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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


作者:老糟


跌碎了毛主席像

一九六六年天凉后那段时间,社会上正乱得慌,开始了大树特树毛的个人权威的运动,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那时起人手必须有一本红色封面的毛的语录,并且每个人都必须佩戴毛的胸像章。家家户户都得在以前相当于神龛的位置摆放一个毛的石膏像。这是杭州特色,别地不知道是否也是这样。父母亲退休来杭后住在东园新村工人宿舍楼上的加层房子里,他们也按规定照样办了一份。那是居民区的小组长(一个工人家庭的主妇)特地来关照的。一天我抽空去看望双亲,看见他们也摆放着一具毛的石膏像。由于房间小,只能把它放在方桌上。那偶像有将近一尺高,靠墙放着,淡绿色的,外面有一层油漆,说是晚上用灯照过后会发光。那象征着毛的伟大和神圣。但那石膏层简直是薄壳结构的,只有薄薄一层石膏。我想,在那乱哄哄的日子里,家里有那么一件东西也好。总表示自己是顺从和臣服的,愿意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反对毛的意思。这样做当时是必要的,起着良民证样的作用。我稍稍看了下那上大下小的半身像,不无忧心地安慰我父母说 “这样也好。”谈了些家常后我就回宿舍去了。

我第二次去看望父母亲是一个星期后的晚上。老人家的房门关着,我在门外喊了声妈,母亲把门开得小小的一条缝放我进去,我一进房她马上把门掩上了。两位老人脸上都有一种恐慌、紧张而盼望我来的神色。我一进门母亲就有点怪责我的口气问我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低声问他们“怎么了?”他们都有如同大祸来临的神情,附在我耳朵上轻声对我说:“不好啊,毛主席石膏像跌碎了。”我转身看那桌上,那石膏像不是仍好好的么?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父母亲解释说前几天母亲在整理桌子时,一不当心把擦桌布扫着了那石膏像底部,那本来就轻飘飘而又头重脚轻的偶像在桌上摇晃了两下,一头就栽到桌子底下,当时也就跌得粉碎了。老人们一时不知所措,赶紧关上了门。桌子下面是一堆石膏碎片,他们赶紧把它收拾了用一张旧报纸包起来。当时他们的惊慌我可以想象,待惊魂稍定后老人家商量着这事怎么办。后来商量定了得赶紧去买(当时要说“请”而不能说买)一个一式一样的石膏像来放上,遮人眼目。不过不能在附近买,被邻居看见要引起怀疑。因此母亲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石膏像用只小旅行袋装了回来放在原来的位置。至于那堆碎片怎么处理他们一时没了主意。在随时可能被红卫兵闯进来抄家的情况下,放在家了总是祸水。丢到垃圾桶里去是绝对不行的,立即会被居民发现而去汇报,以后就会挨家挨户地查,查出来了毁坏毛主席的形象在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罪。按照当时所见的狂暴,红卫兵不知会干出些什么来。因此他们一直忧心忡忡,日夜在盼我早点来,商量着怎么处理那祸水。因此那晚我去了,他们见到我都有一种惊慌而又急于求救的神色。我宽慰他们说“不要紧,这事情好办”。

石膏这玩意儿我熟悉,以前我就做过石膏模型。从化学讲,石膏我也很了解,不就是硫酸钙。做石膏模型的石膏叫做煅石膏,是含有半个分子结晶水的。浇成了模型,凝固时又恢复为含两分子结晶水的生石膏了。但是石膏用火烧过了头就会失去全部结晶水,而成为无水石膏就结不起来,那就是做粉笔的材料了。那要完全溶化后再重结晶才能恢复为生石膏。因此那些石膏像的碎片只要在煤球炉上烧透就散掉了。他们得知那么好办就一下子放了心。母亲当时就打开了炉子,等火旺起来了,他们看着我怎么办。我把那些碎块放在炉火上,先发出阵难闻的油漆烧焦的怪臭,等烧透后冷下来。那些碎块用手一捏就都酥掉了。没有多少时间我把它们都捏成了一堆粉末。老人们都很高兴,仿佛得了救。这么多天来父母亲才有了笑容。我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堆垃圾由我来处理吧,我回去路上把它们丢得远远的。


临安所见的漆饼干筒运动

临安人民医院的漆饼干筒活动在文革一开始的“扫四旧”运动中就自发地进行了。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封、资、修的文化。他们的聪明就想到了每家每户都有的饼干筒上的图案应该属封资修的。当地老百姓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不过仅此而已。他们哪里想到是毛泽东为了要搞掉刘少奇!

