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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二)


作者:老糟


和工宣队员在一起的日子

整个文化大革命对如我之类臭老九来说,实际上是一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灾难。一个人就可以发动一场近十亿人的混战,十亿人都吃尽了苦头,最后参与了那场混战的人们又都被说成都是犯了错误的,惟独顶头上才是绝对正确的。这种逻辑可与古代的寓言“指鹿为马”相比——上面怎么说都是真理。事实如何大家都看见了,但都不敢吭声。而是必须按一个人或其代言人来认定。譬如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当时全国乱成一片,究竟是否真的好呢?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公开表态只能说大好,说小好也不行,更不能说不好。工宣队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派来执行指鹿为马的。他们中的多数其实懂得很有限,他们被冠为领导阶级,而有很强烈的优越感,正好被利用。而所派来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无非是些所谓出身成份好的,在文革中造反精神强烈和立场、观点“正确”并且属于“站对了队的”造反派。在浙江当时就是指他们所在的造反派组识是属于“省联总”这个全省最大的造反派派系的。这个派系曾使用过武装进攻的办法,用上了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进攻萧山等地观点不同的造反派(当时被称为“老保”)。削平了别的山头,把全省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解放”萧山那天晚上杭州城里能听见一夜的隆隆炮声,死了多少人没有说起。省联总的几名大头目如张永生、翁森鹤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都曾被押解到全省各地去流动批斗,肃清其流毒,并被判了死缓或无期徒刑送到青海去劳改了。也有的坏头头在文革结束后的审查期间畏罪自杀了的。由此不难理解当时由他们派来的所谓工宣队其实是带了派性的指示来控制学校的。文革结束后被叶剑英元帅定性为“一场浩劫”。当年工宣队之所为也只能说如同助纣为虐的鹰犬爪牙之类,一无是处了。

总的来讲,我对进校的工宣队员,具体到人,倒并没有太多恶感,他们基本上都是铁路系统的员工。自从工宣队进校以来我前前后后结识过好几批工宣队员。客观地说,其中不少人还是比较单纯的,不过现在想来他们是被带上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光环受利用的。只有少数工宣队员对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有的还能私下里和我谈些心里话,并且没有架子,能体己地问问我所处的境遇,有时还透露些情况给我听。后来我才知道所派来的工宣队员,其实并不都是工人,有的是铁路系统的干部、职员。但是我所认为那些比较正直的工宣队员有的后来被上面认为是犯了错误而被调走了。军宣队员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相反的情况也有,那些人缺乏人性。有一次有一名工宣队的干部来给教师连的教师讲话,他一走上讲台就连连呸!呸!呸!地吐口水,嘴里骂着“你们这批臭知识分子!臭得要死!……”骂了一长串,大家都很惊讶,说这人怎么的了?好像有点精神失常。那次讲话就是从头到尾把知识分子臭骂了一场。后来红五类的教师中有人去了解了那人的底细,其实那是南星桥火车站的一名会计。他本人也可算个小知识分子,不过当时他的身份是工宣队员罢了。

文革期间,在工宣队进校之后教师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属教师连的编制,工宣队在教师连的领导是中队长。军宣队在教师连派有一名指导员,是派来掌握大方向的。有一段时间教师连有一名指导员其实在部队时只是名驾驶兵。只有红五类的教师敢于背后议论他,说他只适于掌握汽车的大方向。有一次组织教师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双抢),屠宝琦教授(党员)那时年过七十了,也正在受审查,中暑晕过去了。微生物学教研室的教师们都很着急,赶快报告指导员,请示他怎么办。他竟然说“这种人死了不就算了”。同事们觉得他那话不对头,有人赶去打了电话,来了急救车把屠老先生送去医院抢救才算脱险。屠老先生出院后回我们这个受审查的人的学习组参加学习时说得很风趣,他说其实那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那下就去了倒也了了。那他倒帮了我个大忙。而那之前我们在富阳农村接受再教育期间,当时的那位指导员却很诚恳,除了自己劳动很勤奋,待人也很和善,对问题有分析判断能力,并且很替别人着想。而后来却被他的上级认为是犯了错误的。他苦笑着对大家告别说他犯错误了要被调回部队去了。后来来接替他的就是那位驾驶兵。

