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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旧闻(二)


作者:李强


一、向达的书法艺术


向达书法


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北大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是我国卓越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在历史学的成就主要凝聚在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领域。傅斯年对向达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1954年,陈寅恪根据向达的学识和特长,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副所长。向达精通四种外国语,也熟悉梵语。1964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曾拜访陈寅恪,陈寅恪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苦缀遗问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公参。”可见陈寅恪对向达的钦佩和厚望。不成想,两年之后,向达竟死于红卫兵批斗之下。

向达的书法成就一般不为人知。但是人们都知道,1935年,向达赴英国牛津大学编中文书目兼作研究,而后他又专门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卷帙及太平天国的文书,这些敦煌卷帙大部分是斯坦因从中国掠夺的,向达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看了五百多卷,并摘抄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1937年,向达渡海来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文献。闲暇之间,又在巴黎及慕尼黑的博物馆抄写法藏和德藏敦煌卷帙,与英藏累计共抄写200万字卷子。当时还没有发明微缩胶卷技术,单靠相机拍照,成本又太高,所以只好靠手工抄写。向达一向主张开山劈岭要有所谓“笨工”,做学问也如此;他以一个“笨工”的角色,用唐人小楷完成了这一坚苦卓绝的抄写工作,其字迹工整秀丽,俨然是一部书法大作。在图书馆界,如赵万里、王重民,都称向达抄写的卷子为“向抄本”。不知道这部宏伟的书法大作是否安然无恙地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

王振铎与向达在“七七”事变前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前者是研究车、船、指南针等交通工具,后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他们在人格上,在处世的基本信念上,大抵是一致的。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这里介绍的是向达赠送给王振铎的一帧书法作品。

向达的条幅长一OO、宽二八厘米。有十六个字:“发蒙振聩君作木铎,画地指天我为司南。”题跋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天木先生指南女士结缡于沪上,适余先期北归未能观礼,甚以为憾。既返故都,回勉缀十六字,遥寄白门,聊表贺忱。天下荒荒,靡知所止。二君者相识于离乱之际,结合于未安之日,能无怀宝迷邦之感,遂为野人芹暴之献,且以博二君之一粲云尔。七月三十日向达谨书于旧京。”

向达是一位重视文物的历史学家,在欧洲游学期间,他经常出入于博物馆与图书馆,回国后,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于1948年春天与王振铎共同筹备赴台湾文物展后,返回北平,他收到王振铎与赵指南结婚的消息后,立刻写了这一条幅,表示祝贺。向达写这幅条幅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国统区的学潮此起彼伏,学生无法安心上课,教授也无心讲授,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愈教愈“瘦”,时局不明朗,使他痛心无以复加,于是发出“天下荒荒,靡知所止”的呼声。

向达一生以中古史见长,同时又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烂熟于胸。他曾用心研习《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房彦谦碑》、《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史事帖》,因此他的书风很有欧阳询的遗味,细品此条幅,令人想到“劲险刻历”这四个字。翁纺纲对欧阳询的书写有这样的评价:“以圆浑之笔为性情,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之处,植根柢在于篆隶。”对于向达的书风,不妨也可以用翁纺纲这句话加以概括。不过后来我比照他抄写的敦煌经卷和五六十年代与王振铎先生往来的信札,他的前后书风还是有很大变化的。总之,他的根基植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谡四大家,经过他多年的历练,形成他自己的向式风格,以其独特的行书风格,独步于史学界。

关于《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向达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他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里,并没著录此事。此铭由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写。此碑原石不知去向,又没有整拓,清人翁方纲花了四十年的精力进行复原。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此铭残本共十二页,前两页是伯希和发现的,后十页是斯坦因发现的,分别收藏在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里。按说,这么重要的发现,足以引起向先生的注意,不知是何因,没有看到这一份珍贵的残页,冀希相关学者给予解析。