在那个年头为了饼干防潮,需把饼干放在饼干筒里。好的饼干有用铁皮做的饼干筒装了卖的,可以防潮。不象今天只要把饼干或者鸡蛋卷放在密封的塑料袋里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的生活要比现在烦琐得多咧!因为中国那时还没有塑料食品袋。上海的大商店里会把一只透明的塑料袋装满了水吊在高处做装饰,让顾客们看了惊讶不已——居然那塑料袋会不漏!那时的人穷,难得买整筒的饼干,因为那得花好多钱。往往买整筒的饼干仅仅是为了有一只好看的饼干筒。如果家里没有饼干筒,就只得买一只。不过也可以向有钱的朋友讨一只。人们利用饼干筒来储存食品,如店里零买回来的饼干和其他怕受潮的零食。那些买回来的饼干筒都漆得很好看,就像现在的屈奇饼干盒和巧克力糖的盒子那样。由于早年的贫穷,许多人家把它当作室内的装饰品。家里有几只美丽的饼干筒甚至是家境富裕的象征。解放后的生活是简朴的,一般老百姓家里难得有几样好看点的东西。因为饼干筒上的图案往往比较洋气,因此为人们所喜爱。何况要有钱的人家才会去买整筒的饼干,因此人们往往把饼干筒当作家境富裕的象征。人们从室内饼干筒的摆设中得到虚荣心的满足。

也不知道临安人民医院里的革命群众当时是怎么在考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把饼干筒上的图案当作了封资修的四旧了。把它们都砸了,哪家都舍不得,何况生活中实际上少不了饼干筒。因此文革一开始,在医院里就开展了一场漆饼干筒的自我革命运动。我不知道临安的其他单位是否也如此,用这种行动来显示反帝和反修的革命立场。于是在医院里家家户户大漆饼干筒。毛主席也太忙了,忙不过来给大家说说清楚,他要反的封资修之类四旧其实并不包括饼干筒的意识形态。这样,曼那里原来有的我们家仅有的一只饼干筒,一只画了只大公鸡背景是放射出金色光芒正在升起的红太阳的金鸡饼干筒,也被当作封资修的代表不由分说地漆成了全红的。油漆是公家提供的。不过用得不多,因为那饼干筒原来也基本上是红的。漆得花里巴拉的实在难看。

在破四旧形势对曼来说最危急的那晚——她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被人们当作是异类,红卫兵可能对她抄家。她感到很紧张,何况她又是上海人,并且是右派分子的家属。上海人在小城镇里往往被人们看成是比较“洋”的。而洋是不好的——在文革开始时,在小地方,那在造反派看来无异于封资修、洋奴买办!她只得偷偷地把几本她喜欢的中学时的音乐教材(用五线谱印的歌谱)都撕来烧掉了,因为五线谱也是招祸的——解放后学校里不是就不教五线谱了么?她并且主动向造反派上缴了几件西餐刀叉和调羹,因为那不仅是洋的而已,有的上面还有US的字样。那是早年抗战时期美军中卖出来的军队用旧了的生活用品。另外还有两只外国货的“洋碗”(捷克出产的搪瓷碗,捷克也算修字号的),洋在当时是必须回避的,因为人身上带有洋气就意味着崇洋媚外。造反派给了收据,表明他们是很认真对待的。那几件餐具到后来人们有点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和他的班底,医院的造反派才退还了回来。

因为我的关系,连累着曼在文革开始后的前几年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而到了文革已经没有什么气焰了,她才拿到了红卫兵的红袖套。而那些早就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真正的(响当当的)造反派那时已经不大戴它了——不那么时兴了。那个时期杭州的年轻女造反派流行的是把短裤的裤脚边往上卷起一圈,让光腿暴露在外面多一寸光景。我不知道外地是否也是如此。