教师基本上按教研室分班,几个班归一个排。排里的每个班都有一两名工宣队员。平时在操场开大会时要求每名教师端一只小凳子去,一个班排成直的一行坐。要求凳子两手端在前面,要端得正,不能夹着或一只手提着。坐下来要坐得正,不许谈话或交头接耳,并且要坐下来就唱语录歌,直到正式开会。每次大会结束工宣队中队长都要表扬和批评一些班的表现,譬如:“二班今天表现好,凳子端得很正,走得很齐,坐下来就唱语录歌……”、“三班今天表现不好,队伍排得不齐,凳子端得不正,还随便讲话……”他们按管理小学生那样的要求来管理我们。我真有点感到像是返老还童在重温儿时在幼儿园里的日子了。

由于我在清队运动中的身份是受审查的,这就接触了一些一般群众不会碰到的事。群众专政指挥部是工宣队进校后为了即将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立的机构。勒令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及其家属都得去报到。我当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去报到,在规定的三天之内,我第一天就去了。那里坐着个胖乎乎的工宣队员,瞪眼看了我一眼,我说明是来报到的。他叫我对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先请罪,行三鞠躬礼,然后填表登记,连家里有几口人,工资收入多少,犯的什么罪行、属于哪一类都要写清楚,并且叫我看清楚墙上的规定。那上面对专政对象有多少个不准。要我一条一条大声念一遍。在那里碰见了几位我没有料到也会来报到的教师,他们有的还是党员,只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好,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当然那些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也都去报了到。那之后群众专政指挥部倒也没有找我多少麻烦。我的专案是由一名叫叶青苗的工宣队员负责的,他和我打的交道最多,我吃他的苦头也最大,他曾经三次动手打过我。

大约在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一个多月后,一天,校内的木工头老杜,他当时是作为校一级“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成员和一名工宣队的较高级的头头来找我。老杜是我早先很熟悉的,我文革前和他在工作中曾有多次接触,他们首先说明是来向我了解情况的,找了个没有人的小房间坐下后,他们解释说来找我的事与我无关,只要我提供真实情况。他们问我那群众专政办公室的胖子有没有向我借过钱。我先是感到很诧异,怎么会有那样的事?然后告诉他们没有过,他们再问了一遍,我再次肯定了。他们才告诉我那家伙不老实向一些教授、讲师都“借”了钱。说是“借”,其实是敲诈。然后关照我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他们要保护工宣队的名声。他们向我了解过情况后就走了。后来在学习小组会上,蔡堡教授和屠宝琦教授都说起了他们遭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工宣队员的敲诈的事。都被那胖子“借”去了上百块钱。大家听得都很诧异,但都不作声。我只是因为工资低,当时已经是当了17年的助教了,但一个月还只有59元。大概那胖子从我所填的表格知道从我身上挤不出多少油水而没有敲我的竹杠。

