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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三)


作者:老糟


初次见到的工农兵学员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校内共有五个年级的学生。其中66级是基本上已经学完了所有的医学课程和临床实习,因运动已开始而拖延了工作分配,被留在学校参加运动的。一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以后在校的几个年级的学生才很不正规地断断续续上点课,都在延后了两三年后才草草让他们毕业了。他们大都没有学到多少实际知识,以后被比喻为“火逼鸡”。69级和70级本科学生,前者已在附属医院实习和听课,后者当时尚未离开学校。(注:当时的69级和70级是指应该在69年和70年毕业的班级)他们是当时校内批斗教师和走资派的主力军。而大学自文革开始那么多年不招生,下面已没有学生再进校了,后继无人。因此教师已没有什么教学任务了,以后就都把他们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参加农业劳动,同时批斗每个教研室的“牛鬼蛇神”继续搞运动。而社会上“知识青年”人满为患,于是同时就出台了把他们也送去上山下乡的政策。现在可以讲,当时那些决定都是带有文革特色而又十分草率的,不考虑后果也根本不顾及国家命运的。人们心中搞不清今后大学是否还要办下去和我们这些大学教师以后将被如何处理。毛在1968年7月发表了他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中去”,按照这个最高指示的精神今后大学就不会再从中学生中录取新生,那就连普通中学要不要办都成了问题。也许毛以自己为例,认为自己就没有上过大学,但能创建新中国。还有什么比上大学更没有用的了呢?至于以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还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么?人们都不敢表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老人家是神化了的。没有人敢否定他的意见。反对他的意见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当权的高干们要考虑他们的子女不能不上学,这可是当权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不清楚上面后来是怎么考虑来绕过这个弯子的,我想大概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后来就有了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他们可能多数都没有怎么上过正规的高中,那符合毛的指示的精神,我想我这话应该不是胡说。因为当时正式的高中毕业生,却是没有资格进大学的,他们被认为已经学得够多的了。不过从以后了解的情况,进来的“工农兵学员”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些高干子女或地方当权干部和造反派头目的子女或亲戚,还有公社书记的子女和亲戚。当时他们的进校被说成是来对被资产阶级统制的学校进行“上、管、改”的。即他们是来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是来占领上层建筑的。那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文革结束后仍有影响——那时在浙江大学就发生了一起教师被工农兵大学生打了耳光的事。那是有一天晚上两名教师在负责校内巡逻时(按:那两名教师肯定都是属于政治上可靠的,而决不可能在文革时期属牛鬼蛇神一类),在一个有危险的设施的禁区里,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呆在那里面。他们上前去盘问,要他出示证件。当那人出示了学生身份的证件后,证明他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看过证件后让那学生出来,应该事情就了了。没有想到那工农兵大学生就顺手打了一位巡逻的教师一记耳光。这就吵起来了。那学生拒不认错,还口出狂言,说什么“臭知识分子就是该打,可惜打臭了我的手”。那有民主传统的大学,教师联合起来罢了教,并且呼吁在杭州的其它大学响应和支持。那事如果是发生在别的学校可能不一定闹得起来。事情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

我还算侥幸,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我总算是已通过了多次审查和批斗,挨了几次工宣队员的打,最后“解放”了。也让我参加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授课,工宣队长关照我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再一次信任。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而总有点“自嫌形秽”的心情感到自己不够条件,心里忐忑不安。我这个刚解放的牛鬼蛇神怎么够资格给出身红五类的工农兵学员上课呢?但作为任务,自己再不好意思也得上,就像“丑媳妇总得见公婆”那样。课程完全是新型的,是按毛在文革开始时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重新组合的。把四门基础课合成一门。我的课占的学时最少,而要对没有一点化学基础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要讲懂人体有关的物质组成和生物化学过程,一起只有十几个学时,其中还包括两三个学时的最基本的化学常识,给他们讲讲譬如什么叫元素,什么叫原子、分子和什么叫化学反应等等基本概念,以这作为学生化的基础。那只有当时的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教师能大胆想象那样的学制了。那能培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生。当时需要贯彻的教育革命内容很多,既要贯彻“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还要贯彻“把医药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既感到能重新当上教师而庆幸,但又感到紧张,想着这课我能胜任吗?