见过的几件法院告示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在那举国一片混乱,而法律尚不完善,法院又遭“砸烂”的年头,法院处在造反派控制下。不过造反派中必定有原来就是法院的人。他们以毛泽东思想和造反派的逻辑进行审判,曾发生过一些莫名其妙,现在的年轻人难于理解的判例。重提一下那些怪诞而骇人听闻的判决应有助于今后不重蹈覆辙,再犯那样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热火之中,学校里的造反派们各自为政,为了显示他们的权威性和革命性分别召集他们自己的人并勒令校内受控于他们的“牛鬼蛇神”(其中有我)分别到近郊农村去参加“双抢”(即夏收夏种)。双抢结束后放了两个星期休息假。当时已无所谓暑假。学校的行政干部不喜欢看见教师有寒暑假,就此取消了教师和学生休假的传统。而今天却改成了学校到了寒暑假时全校人员都一律休假的制度。我趁此到临安这座小县城住了近十天,和家人团聚,看望我那已近半年没有看见,出世还未满周岁的儿子,母女三人。曼天天忙于上班,医院工作很辛苦,有时夜班,整个晚上不回来。我去帮她料理些家务。空闲的时候,有时去热闹的横街口一带见见世面。那里乱哄哄的,墙上除了贴满了某某万岁和打倒某某之类标语和丑化某人的漫画,还有各式各样观点的大字报外,还有一些外县法院的重判告示颇为醒目。我对那些强词夺理,歇斯底里大发作式的大字报毫无兴趣,常能回忆起来的倒是那几件张榜示众的外县法院的判决告示。对那样的判决我至今感到诧异和不可理解。现按回忆中的格式和内容录在下面,让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看,知道文革当年是怎么在搞的。告示的内容和措辞应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只是来自哪个县的人民法院的判决以及被判处的罪犯的姓名、作案和判决日期记不清了。应说我的回忆是“基本属实”的。

最令我吃惊的一件是现行反革命案。告示的内容大致如下:“现行反革命犯ⅹⅹⅹ,男,ⅹⅹ岁,该犯出身反动阶级家庭,其父为摘帽右派。该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革命,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据该犯交待,该犯竟丧心病狂于本年ⅹ月ⅹ日晚睡梦中谋害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民愤极大,是可忍孰不可忍!……该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为严肃革命纪律,纯洁革命队伍……经群众大会公审判处现行反革命犯ⅹⅹⅹ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这是一起根据“犯人”自己交待的梦中杀人的情节判处死刑,骇人听闻的判例。真正体现了梦中杀人有罪。古今罕有!应该载入史册,让后人引以为戒。我希望我的意思不被误解,我不是指以后做梦要当心,那应该是明确的。而奇怪的是那犯人会主动交待自己在梦中杀害了毛主席,如果没有刑讯逼供也许不可能吧?成问题的是到底那犯人有没有做过那样的梦?

另一起是破坏军婚案。告示的内容大致如下:“破坏军婚犯ⅹⅹⅹ,男,ⅹⅹ岁,ⅹⅹ县ⅹⅹ公社ⅹⅹ村人。该犯品质恶劣,一贯伪装积极,混入我革命队伍,利用工作之便……趁机勾引同村已与现役军人订婚的女青年ⅹⅹⅹ。二人多次鬼混,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罪犯ⅹⅹⅹ诱奸已与现役军人订婚的未婚妻已构成破坏军婚罪,……动摇我军心,毁我钢铁长城,是可忍孰不可忍!罪犯ⅹⅹ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根据罪犯ⅹⅹⅹ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认罪态度极差,影响极坏,判处罪犯ⅹⅹⅹ有期徒刑十五年。……”这是一起很耐人寻味的判例。众所周知,我国婚姻法早在文革之前已经公布,婚姻法中没有订婚的立法,因此也不存在“未婚妻”的概念。这点法院应比谁都清楚。法院的造反派也应该是清楚的。如果那女子是已和一位军人结了婚而又与别的男人有不正当的来往,那或许可以称得上“破坏军婚”。那张告示的措辞和水平看来都不甚高明。十分含糊,并且逻辑混乱。怎么可能一个一心报国,像雷锋那样坚强的解放军战士会因其所谓的“未婚妻”和别的男子有了暧昧关系就能造成军心动摇、毁了钢铁长城呢?那不是在给伟大而坚强的解放军脸上抹黑么?同时,给人的印象是假如一个女子曾经和一位解放军战士相好过,即使没有明确过他们今后准备结婚,她似乎已是法定属于他的了,她不能反悔,更不能与其它男子有何往来,连笑一下都是要慎重考虑的。除非那军人抛弃了她。不然就要惹出些是非来,并且罪名不小。还应指出,那份告示中没有指明那案犯的出身成份,一般那类情况罪犯大概属“红五类”。如果属“黑五类”,那就一定会对案犯的阶级出身着重加以说明。至于说那犯人是“诱奸”那女子,应属刀笔吏的手法。既然告示前面说了“二人多次鬼混,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那应是两相情愿的,怎么又成了“诱奸”?类似的告示在那墙上竟同时有好几起,来自不同的县份,都判得很重并且也都用上了“动摇军心,毁我钢铁长城”那样的话。