叶青苗是我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遇到的对头,是位复员军人、铁路工人还是党员。他有强烈的造反派感情,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轻视感。对我们那批受审查的“有严重历史问题”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态度是严厉的,感情是强烈的。他对我特别感兴趣,那成了我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因为我在解放前出于对无线电的兴趣和爱好加入过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系主任孟昭英教授是国际和国内知名的专家,曾经就是这个协会的会长。但估计也是出于防范的考虑,国民党政府也怕协会被搞地下工作的异己分子利用于通讯而让协会受控于军统。我在文革期间街头见到过油印小报上刊登了孟昭英教授的“交代”。他说明了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无线电协会会长和那个协会是受控于军统这样一个事实。我看得心惊肉跳,考虑再三我还是主动老实地汇报了我曾经参加过中国无线电协会的事,当时考虑的是如果自己不讲,万一查出来就很被动,而反正我又没有从事什么特务活动。运动仍在进行,既因为我是摘帽右派,还因为我在解放前念中学时参加过“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那时我参加那个协会仅仅是因为对无线电的爱好,自己在动手装收音机。我早年曾自己动手装过9个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对20公尺业余波段最感兴趣,整天想的是CQ。解放以后CQ已是不可能了,但作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我仍喜欢自己动手装收音机,并且总想看看自己装的收音机能收听到多少远而弱的信号来检验自己装的收音机的性能。我收到过许多信号很弱而奇奇怪怪的电台,根本听不懂说的是些什么话,当然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事,也不明确是来自哪个国家的电台。后来知道那多半是东南亚国家和朝鲜、韩国及日本的电台。真正的“敌台”——台湾和美国之音是收不到的。因为都被严实地掩盖掉了。但收听过那些听不懂的电台后来在文革的“清队”阶段都被造反派和工宣队硬说是“收听敌台”。审查我的这些问题主要在小组里,群众专政指挥部并不过问这些事,但叶青苗这位工宣队员是专管我的“专案”的。当时按造反派的逻辑几乎把除了中国电台,还有理论上存在而实际上收不到的阿尔巴尼亚电台不当作敌台之外,所有国外的电台不管听不听得懂都成了“敌台”了,苏联和朝鲜广播那时当然也属敌台。凡是从收音机里听见了听不懂的电台都是“偷听敌台”。我对造反派和叶青苗这类讲法感到他们实在没有头脑。像他们那么说的话,中国岂不是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不感到树敌过多么?在严厉地逼供和他们的理论推论下我被论证为多次收听过“敌台”。文革初期所收听到的唯一的一次真正称得上敌台的大概那是个在国内的电台,开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敌台”。那电台叫个什么名字记不确切了,只能说得清那大概与解放军有关,叫个“解放军之声”(?)之类。那里面公开号召推翻毛的政权。我当时吓了一跳,立即把收音机关掉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收到那样的电台,而当时就立即意识到那是文革的对立面。他们就进一步逼迫我交代我听了些什么内容。这我就无法进一步说得清了,因为本来就没有听见几句话,我被断定为不老实交待。此外其实我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听得懂的话,从何交代起内容呢?我只有几次收到过朝鲜的电台,那是从放的朝鲜国歌的曲调我知道那是朝鲜电台而已,而其实也没有听懂任何内容,不过我喜欢朝鲜的音乐罢了。但那也算收听了敌台,因为那时中国和朝鲜也算是敌对的。按他们算的帐,我被说成一贯地收听敌台达几百次之多。很滑稽的是正在那时,中国和朝鲜恢复了邦交,周恩来访问了平壤,金日成亲自到机场迎接。还组织我们去看了记录电影。说我收听敌台的帐就不大好算。