二、台湾的竹编艺术

台湾地处温带、亚热带之间,既生长温带散生单株型竹子,也生长亚热带联株丛林型竹子;台湾土著人与竹子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吃的是竹笋,戴的是竹笠,穿的是竹鞋,坐的是竹凳,住的是竹屋;劳动工具中,也多有竹制品,如渔具、农具、猎具等。日椐时期,又受日本竹文化影响,形成独特的竹文化底蕴,编织技巧也有所提高,因此台湾竹编艺术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在世界竹编艺术领域享有盛名。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国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台湾回归祖国。届时日本人统治台湾已达半个世纪。为了加强宝岛和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当时的中央政府责成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举办一次传统文化展览,在台进行巡回展出。王振铎先生从同仁堂借了一批瓷器,从郑振铎处借了一批陶俑,钱钟书、向达分别从中央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借了一批宋元刊本,组成一个临时展览,开赴台湾。布陈以后,借此机会,王振铎先生与钱钟书、向达参观了当地的文化机构,拜访了地方文化名人。作为一个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王振铎先生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台湾竹编艺术这块宝藏,不失时机地搜集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竹编艺术的代表作品。过去,博物馆馆藏竹器,仅有竹刻一类,器物多半是文人雅士所喜爱的笔筒之类;对于民间竹编,则不屑一顾,既一无所知,也不介意,显示出博物馆的贵族气息。

台湾的竹编艺术在一个世纪以前,仅限于生活、生产用品,如斗笠、竹桶、蒸笼、簸箕、桌椅、床塌、房脊等物;日人统治时期,台湾的竹编艺术从生活、生产用品扩展到文具、装饰品、艺术品类,编织也由粗工演变为细工。王振铎先生首先发现清光绪年日本工艺家编织的文具匣和灯罩。这两件竹器色泽优美,编织严谨,花纹新颖,令人爱不释手。文具匣长三十厘米、宽十八厘米、高六厘米,由O·五厘米宽的竹篾条平织而成,竹条之间有空格,每格大小如一,其严谨程度,似乎不是手工而为,而是从流水作业线冲压出来的;竹蔑条呈枣红色,古朴大方,里面盛放信笺、线装书。灯罩径长二十三厘米,宽五厘米,窗花花纹,竹丝为栗褐色,置放在灯具上,使人感觉到室主人是一位朴素而又儒雅的人。台湾竹编花篓,器形最有特色,有双耳提罐形,有竹桶形,有背篓形,还有杯、瓶、钵、锅、提蓝形的,编法有平织、纵织、斜织、旋织,起框分内起和外起两种,花纹设计有章法可寻,也可根据工艺家个人爱好随意编织。其中背篓形花篓在器形设计上很有特色,工艺家利用人们习见的背篓作依据,起框为外起,内承席篓,器形稳定,又富有诗意;双耳直罐花篓在纹饰上更有创新,工艺家巧用材料,用细竹枝作装饰,尤为典雅。最为精巧的是两件竹编小件,一是蚯蚓笼。过去,我们经常在明清字画里看到渔翁钓鱼图,渔翁腰里常别着一小竹笼,以为是装鱼所用,其实是装蚯蚓的;蚓笼径有收分,有木塞塞之;蚯蚓在笼中蠕动,透气,却无法溢出。今看到实物,才了解明清字画里的实际情况。二是蝈蝈笼。其笼设计为葫芦形,置放在古木断枝之上,夏可盛蝈蝈,秋可盛蟋蟀,耳听此声,目睹此物,饶有一番趣味!

王振铎先生的台湾竹编艺术收集,必然扩大博物馆工作者的收藏视野,使其眼光朝下,面向民间;同时也给国内外竹编工艺家提供一些实物资料,用以推陈出新,繁荣竹编艺术事业。目前,台湾竹编艺术已经出现象吴圣宗、黄涂山那样大师级的人物,他们通过办个展,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并且在工艺院校开课,传授竹编知识,形成一支创作队伍。相信内地的竹编艺术家会奋起直追,形成自己的流派和艺术风格。


三、伊秉绶的草联

田家英先生在五十年代南方某城获得清人邓石如一幅草联“海是龙世界,云为鹤家乡”而大喜过望,陈伯达见此没有捞到手而深表懊丧。可知草书工对,确有难度。邓公挥笔自如,字如联意,龙飞鹤舞,洒脱而飘逸,确实是一幅难得的好作品。田家英先生惊讶的是草书居然可以入对,而且对的如此之好。其实草书入对,乃是清代书家的一股风气。法若真、黄慎、朱冕、姚鼐、毛奇龄、朱彝尊都有这样的作品,而伊秉绶的草联更有特色。