而在以后的文革期间,也有一起同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学校。一天晚上,在学校大操场上也演出过同样一幕,开了个公审宣判大会。一个东阳来的坏学生在他老家农村也干了类似的坏事。他也和一位现役解放军战士的“未婚妻”相好,也搞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押回学校来宣判时已是剃了光头的,表明他其实是已经在押的。经公开宣判当场铐上手铐算正式逮捕了。罪名也是“破坏军婚”,判决书上也用了“动摇我军心、毁我钢铁长城”的措辞,也判了15年徒刑,也没有提到那学生的所谓家庭出身。文革前召进来的大学生已是经过严格政审的,无疑出身都是好的。我记得那学生好象还是个班长,我曾带过他的实验课。那学生当年学习时还不大好管,说了不听。有一次他实验做坏了,我要他重做一遍,他大模大样地不理不睬,那味道似乎有点在说像我这种摘帽右派身份的教师还不配管他的意思。这类案件在那个年代可能不少见,都作为“破坏军婚案”重判处理了。那晚校革委会主任也上台宣读了对那学生开除学籍和党籍的决定。

还有一起法院告示似乎就发生在临安,叫个什么案名记不清了。那是一起既愚昧而又令人恶心的案子。当地一个愚昧的老皮匠,他相信人的精液是补的。给顾客修鞋时他宁愿不收钱而想用口交的方式吸人家一口精液。而那样的“受害人”竟有好几十名。这件案子,不但那皮匠愚昧,连那办案的造反派法官也是愚昧的。还给那皮匠创造了个特殊的称号“吸精犯”。告示上用了“损人利己,吸取受害人元阳精华,严重摧残青年健康”等词句。好象也引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句成语。在那个年代那句话很流行,常见于大字报上,并且常在批判会上被造反派引用。凡是他们反对的或要打倒的都可以用得上。但肤浅的造反派们竟不知道这话原是出自他们口口声声要打倒的“孔老二”的《论语》的。话说回来,认为精液是滋补的那才是毫无科学根据而愚昧的想法。不仅那老头儿愚昧,那些审案的不也是如此么?所谓“元阳精华”就不知所指为何物,今天也还没有哪家公司开发出一种用“元阳精华”制造的补品。但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那老头判了几年徒刑。说那老家伙坏也是事实,但他干的至多称得上用心不良,而是愚昧但并不利己的流氓行为。对“受害人”其实也没有造成什么健康上的大害,至多因为那老家伙口腔不干净可能造成尿路感染。今天社会上不是有不少鸟男人,他们不怕犯法,而愿意花大钱找女人发泄他们的“元阳精华”么?他们甚至为了发泄还不怕得艾滋病。那老家伙的恶劣行径如果在今天倒有可能传播性病。不过幸亏那个年代性病在中国还很少见,那时除了老医生之外,年轻医生都还没有见过性病是什么样的。


学生的小家庭

学校已经停课了。自从出现了红卫兵,有了红卫兵组织,很快就看见他们走向对立并开始互相攻击。那时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在校内找教研室的办公室做司令部。那些学生和教师混合组成的造反派组织有的是被同个派系的教师请到他们教研室去的;有的则是学生们看中了哪个教研室的房子合适强行占领,把教师赶出去。反正那时已经不上课了。