叶青苗对我的问题有特殊的兴趣。往往他一个人要和我在这些问题上要磨到深夜,仔细盘问我具体的情节。有些话我都不知道重复说了多少遍。他的问题还带点技术性,他要问什么样的收音机才收得到敌台或外国电台,要在什么时间收,等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那样和我磨到了十一点过,外面已没有什么人了。他仍对我大声呼喝着要我重写交待,而我的回答总是低声下气的、无可奈何的。后来有一次,时间也差不多了,他把房门掩上,从口袋里掏出个半导体收音机来给我看。他要我仔细看看他那半导体收音机,问我为什么他那机器只能收到一个电台。我对他解释他那机器是最简单的三个低频晶体管的收音机。那时国内还没有调频电台,杭州也只有一个功率较大的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是中波波段的。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装多收些电台。我告诉他那收音机要改装成那样的根本不可能。因为线路太简单,晶体管也很低档,国内那时还刚开始试生产晶体管,所谓民用的大都质量不过关。他先是蛮不讲理地要我把他那小半导体收音机弄响一点,多收几个电台。命令我当天晚上就给他弄好,并且同时要写好我的交代——交代听过那些敌台、听见了那些内容,勒令我明天早晨都要交给他,两件事一定都要完成。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那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其实已没有什么隐瞒的事可以再能交代的了。而他那半导体不增加放大量不可能再响了。要多收几个电台就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可能一个晚上不睡觉完成他要求的既给他把半导体收音机弄得更响些同时又写好我的所谓“交代”。我一再给他解释我实在做不到。后来他考虑了一下要我先写交代,同时给他另外装个半导体收音机要多收些电台的,响一些的。我回答他说响一点还有可能做到,多收几个电台必须改用高一级的线路,并且要用高频晶体管,天线磁棒也要换成高频的,并且要装成超外差式的线路才行。在当时国内晶体管水平还只有低频管比较可用的年代要收外地十分困难。他其实不考虑我讲的道理,只是蛮不讲理地强令我一定要两样都完成。他质问我说我那“偷听敌台”的收音机怎么能收那么多电台?我对他解释说我那是电子管的收音机而不是晶体管的。晶体管收音机现在刚出现,水平还很低做不到这点。他威胁说:“那我不管,反正你要给我弄好,不然你过不了关。”我不得已只好对他说那么零件和材料总得先买到才能装啰,并且不是当时都能配齐,更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能装成的。于是他要我先去买零件材料。我只好对他说:“那么你先拿点钱来吧,我替你去买。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不料他光火了,对我说:“这钱要你出的!”我听了当时没有作声。明白了,我碰到流氓无赖了。说来很漂亮,既是工宣队员,又是复员军人,还是党员。原来竟是这样的货色!我从心里瞧不起这种人。但只好慢慢地向他解释说我一个月工资只有59块钱,还得养家……,他听了不耐烦,打断我的话说:“这些事我不管,反正你要给我办到!”那意思如果我不替他做到,就等着下场吧。以后几天反正每天晚上就是和他磨。我怎么向他解释也不解决问题。当他知道达不到目的,我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耍威风动手打人。我挨过他几个耳光。最后当他就要调走时还狠狠揍了我一顿,他卡住我的脖子使劲把我往地下摔。我知道他那一着厉害,着地时用手先撑住了,还好没有头先着地。手掌上的皮擦破了。随即他踢了我两脚。右腿上踢伤的那块乌青一个多月后才慢慢退掉。鉴于工宣队的威风,这事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我都还不敢对人提起。幸亏那次他狠狠打了我之后那姓叶的不见了,过了些时我才知道他调走了。

工宣队副中队长老吴看去人是比较老实的,不过似乎头脑很简单,他是紧跟文化大革命中各项指示的。我们在一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把我视为他经管的教师连中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过他对我“谈话”的次数却不少,把我当他经手的“重点问题”来抓。每次晚上结束对我的批斗后,在向毛主席像“晚汇报”时他经常念的是:“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现在我们向您老人家汇报我们今天的工作。今天我们批斗了右派分子X,但是右派分子X极不老实,仍在负偶(隅)顽抗,自绝于人民,拒绝向人民低头认罪。我们严正警告右派分子X,滑是滑不过去的。顽固分子总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屎)堆……”清队时他按照上面的指示,把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关在一起,要我们背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篇文章。要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处在人民军队包围中已经走投无路的人民的敌人来对待。我们后来在富阳万市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段时间,那时我的问题是审查完了,但还没有发落,他仍经常关心我的事,一有机会就要训我几句。不过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受审查的有问题的人平时以劳动为主。而我在劳动问题上不吃亏,因为我有以前下放在农村三年的劳动基础。