伊秉绶以写隶书出名的。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府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隶字以严谨著称,一笔不苟,难以藏拙;而伊秉绶的隶字却活泼可爱,有一股灵气。他突破前人陈法的约束,独创一种书体。他的集句“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对联是他的代表作,其字庄严不失活泼,端重不失俏皮;笔法劲秀,气度雍容。尤其他用笔的“点”,极富魅力。时而皱成一小球,时而搓成一小撇,搭配在隶字中,如画龙点睛,立显生动。他的隶书被后人称为“伊字”,今人黄苗子先生写“伊字”最为肖似。然而伊秉绶的草联也富有盛名,这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何绍基说他的字是“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也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如荒藓。”然而庄重如何与飘逸共为一体?请看他的集陶句“赏心于此遇,欲辩已忘言”一联。此联宽二十三厘米,纵一O六厘米。书以行草入联,共有十字,却有行、草、隶、篆四种意味,并行不悖,书体变化多端,字与字却非常和谐,令人感到是一气呵成,并无唐突之感。此联书于嘉庆丁卯年,即一八O七年,时年伊秉绶五十五岁,是其晚年的作品,可见他的书法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幅对联成为草联的经典,为近代书家所推崇。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将上述邓石如草联与伊秉绶的草联一并精印成卷轴,现恐怕已寥寥无几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的《伊秉绶法书集粹》,也遗漏此联,可见此联的复制品也少见了。

伊秉绶的草联得以流传,还在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伊秉绶是清代有名的清官,嘉庆年任扬州知府,为官廉明,关心民众疾苦,深受当地士民爱戴。史籍称:他“奉檄勘高邮、宝应水灾,刺一小舟,栖户枉渚,必亲阅手记。及莅任,劬躬率属,赈贷之事,锱铢必较,吏无所容其奸。”他出访各县,绝不吃清。他为自己的出行特制一种方便面:先和好面,打上鸡蛋,切成条儿;煮熟后凉干,打成包;每到一地,用开水一沏,便成一餐,人称“伊府面”。其面开当今康师傅方便面的先河。象这样的人品,自然为后世所推崇;人以字传,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台湾回归祖国的第一次文物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国投降,台湾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根据波茨坦协定和开罗宣言,台湾回归祖国。届时由于经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与和大陆在文化上有很大的隔阂。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先生考察了台湾的教育之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回到南京后,立即指令教育部次长田伯苍,组织一个文物展,将祖国历代文物精华,挑选一部分出来,在台湾陈列;并说:“台湾人民对过去多一份认识,对将来就多一份团结。”于是由教育部总务司司长贺师俊、社会教育司司长英千里牵头,协同故宫博物院马叔平、故宫古物馆徐森玉、中央图书馆馆长蒋慰堂、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台湾教育厅厅长许恪士、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教育部国语推广部专家魏建功、中央博物院研究员向达,组织一个筹委会,商讨具体事宜。经过筹委会三次讨论,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馆、中央博物院三家出展品,可是由于故宫博物院古物西迁后尚未开箱,只好由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两家筹办。于是由中央图书馆筹集历代书籍的演变史料,如汉简、敦煌卷子、宋版印刷品,等等;中央博物院的西迁文物也未开箱,只好出示历代铜镜和指南针标本,来表现我国古代铸铜工艺的发展与四大发明之一的发展过程。上海的收藏家闻之消息后,立即动员起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次的文物展。在徐森玉和蒋慰堂的协助下,上海私人藏家有宋至清的书画,如文颜伯、苏轼、夏珪、王守仁、黄道周、唐伯虎、董其昌、清四家、沈葆桢的真迹,陶瓷有唐三彩、宋钧、哥、汝、定名窑作品,都有所表现,汉唐陶佣则是郑振铎提供的。

文物展原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开幕,因为接洽种种原因,推迟到三月下旬。教育部总务司派马逢乐、严庆炤、王家瑞,中央图书馆馆长蒋慰堂亲自出马,并派钱钟书、屈翼鹏、昌彼德,中央博物院派向达、王天木、谭旦商、周凤森,押运南京方面的文物;上海方面的文物已经装箱待命,由收藏家本人或代理人随箱赴台,协助陈列。十七日自上海中庆轮出发,十八日下午到基隆,当日到台北。

到达基隆时,台湾教育厅厅长许恪士、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省立博物馆馆长陈达夫、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克刚、教育部国语推广部专家魏建功、台湾大学教授乔大壮、邰静农来接应,并派宪兵来保护。到台北后,台北市长与许厅长亲临现场指导,省立博物馆馆长陈达夫、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克刚亲自布陈。不到一个星期,即在省立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

文物展正式开幕以后,内分总务、展览、警卫三组,许厅长、教育部次长田伯苍主持会务,中央图书馆馆长蒋慰堂负责接待从上海、南京来的工作人员。总务由教育部的官员领导。展览则由故宫古物馆专家庄慕主持。警卫则由台北宪兵团副团长马国材率宪兵警察负责警卫。


(二)