生化教研室的办公室除了有两间被某个造反派组织作为司令部外,我的办公室当初还用于劳动休息时去坐坐、歇口气、喝口水的地方。一天来了一名我教过的男学生,带着个显眼的红卫兵袖套走了进来,也不称我老师了,唤着我的名字叫我把自己的东西理一理拿走。说他们要用那房间,还说“公家的东西你不必管,我们会负责的。”这“我们”指的是谁?我想当然又是什么造反派组织吧?我没有资格过问这些。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那学生要去了房门钥匙,我就只好离开了。后来那办公室窗玻璃上糊上了窗纸,我估计那大概是派别之间有“军事机密”的缘故。但后来门口放了个煤饼炉堆了些煤饼、劈柴和一些做饭的家具,阳台上拉起了晾衣服的绳子,晾出了男女的衣服。后来我见到过那学生搂着个女生进进出出。那女生我也曾教过,但那时已经对我不理不睬地了。当他们遇到我时,真是“旁若无人”,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看待。几乎只稍晚一点,生化教研室楼上的办公室有好几间又被别的学生按同样需要占去了。玻璃窗上都糊上了窗纸。看来他们是革命不忘爱情,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都开始在组织小家庭了。只少了个集体婚礼罢了。

大概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我在教研室外面劳动,打扫环境时又遇到那我曾教过的学生。他唤着我的名字叫我过去,要我把他房门外的地板拖一拖。那时任何“造反派”都可以勒令“牛鬼蛇神”劳动,我只好顺从着走上楼去。那里我已经有些时没有上去过了。见到的是一地的煤球灰和油污,墙上已经熏黑了一大块,还堆了一些生炉子用的碎木片,从木片上的油漆可以认出他们是在把实验室的凳子和抽屉劈来生炉子的。属“红五类”的教师尚且不去管他们,何况我这“牛鬼蛇神”还敢过问这类事吗?那些表现也让我明确了那些所谓的“最有朝气的”、“最富有革命性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些什么货色。随后我就见到校园里凡是房子结构好一点的教研室,除了解剖学教研室和病理学教研室,楼上的办公室,室内有自来水的,并且干净一些,没有什么怪味和人体标本之类的,大都成了男女学生同居的小卧室。这么估计一下,全校占了教研室的教师办公室同居的学生至少也有好几十对。外地来的女学生中凡是长得稍好看些的大都有了主了。其中有好几个还是我以前教过,早先念生化时成绩较好的。慢慢就看见她们不对了。有的早晨在路边呕吐,后来就见到她们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她们似乎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见了人堂而皇之,完全不感到有什么羞耻了。因为那个年代人工流产手术还必须有结婚证明和户口本、单位证明属夫妻关系等才能做的。因此才会有那样的景象。如果换了今天做人工流产那么方便,每天报上都有无痛“人流”的广告,就不会有那么多大肚皮的女生了。那些大肚子女生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就不清楚了,我曾听说有的后来就退学回了家。家在市内的走读学生中是否也有这类情况我不清楚。我想,这一景观也许并不是我们学校所独有的。以后造反派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拆台,揭出来的这类丑闻比比皆是。


给孩子们办学习班

“办学习班”这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能理解,那是指对有问题的人进行隔离审查的意思。是把他们都关起来交代问题。文革时期各式各样的学习班都有,对孩子们办学习班还是不大听说的,但也曾有过。

“童言无忌”是句老话。中国历来对孩子们怎么在瞎说,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了不恰当的话予以谅解,不必想到有什么忌讳使自己烦恼。早先在逢年过节时,大人们很忌讳怕有人说了不吉利的话。但孩子们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说出大人们认为犯忌的话,只好不予追究,因为他们毕竟年幼无知。同时让自己想着童言无忌消除自己心头的不快就行了。但文革时期孩子说错了话却也不行。那就不能当作“童言无忌”轻松放过,也得“办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挨批斗。

