新的书风。他用金文写了《四书》和《孝经》,并出版了石印本,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但他没注意到《说文》上的古文与古籀、金文在字体上差异很大,由于刻意追求“金石气”,而使笔划呆板又无变化。因此,马宗霍说:“下笔无一毫古意,其篆书整齐如算子,绝不足观。”孙诒让是晚清朴学大师,通识金文胛骨,对于偏旁部首的分析尤有卓越的分析。他研究金文不象吴大澄那样局限于形体,对于训诂假借也很通达,使金文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改进。令人遗憾的是他留下的金文遗墨并不多,使人看不清他的书体的全貌。吴昌硕在本质上是一位艺术家,说他的字有“金石气”,多指古籀条幅。他65岁时说:“余学篆,临石鼓数十载,从此一日有一日境界,惟其中古茂雄秀之气,今尚不能窥其一二。”他70岁以后的作品,才见其浑厚之气。但马宗霍说:“缶庐写石鼓,以其画梅之法为之,纵挺横张,了无含蓄,村气满纸,篆法扫地尽矣。”可见艺术家的字,多一半是“画”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容庚的字,是道地的学者字,更是道地金文学者字。容庚首先提出,《说文》上的古文与古籀、金文在字体上差别甚大,只有金文才是西周文字的标准体,而《说文》上的古文不过是战国时代金文的各种派别而已,石鼓文也不过是战国时代秦国的文字而已。容庚比前三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一位传统的金石学家,还是一位现代考古学家,是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的考古学专家。

如上所述,容庚是从研究青铜器铸造入手来搞金文的,对于金文的来龙去脉,摸的一门儿清。西周的铸铜分造型、翻范、合范三步程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多篆刻在内模上,是反字,阳文凸起。铸在器上,多在腹内,呈正字,阴文平槽。所以我们看到的铭文,是刻工留下的印记,只存肩架结构,无墨色可言。要想直接寻找原型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比照原拓,分析字体的起笔、落笔、转折,才能找到西周金文的原貌。由此可以看出,容庚的金文书法与嘉庆、道光以来北碑派书家截然不同,他开辟了一代金文书法的新风。

容庚的金文对联长一三O、宽十厘米。上联是:“此日壹去不可复”,下联是:“及时为乐其无辞”题款:“振铎学兄正,二十四年六月容庚。”民国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此时正值容庚壮年,他的字可谓严谨端庄,一笔不懈,每一比画都渗透着西周金文的原汁原味,清浚而醇厚,墨色也恰倒好处,是一幅难得的好作品。

王振铎与容庚一直保持着师生情谊,并与其兄妹容肇祖、容媛一直保持着个人的良好关系。在夏鼐主编的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王振铎力主在人物栏里加进容庚和商承祚,但夏先生却以人满为患,婉言拒绝;这使王振铎大为不满。王振铎与容庚也有一时的芥蒂。“七·七”事变前,在一九三五年,王振铎自费编印了一部名为《汉代圹砖集录》二卷,由北平考古学社刊印石印本二百部,存放在容庚家里。容庚是留平六教授之一,没有随学校西迁大后方。北平光复后,王振铎找到容庚家里,二百部书踪影皆无。王振铎因此事耿耿于怀。《汉代圹砖集录》收集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广泛的图景,其中有铺首、几何图形、人物、动物、骑射、车舆、楼树、营造、货币。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图版,计一四四幅,下卷为图版说明,注名原拓尺寸,考证圹砖的命名、制造、应用以及范模分析。这部书继陆心源、冯登府、邹安之后,资料最完备、分析最严谨,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鲁迅先生听到此书刊印的消息后,专门托在燕大教书的郑振铎购买这部书,并将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鲁迅先生是否真的买到这部书,也就不可得知了。


三、董作宾的篆刻艺术

抗日战争后期的大后方,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竟跌到了给当地士绅写字、刻图章的地步。董作宾挂笔单卖字,闻一多刻字卖钱,以解燃眉之急,维持家用,成为一时士人自谑的话题。董作宾(1895-1963),字颜堂,别暑平庐,河南南阳人,近代甲骨学家。他是甲骨四堂之一,与罗雪堂、王观堂、郭鼎堂不同的是,他先后八次赴安阳殷墟进行系统发掘,是田野考古学家,而其他三堂,用夏鼐先生的话来讲,只能算作“室内考古学家”,他们没有田野考古的实际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因此,董作宾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是自有根据的。董作宾在南溪李庄生活颇为窘迫,他一九三五年续娶熊海萍为妻,所生晓明、晓星、晓萍、晓义、晓武兄妹五人,加之前妻所生育京,凡八口之家,为一人所系;其子女相间甚密,有背着的、抱着的、领着的,还有刚刚上学的,生活极为艰难,工薪阶层遇到通货膨胀,能不困顿?于是董作宾卖字补贴家用。

说起董作宾的金文甲骨、大篆小篆,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体同人无不佩服。可惜的是,南溪李庄士绅多不识甲骨文字,大篆小篆也难辨认,只喜好榜书和隶书。所幸的是,董作宾的邻居,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王振铎先生是写榜书和隶书的好手,董作宾时常向王振铎先生讨教榜书和隶书的写法技巧,很快就写就一笔隶字。王振铎先生对于董作宾的人品和学问非常佩服,不仅把自己写隶书的心得和盘托出,而且干脆就替写,然后让董作宾属名卖掉。自己则从不卖字。董作宾的对子和中堂很快就扬名内地士绅,成为抢手货。就这样,董作宾蹒跚地度过这一艰难岁月,并在这一时期写出《殷历谱》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由于董作宾发现甲骨文字的五个阶段及两种殷历,为后学鉴定甲骨文字的断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考订了殷代许多帝王的祭祀历、天文历,可与月蚀相对比。这是研究殷周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

董作宾长王振铎先生十五岁,在南溪李庄相处八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感谢王振铎先生的无私援助,董作宾扃刻一枚闲章:“流寓巴蜀”。章料是四川棕竹的老根;棕竹是四川特产,近年人们常拿来做扇骨和手杖等工艺品,其根坚硬如石,纹理尤其优美。竹根是王振铎先生亲手采伐、亲手刨制成形的。“流寓巴蜀” ,意在民族危亡之际,仍在巴山蜀水之间坚持科研工作;王先生在此其间写下他的名篇《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每当想起李庄的往事,便想起这枚印章;自从董作宾赴台后,他便悉心收藏起来,当作对一位长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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