在万市农村时,药学系那个队的李老师当时也在受审查,一天他利用休息日到小镇上去买了些药——他大概有炎症,买了一瓶(100片)磺胺药,这就闯下了大祸。工宣队得知后当件大事来抓。他们要考虑的是“影响”问题,因为农民都是很穷的,有了病看不起医生,吃不起药。解放这么多年来仍是那样的。因此上面(包括工宣队领导)规定我们的工资对农民要保密,看病吃药也要对农民保密。那被说成是为了维护工农联盟。怎么正在受审查挨批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审查期间还如此嚣张,敢于去买那么多药?那是极左的年代,逻辑是不同的。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被认为是影响极坏的坏事,是“破坏工农联盟”的大事。他们认为难道生了点病就一定要吃药?其实100片磺胺药也只不过一小瓶,如果考虑到一次炎症用掉的磺胺药往往需要几十片,而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平时难得有去小镇上的机会,算起来那也并不过分。但工宣队考虑的问题是不能让农民知道教师买得起药。李老师跑到小镇上一次竟买了一瓶药,而老乡们可能一次就只买几粒药。后来工宣队就发动了一场对受审查的“牛鬼蛇神”们有没有去小镇上买过药和自己有没有带药下农村来的审查和大搜查。工宣队是这样来严肃地维护工农联盟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的。于是下令所有被审查的“牛鬼蛇神”教师都要自己交代有没有去过小镇上买过药,买过多少药,并要每个人打开背包被搜查一遍(革命群众不需要受检查),要查的问题是批斗对象是否带有药。我被查出来了带了些消炎痛片,因为我常患关节痛,还有平时吃高血压症的降压药都被搜去了。工宣队副中队长老吴同志当时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严重的啊?就那么贪生怕死?出来接受再教育还要带什么药?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有点小病小痛不吃药也行,或者吃点草药不就行了!……”训了一顿,药全部被没收了。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左右又发还给我,再教训我说药还是可以吃的,不过不要让老乡看见了影响工农团结。我懂了,原来当年工农联盟是靠隐瞒和哄骗来维持的。外文教研室的王竹林教授也处在被审查之中,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解放前有过与外国人来往的简单历史问题。不过按当时的标准他也算是“牛鬼蛇神”,属里通外国的。他大概并不清楚为了维护工农联盟不准向农民透露自己的工资额的规定,有一次工间休息时有几位老乡问他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他实说了。农民传开了,工宣队很恼火。当天晚上批斗了他,第二天出工勒令他当着老乡的面向老乡们“更正”。他只得站在农民面前检讨说他昨天说的他每月工资有两百多元是在胡说,是放屁!其实他没有那么多钱……老乡们将信将疑地听完了他的认罪交待什么也没有说。

文化大革命中节外生枝的事很多。医学院校的教学改革要响应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因此要学习中草药知识。当时校园里建起了百草园,种了许多草药并且常组织教师学生上山采草药。派到我们学校来的工宣队也多了一件事,他们也跟着学了些中草药常识。当时在提倡认识草药和熟悉草药的性味,那与医药卫生面向农村有关。工宣队副中队长老吴同志也跟着大家学中草药知识,也认识了些草药。可惜他学得不精,有点粗枝大叶,没有十分认准那些草药的形态特征。他也知道了虎杖,知道那又叫“活血龙”是一味可以“活血”的好药。有一次他回诸暨老家探望他老娘,他就用他学得的草药知识为他娘上山去采活血龙。遗憾的是他其实采回家的不是虎杖,而是有毒的博落廻(老吴带了标本回来让大家看,大家才明白的)。那可是一种罂粟科的剧毒草药,可用来毒杀粪缸里的蛆。其实博落廻与虎杖的形态差别相当大,不知他怎么会搞混的。他把采回家的博落廻当成活血龙煎成汤给他娘吃了。听这位孝子自己说几个小时后他娘就被药死了。当我们见到老吴回校再来继续领导我们时,他手臂上佩着黑纱,但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悲哀或者感到内疚的样子——他或许想到的是毛主席的教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看去仍是很坚强的。我有时遐想,如果老吴同志不是因为派来我们学校当工宣队员,那他就不会和医学院校的教师一起学中草药,也就不会发生那次把自己的亲娘毒死的悲剧了。后来老吴调离我们学校时,清队运动尚未结束,那时我还没有被解放,审查是结束了但还挂在那里等候处理。我们那个组的人都送他到校门口,我也跟在大家后面去送他。我当然感谢他对我的“挽救”,想对他说几句感激的话。老吴同志只远远地斜着眼朝我瞟了一眼没有理睬我。看来他的确是立场很坚定的,和我划清界限对于他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