燕仪一九六九年那年就遇到那么一次“犯政治错误”。那年她六岁,上幼儿园大班。那时文化大革命中乱哄哄的,天天都在开批判会,批斗“牛鬼蛇神”,造反派之间也互相抓对方的人当牛鬼蛇神批斗,街上造反的人们在游行。她母亲在临安人民医院工作,每天忙于上班,天天在病房里忙,只能让孩子自己玩。暑假时医院里的那批年龄差不多大的,刚上小学的和进了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家里,没得玩就学大人的样,玩开批判会和批斗牛鬼蛇神,有孩子扮成造反派在台上发言,下面有孩子们扮革命群众跟着喊口号,也有孩子扮成牛鬼蛇神挨斗的,然后给扮“牛鬼蛇神”的孩子戴上报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在医院里转一圈。燕仪也去跟着玩。有一次他们玩开会时出了问题——扮演群众的孩子中有个小孩带领那群孩子喊口号时喊溜了嘴,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当时有少数孩子头脑较清醒、“觉悟”较高,没有跟着喊,而多数孩子都喊了。燕仪也跟着喊了。她那时对二者代表的是什么也弄不清。那些“觉悟”较高的孩子就批评那些喊错了口号的比他们小的孩子,说那口号是反动的,不应该喊。但是已经喊了就已成为事实。当时有孩子就回家后对大人讲了,他们的父母大都是些造反派。当时“造反派”是光荣的称呼,只要是所谓“革命群众”(不属牛鬼蛇神的红五类)就几乎必然是造反派。此外只有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或是站错了队的“逍遥派”。那件事后来医院当权的造反派也就知道了,大概当时没有十分认真地考虑要对那些孩子该怎么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终于在第二年春天,那时已经事过半年多了。旧事重提,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主要是要查清是否有大人在背后指使。清查孩子们的“反动口号事件”的事当然都是医院的造反派在考虑和组织的,于是就决定把那批喊错了口号的孩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按社会上流行的审查牛鬼蛇神那样的办法,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学文件、斗私批修和交代自己的“罪行”。把那种对成人也不合理的办法用来清算孩子们,那只有临安人民医院的造反派想得出来。燕仪在出事的那年暑假后提前上了小学。因为她母亲在医院工作,每天都忙于病房工作而实在没有时间管她的生活和学习。幸好,当医生在地方上熟人多,关系也较好,托了临安小学的老师让她提前一年上了小学,她进了学校后我们在杭州又去向她奶奶住所附近的东园巷小学要求,说因为孩子的母亲是医生,一个人在临安工作并且要下乡去巡回医疗,照管不了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当时规定孩子的户口是必须跟母亲的),让她转学来杭州念书。那时我和她祖母在杭州可以对她的学习和生活管得着一些。因此燕仪当时已经离开临安身在杭州东园巷小学上一年级。所谓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对于燕仪来说,实际上造反派要清查的是我们做家长的有没有指使她喊过反动口号,并且要查清是不是她带头喊的。因为我们家的政治背景不好,她父亲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属牛鬼蛇神,她母亲当然也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组织,何况文革开始时她还因为家庭背景不好被揪去游过街,后来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那个年头要当上了“造反派”才是响当当的!一天,燕仪的母亲从临安打了长途电话来告诉我,说医院决定给孩子们办学习班隔离审查那起孩子们喊了反动口号的旧事,要我给燕仪去向她学校的班主任请个假,把她的衣服也带上,第二天有临安人民医院的一位造反派护士专程来杭带燕仪去临安受审查。我们只好把事情准备好了,没有对燕仪说明为什么要送她去临安。第二天那护士来了就把她押走了。临安人民医院的造反派还真有些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办法、风格和创造性。他们把那批孩子集中住在一起,连出去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以防他们“串联”搞攻守同盟或与家长通风报信。天天给他们讲革命大道理,要他们 “斗私批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反戈一击有功”,给他们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他们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家属连探望都不许,只能心中不安地怕他们在里面吃苦,等待他们平安回来。这样,搞得很神秘的,那十多个有问题的孩子被关了大约半个月,以后都放出来了。燕仪也算是通过了。那反动口号不是她带头喊的,大人也没有唆使她喊那反动口号,不过也算是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当时不明白是否要把那些结论写进她的档案里去让她背一辈子的黑锅?但那次把孩子们集中办学习班的事,造反派们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结论。因为没有孩子承认带头喊过那句反动口号,也没有孩子能检举揭发谁带头喊了那句反动口号,也没能查清是否有坏人在教唆,甚至后来搞不清是否有人喊过那句口号。听起来有点滑稽,怎么几乎同样数量的大人(响当当的造反派)竟然对付不了那批孩子。他们学过《实践论》却变革不了那批小李子,结果只好不了了之。燕仪回到杭州后,我们赶紧为她补习拖下十多天的功课。她在临安的十多天接受了她小小年纪第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知道了什么叫政治——那可不是可以当游戏闹着玩的!