至于当时入学的那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是怎么招进来的,那不是我的事。中国特色的东西很多,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就是根据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大公无私的精神做好教的工作。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对那批一点化学基础都没有的学员,怎么让他们稍稍懂得点化学基本概念,知道人体是由哪些物质组成的?什么是蛋白质、核酸、碳水化合物、脂肪?什么叫做新陈代谢?人体需要哪些营养成分?等等最基本的生化常识。我对我能讲好这几堂课毫无信心。我被安排和一位生理学教师,一位解剖学教师还有一位组胚学教师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上两个班的医学基础课。一个班是部队来的穿军装的学员,还有一个班是穿干部服的工农学员。

部队学员大半是女的,少数男学员坐在后面两排。上课的秩序很好,一个个都精神饱满地坐得很端正。开始上课时由班长喊口令,很有礼貌。真使我感到难为情去面对这些红五类的学员。开讲之后看去他们注意力都很集中,我当时认为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但当我提出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问他们,我请一位学员回答我的问题。她站起来了,站得很端正,大声回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念完就坐下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当时被她搞胡涂了,一时想不过来,答非所问,那意思好像是表示她没有听懂?还是在说我没有搞懂所教的内容就给他们上课?要造我的反?如果是她自己没有听懂那就说没有听懂不就行了,引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那是什么意思?这是部队的规矩?而那学员仍是精神饱满地两眼直视前方坐得笔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没有料到竟有那样的回答,还是第一遭遇到这种情况,又一时不敢肯定她那话是指我没有弄懂呢,还是说她自己。当时觉得很尴尬,有点紧张,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定一定神,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她大概不是在说我没有搞懂就给他们讲课。那意思大概是表示她自己没有听懂,稍稍放心了些。于是另请一位学员回答刚才的问题。没有料到她也如法炮制,也站起来念了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念完也就照样坐下了。这样表示法难道是部队的规矩?而我也没有料到自己的教学效果会如此之差!这么简单,只相当小学或至多初中一年级水平的问题竟然都没有表达清楚?而既然他们都没有听懂又为什么不向教师提问呢?不好理解。那或许又是部队的规矩?最后我自己回答了刚才提出的问题,再问他们听明白了没有。又没有料到全班一起大声回答得很响,并且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的:“听—明—白—了!!!”我的耳朵震得喤喤发响,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没有料到他们会在教室里这么大声一齐喊。我当时真有点懊悔,那时是冷天,我都好像有点汗滋滋的。早知如此我就不该上课时向他们提问。但他们依然都是脸部毫无表情的,一个个就像木头人一样坐着。我心中无数起来,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了没有,又像唐·吉诃德那样没有胆量再试试用纸板糊的头盔经不经得起用刀劈,没敢再问他们第二遍。我怕有可能如果再叫起一位来问问,仍然会是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如果是那样,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台阶。我唯一的体会是那批解放军学员纪律很好。但要他们真正理解生物化学最简单的内容也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懂不懂生化。穿蓝布干部服的工农学员的班没有那么多规矩,上课秩序较乱,估计也多数人并没有听懂课上讲的。但有人敢提问,表明有人在思考,学习反而比较活跃。我的课很快就过去了。我就陪着他们上解剖学、组识学和生理学。我也有不少收获,如果真正四门基础课打通,我估计能应付得过来。今后只要教教这种水平的学员就行了。