四人帮被捕之后,最后留在校内的那批工宣队员大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不再显威风了。人们也开始不大注意他们的存在了。有的工宣队员找我叹苦境,对我表示友好。他们好像一下子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许多。也有的工宣队员和我们同样感到欢庆,我们还是有共同感情的。文革结束,后来所有工宣队员都撤出学校,那之后我只见到过两位当年的工宣队员。一位就是当时的副中队长老吴同志。当年我们打的交道还是比较多的,应算是故人了。有一次他从诸暨来找他当年相好的一位实验员,为的是他要去医院看病,找他介绍个医生照顾一下。我当时正忙于课务的事,那时文革后第一期经过考试招进来的77届新生已经入学了(从那时起77届改为77年入学的意思)。我那时担任了教研室的教学秘书又兼实验室总负责,还要上一大段大班课,工作很忙。他走进实验准备室,我正在和实验员们商量一些实验准备的事。他避开我的目光,当没有看见我,只找他要找的那位实验员。我猜他大概还要继续和我划清界限。既然如此,我也就干我的事不想和他打交道了。另外见到的一位是当年驻校工宣队的大队长,他当年经管的都是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大方向的大事。文革结束后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恢复原来的老行当了,手里举了面小旗子拿了只电喇叭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大声呼喊着带领乘客们排队进站。


工宣教子的故事

这是毛头讲给我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清队期间再一次抄家,把父亲的藏书都抄走了,那些书都是线装的古书,一共有一千四百多本(注: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赔偿给我家144元人民币,折合1角钱一本)。父母亲退休来杭,因为所分配的居民区的房间很小放不下父亲带回来的那么多术,还有一大半书不得不寄放在我学校里教研室的化学试剂仓库里,那是我请示了教研室主任得到允许的。很幸运的是文革开始后没有人想起那事。不过被抄走的那些书却是父亲最心爱的。那天晚上父亲就发生了脑溢血,急送医院抢救。父亲病危时,毛头赶来了杭州。父亲的病只拖了八天,安葬了父亲之后,为了安慰母亲、陪伴母亲,毛头在杭州住了些时。当时运动仍在继续,我正在挨整。稍有空时偶尔能请准假回家看望母亲,有时能和毛头谈上几句闲话。

文革中,那时毛头还仅仅是个火电安装专业的小技术员。他那单位是火电安装的大单位,那时还没有公司的叫法。工人和技术员都很多,原先平时同在一起工作,彼此都是平等的。到挑选工宣队员时要讲究阶级成份和政治表现了,只有“红五类”的工人和技术员才能当上工宣队员。那就只是少数人有那样的资格了。毛头当然没有资格当工宣队员,因为家庭背景不好,亲属中有右派。选去“支左”的工宣队员当然都是些属红五类的。而毛头说他们平时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彼此都心中明白,未必与他们的光荣出身相符,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后来在他们那单位里就流传着一些派出的工宣队员的笑话。“工宣教子”的故事就是那年他回杭州来看望母亲时讲给我们听的。那位师傅在工宣队里还是个某一级的队长。因为他当上了工宣队长,身份不同了,走路的姿态也变了,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仿佛样样都要立起个规矩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的架势。那些留在厂里的人背后笑话他那时的做作的样子。

他感到自己身份不同后,想着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对孩子的教育也严格起来了。一天他从外面回家,走到家门口就听见两个儿子在里面吵架,他那大儿子在骂小儿子“我操你妈!”,而小儿子也骂他哥“我操你妈!”。他听见了抢上两步推门进了房。指着那小儿子大声质问那大儿子“他妈是你谁?”,又指着那大儿子质问那小儿子“他妈是你谁?” 于是火上心头,给那两个小鬼一人一记耳光,然后对那两个小鬼忿忿地骂了一句“我操你奶奶!”。这事让隔壁邻居听见了,于是传开了。在毛头他们单位后来对这个故事起了个名字,就叫“工宣教子”。故事虽很简单也颇令人解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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