大约到文革结束后,人们渐渐有所清醒,阶级斗争的理论才渐渐淡化,那之后文革时期自己感到光荣而“响当当”的造反派们不大情愿自己被别人称为“造反派”了,他们各派都想把那称呼送给他们的对立面去。慢慢地中国社会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不过那已是“拨乱反正”之后的事了。燕仪总算幸运,没有为她儿时所犯的政治错误而背上黑锅。让人更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一代孩子已不感到自己的阶级出身对自己的前途有多大影响,甚至也说不清自己是属什么阶级的了。过去的阶级教育给人的印象其说教显得十分勉强,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与实际有很大的出入。很难令人置信,人是以阶级划分的?并且阶级性是第一的?人类从一出现在地球上就有阶级了吗?并且是一代一代继承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明白了,利用阶级理论搞政治只是一种假托,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血统的优秀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正是那种歪曲实际的理论把中国拖进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怪圈里去的。

现在的孩子们思想解放得多了,他们没有阶级理论的束缚,既敢想也敢说,比我们这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犹心有余悸的过来人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去年(二OO一年)杭州有一份报纸上报导了某校的初中学生谈论白毛女的故事的言论。按我们这代人的认识来衡量,他们确实是大胆的、敢想敢说的。当年在解放初我们看《白毛女》的电影的那个年代,如果有谁敢于口出狂言,说出今天孩子们说的那些话来,至少是要被送去劳改的,搞得不好甚至要送命的。但在今天的那些孩子们看来,他们明确认为杨白劳是个坏人。他们的理由是他欠了黄家的钱就应该还,而他不但不还钱,还要逃到外地去躲债,那不是坏人么?他们甚至认为他既然还不起钱,当初就不应该去借别人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黄世仁是个大好人,说他那么有钱又有田产,但他愿意娶个贫农的女儿、帮助他们一家而不计较身份,那不是大好人么?同时,在他们看来,喜儿是个傻瓜。孩子们说有那么好、那么有钱的好人黄世仁来爱她、帮助她家,她居然不要,并且要逃到深山里去吃几年苦,实在太傻了!对白毛女的故事是否可以那样看待,我也搞不懂了。不过那毕竟仅仅是孩子们在那么说,想着童言无忌就行了。而细细想想,今天孩子们所讲的似乎更符合情理些。当年要利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口号成大事的人们,编造这样一个煽起阶级仇恨的故事意图是明确的,但白毛女这故事毕竟是虚构的。受孩子们的启发,我也思想解放了些,现在看来白毛女那出戏的故事确实有些勉强。不禁要问,现实生活中有过那样的事吗?


追查“反标”

“反标”就是反动标语的简称,是文革期间的行话。也许与牛顿力学有联系,力总是对立而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压力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大。反标也是那样,追查得越紧,反标出现得就越是频繁。好像文革之前不大听说有反标的事,文革之后也很少听见说起这事,而文革中一下子就多了那么多。并且据传达说有人深夜开着卡车在市内沿街抛洒反动传单,案情严重,要全市人口(包括革命群众和阶级异己份子)提供线索,并且宣布知情不报者同罪。这样的案件在杭州就发生了好几次,但后来都没有报道破案的。回忆起来那时在我们学校也发生过几起“反标事件”。现在回忆起来有些可以说实在是在庸人自扰。

一起是在学校后门边出现一条用粉笔写的“打倒毛X东”的标语,X是个写得笔迹不甚清楚的字,被报案的人和办案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是个案情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于是立了案。以后公安局调查的结果认定是孩子所为,因为从写在墙上的高度和字迹来看是孩子写的,并且判断那孩子大约是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每个有孩子在杭州上小学的教职工,尤其是那个年龄范围的的孩子的家长,特别是个人历史上又有些问题的,都要交代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干那样的反革命活动,或者有没有教唆孩子干那样的坏事。我家的燕仪那时也在杭州上学,幸亏她那时住在城东我母亲那边,平时不到我们学校来,并且年龄还不够上三、四年级,共宣队没有找我的麻烦。后来公安部门向附近的小学进行了调查,最后弄清了,原来是两个小学生吵架,其中有一名小学生名叫毛学东的。他的对手要打倒他,于是写了个“反标”,内容是“打倒毛学东”。那案子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没有再说起。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都是到了以后很久才听说的。因为当时盛行“保密”。譬如有人孩子在杭州上小学,并且常到学校来,那就有牵连了,就得接受调查。但被调查了也得保密。