课还没有上多久,又插入一段“拉练”的额外任务。那个年头仍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中。拉练就是行军,全校师生凡能走动的基本上都参加了,在外行军一个月。拉练结束没有隔多久,又发生林彪出逃事件。后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曝露了杭州的空五军、上海的空四军和浙江的二十军曾都参与过林彪夺权的阴谋,是林彪的死党。据发到基层传阅的中央文件,当时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曾参与密谋用飞机轰炸毛的专用列车;空四军的政委江腾鲛则策划在上海车站制造油罐爆炸事件,准备炸死老毛。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两位参与了未遂阴谋政变的政委的女儿都在我们的那届工农兵学员中。在我教过的那批学员中,部队来的那几个班基本上就是空五军、空四军和二十军的干部子女。不过那两位政委的女儿没有在我教过的班上。后来林彪摔死后揭发出来的内幕,联系到一些与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和上海的空四军的高干有关的事。那时才知道在那次拉练中那批部队学员中的干部子女中有许多都得到他们的家长的关照带有巧克力、牛肉干、肉松和猪油之类“营养品”。叫他们在外面拉练时自己偷偷吃来补充营养。而其它参加拉练的教师和学生们基本上天天都吃得很清淡,整个行程没有吃过几顿荤。巧克力在那个年代还是很洋气的名词,我好像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就没有见过那东西。学员中也还有些是中央大员的子女。同时也弄清了那次拉练时和我们几乎是全程同步平行的那支小部队是空五军派来保护他们的干部子女的。我没有弄懂在我们大队伍行军时哪有什么必要需要一支部队来保护。怕有人来破坏拉练吗?那时有好多教师想象的却是那支小部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保护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实在也太书生气,想得太美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搞到连那些当权的干部的子女也只能上只有一年的培训班也确实让人感到那十年期间已没有什么人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国家元气已快耗尽了。但话说回来,一般老百姓的子女连那样的机会也还远远轮不上。他们要被送去上山下乡、去黑龙江、去新疆。如此看轻知识就叫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对知识的蔑视和妒恨。

后来又停课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除了革命师生上台发言揭发批判外,也安排了陈励耘和江腾鲛的女儿上台,令她们揭发、批判和控诉她们的父母。她们都被赵政委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他们在台上的表现给人的印象,在政治上都显得十分老练,看去都神色泰然,完全不动声色,好像家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不是感到慌乱或无地自容。她们在揭发控诉中称她们的父亲为“反革命分子陈励耘”、“反革命分子江腾鲛”,称自己的母亲为“反革命分子XXX的臭婆娘”,似乎她们已和家庭完全割断了关系。我很怀疑那是她们真的感情。她们所谓的揭发,其实也只能称得上是些生活中的琐事。不过也应该相信她们可能确实并不知道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说她们是反革命分子看来也只是赵政委的别有用心——他要保护他的主子当时的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二十军政委南萍。而其实二十军后来也被证实参与了那次军事政变。听说那两名女学生后来在结业以后仍回到部队去。我当时还想不过来,那样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还能当兵?有人就向我解释说那种人总要给她一个去处的,她们本身又没有参与谋害毛主席的阴谋,但总得有个地方看管起来。那还是放在部队好。