台湾同胞饱受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主义教育,对于祖国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淡漠了。日式教育最终目的就是奴化中国人,认为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优秀民族,是亚州唯一没有被欧州人征服的民族,其他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被称为支那人,是劣等民族。因此台湾同胞也有自惭形秽,凡事不如人的心态。这次文物展特地将中央图书馆和中央博物院的箱子底儿抖了出来,摆出最好的文物,用事实说明祖国的优良传统。

展览分两个陈列室,一个叫中国历代铜镜展览,一个叫历代图书版本展览。在中国历代铜镜陈列室里,将先秦及汉、唐代、宋元明三个阶段的代表铜镜摆出来,反映了铜镜发展的全貌。

在先秦阶段,摆出带有蟠螭纹、云纹、菱纹、山字纹图案的铜镜,镜体很薄,花纹细致,纽多起棱,色黝黑或翠绿,俗称黑漆古或绿漆古;到了汉代,更有错金错银、镶嵌宝石的工艺,并参用十二宫和四神图象,文饰如此之繁复,铸造如此之精细,令台湾同胞大吃一惊,叹为观止。更何况祖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在陶瓷部分,摆出了河南、甘肃出土的彩陶,早在三千年前,这些彩陶不仅是家用日常器皿,而且是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到了汉代,已经知道上釉,唐代已有三彩,宋代已经出现五大官窑瓷器,清代是瓷器发展的最灿烂的时代,并且将制瓷技术传播到欧美。这次陈列的明清瓷器,多半是从同仁堂乐家老药铺借来的,虽然没有官窑瓷器,却代表着民窑的最高水平。

在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方面,中央博物院摆出了早期的司南和明清时期的罗盘,通过陈列说明,使台湾同胞知道,在战国之际,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司南作为定向仪器;在宋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知道四种指南针的制造方法,并发现了磁偏角。通过西方的文献获悉,是阿拉伯人从中国学到了指南针的制造技术,并把这种技术带到欧洲。哥伦布在有了指南针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由此可见,指南针发明的伟大意义。

通过陶瓷和罗盘指南针的陈列,无疑增强了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感。

在历代图书版本陈列室里,首先进入人们眼帘的是中国的书画。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同源,充分体现了线条的美。用线条造型,用线条表现体积和光线,这与西洋绘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朝鲜和日本都受我国的影响。日本画多学南宗,就是一个例子。

印刷术也是四大发明之一。在历代图书版本陈列室里,分三部分陈列,三部分共计二百多种版本。第一部分是简牍和卷子。在这里着重介绍竹简和帛书,是以汉代的公牍和纸卷为主,以及敦煌卷子。当我国先民用竹简写出象《史记》、《汉书》那样的伟大作品时,日本还在以绳记事呢!第二部分陈列北宋到清末刻本和活字本。宋代刻书最著名的地方分别是在杭州、成都、建安,以浙刻为最好,这次展览将它们分别陈列,从中可以看出它们不同的风格。金刻本则以赵城《藏经》为代表。元刻本仍以建刻本为佳,在元初,刻本字体还有颜欧的遗意,到了元末,大都是松雪体。到了明代,刻书的地方更多起来,字体都变成匠字体,俗称宋体字。清刻本选了三十多本刻印较好的。活字印刷是北宋庆历年间由毕升发明的,早于西洋活字印刷四百余年。第三部分分别陈列朝鲜、越南、日本的刻本和活字本。在此详细介绍了朝鲜与日本刻书的历程。较早的朝鲜书,活字本多于刻本,这是因为朝鲜内阁大量铸造活字的缘故,现在常见的本子多半是用的“甲寅字”或改铸的“甲寅字”印的。“甲寅字”是用明代经厂本的书作原型的,所以字体很相似。刻字本的书的字体,除了翻刻活字本的书以外,很多象明代中叶以前建安的刻本。日本的刻本和活字本,有的是直接模仿我国,有的是模仿朝鲜。比较早的本子,字体也类似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建本,晚些的本子,多半是匠体字;雕版印书的风气,是完全以我国的风气为转移的。此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古代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接我们中华文化演变而成的。人类在出现活字印刷以后,国民教育才有了真正意义的提高,人类的科学技术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为了将这次文物展览办得通俗易懂,教育部国语推广部专家在展览说明上专门加上汉语注音字母,借以推行国语。通过这次文物展览,不仅加深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借此机会在台湾发动了一场国语运动,将大陆的文字和语言推广到台湾。

这次文物展览虽然筹备时间短促,举办的时间也不长,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使台湾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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