第二起反标案是有人在校内拣到个捏成一团的废纸。纸上写了一些话,看不出那些话是指什么,当时也不能肯定写的是指什么事。但那纸团立即被警惕性过高的群众交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了。其内容被解释为在反对谁。捕风捉影地就成了“反标”,真有点风声鹤唳像草木皆兵似的。于是全校所有会写字的人都被审查。那张作为罪证的纸上的字迹的一部分被照了相公布在玻璃保护的宣传橱窗里,要大家都去看。要群众检举揭发那是什么人写的。工宣队还宣布“五类分子”中有能认得出是那是谁的字迹的可以立功赎罪。过了几天又公布出一批人的字迹来,其中有学生的,有教职工的,也有干部的。他们的字迹都与那废纸团里的字迹有某些相似。要大家去认与谁的字最像。我的字迹与那罪证差距较大,工宣队和造反派没有找我的麻烦。这样闹了几天不再闹了。事情好像是不了了之了。后来听说有一位正靠边的干部承认是他写的,但他说清了写的是什么内容,显然那些话与人们猜测的反标是两回事,不涉及政治内容。然而那干部言之成理,只能实事求是对待。因此也没有给那位干部什么罪名。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第三起反标事件,发生在学校内某个男厕所里,写的什么话没有公开讲,为了查清是谁作的案,全校成年男子都要被审查。工宣队要求每个人都以蹲着大便的姿势,对贴在墙上的一张纸,以同样的笔写下一句规定的话。工宣队把每个人的字迹收去与反标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谁是真正的作案分子。那场留笔迹的审查是一天晚上放在大教室里进行的。每个人都得那样做,大家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地走上讲台,要蹲下来像大便时的姿势那样留下笔迹。没有人感到紧张,而都觉得滑稽。但又不许笑,因为要严肃对待。蔡堡教授那年大概已70岁出头的高龄了,也得那样被审查,那时他已经几乎蹲不下来仍由两个人扶着以那样的姿势留了笔迹。但以后并没有宣布审查结果,也没有说起抓住过反革命分子否。

第四起反标事件是发生在大操场边的女厕所里的。估计那反标是有人晚上所干的,有明确地反抗意图。虽然发生在女厕所里,是否一定是女的干的也不能肯定。首先发现那用粉笔写在地上的“反标”的是住在大操场边的保健科楼上的裘医师。她很不幸,是她第一个见到那反标。她是单身的老姑娘,那天早晨一早起来上厕所她就发现了那写在地上的标语,当时她吓了一跳。出于负责的态度她当即报了案。但她的负责态度造成了对她自己最大的不幸。因为后来清查工作没有进展而就怀疑到是她自己作案又报案,于是就把她弄去隔离审查,关在房间里,由两名保健科的造反派老护士日夜看管着她。实际上是逼她承认那反标是她写的。折磨了一个月,她受不了了,就承认了是她写的反标。但又说不清她是怎么作的案。工宣队和造反派就继续审讯她。而据说后来校革委会、工宣队和造反派那时也已经明白了那反标其实不会是她干的。但仍要教训教训她。教训她为什么不是她干的而后来却要承认了是她写的。她感到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想到活着已没有什么意思,就想到了绝处。那天晚上她乘看守她的两名护士睡着了,偷偷地把一条围巾(长毛巾?)系在床头两头的床档上,把围巾套在自己下巴上卡住脖子,而把身子往下滑,围巾掐紧了颈动脉,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裘医师是很勤恳、待病人很和善、对工作很负责的好医生,她生前我曾多次得到过她细心的治疗和关心。对她的死我感到很惋惜和悲愤。从她的死,人们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万一看见了反标,赶快溜。而不能傻呼呼地去报案。后来校革委会的赵潘水政委在做清队工作的总结报告时,对他在任期间校内因清队和查反标冤死的那么多人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都没有他的事。回忆起来,文革期间校内发生过的“反标事件”有好几起,但都没有抓住过反革命分子而有的却害死了报案的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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