那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大概一共只学了不到半年的医学基础课,中间又经过拉练,接着又是林彪事件后停课批判林彪,然后转移到附属医院去学临床课程了。他们学到了多少医学基础知识只有天知道。他们的临床实习放在省内好几个地区。我们基础课教师也被安排到各个实习基地去,为的是作为教学改革的一种尝试。让基础课教师知道临床工作需要讲些什么基础知识。我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而实际上问题的根本在于好多临床大夫忘光了基础知识,并且没有得到及时更新。他们不懂得像生化那样的发展中学科的知识更新得很快,每年都在增加新内容。因此不少医生多半依靠经验行事,强调经验的重要,基础都忘得差不多了,也学不进了,和当前的知识水平严重脱节。而当时的领导,只知道临床工作与基础的脱节,开的方子却是要改造基础课,要“基础为临床服务”而还不懂要对医生们进行继续教育。我认为他们是把本末关系搞反了,可以说是只从实用出发的。这样我们就被分组安排到各个实习基地去。我被分配到长兴去带教学。同去那里的有生理学的俞德章教授、解剖学的老俞还有两位体育教师和两名工宣队员。工宣队是跟去掌握大方向的。我们几个人同住一间屋,男学生就住在我们隔壁。还有一位组胚学的女教师和马列主义女教师及女学生们住在医院里。老俞是我们那批教师中唯一的党员,我们听从他的指挥。另外内科的夏医师和其它医生,包括外科的李医师和妇产科的蒋医师,还有一位中医学院合并过来的中医蒋老先生一起在指导学生的临床实习。他们也住在医院里面。每天一早两位体育老师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和我们几个基础课教师出去跑一圈。天气很冷,好几次我们都是在满地是霜的路上,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冒着水汽奔跑。那就是体育老师每天主要的工作了。他们空下来的时候或是去看开刀,他们对那有兴趣,以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不然就只能睡大觉,无所事事。我也很无聊,每天也参加查病房,听听医生们怎么讲。空下来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好。后来在街上书店里买了几本闲书,没事就看看闲书。文革期间书店里基本上都是毛的著作和马列的书,长兴城里的书店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学校,至多只有高中,而高中其实已没有学生了。所谓闲书也只有些很浅的科普方面的书,譬如关于射流技术和自动控制之类小册子。我利用那段无聊的时间粗粗了解一点以前不懂的东西罢了。那时那批学生分成几个组在内、外科实习。在外科实习的那批学生,他们上手术台做手术的机会不多,主要是看外科医师怎么做手术,在手术台边递递血管钳之类。他们大概每人只有一次主刀做手术的实习机会,当然都只是些较小的手术。有时我们这些教师也站在后面看手术。那些学生毛手毛脚的,他们在那之前还只做了一两次动物手术实验。有一次一个女学生主刀做阑尾切除手术,那是个最简单的腹部手术了,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训练,不当心把病人的肠子划破了。幸亏李医师立即发觉了,他在旁边大概心里很恼火,脸都恼红了。但也不便说她,因为病人还不知道出了事故。而李医师自己又是刚解放不久,那些学生倒都是些红五类,就更不便教训那学生。只得立刻把那女学生换下来,由他来处理那事故。手术做了很长时间,腹腔里放了药,安置了引流管。那女病人猜到了出了事故,哭了起来。

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那批学生以学做一种结扎输卵管的绝育手术为主,他们在医院学着做过两次之后,就分组下乡去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了。我曾受命跟着他们一个组下乡去做那种手术,说我是带队的。虽然那是个小手术,但对那些学员来说也不容易,开头让他们做手术的那些妇女吃了不小的苦头。何况那手术只用了点皮下注射的局部麻醉药就上马的,而内脏可是能感到痛的。布置的临时简易手术室用两张长桌当手术台并排放着,顶上吊了张大的塑料布挡灰尘,只看着那些妇女痛得大声哼哼,往往一个喊痛另一个手术台上的也就喊痛,相互影响很大。有的妇女咬着块毛巾满头的汗珠黄豆般大,那些学生也头上冒汗。看了真不是滋味,我都感到好像自己也在冒汗,尽管天气很冷,简易手术室里连个火都没有。那些工农兵学员冻得手都不灵活,又是毛手毛脚地,看起来就像在阉猪一样。我不由得想着,其实我又不会做手术,安排我陪他们去能干些什么呢?仅仅因为我是教师?说是我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心里要塌实些。而我自己都心里不塌实,生怕他们出事故。万一出了事故,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真是提心吊胆。那两位体育老师也各带一个队下乡去做手术。他们可能比我更心中无数些。但他们胆子大,正好可以给那些胆却的学生壮胆。 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仅仅是按照培养赤脚医生的要求培训的。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和训练也至多当个卫生兵或赤脚医生罢了——也还不能算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不过实际上他们大都有好的去处,至少是当时社会上大量的失学又失业而要分配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青年羡慕不已,可望而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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