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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作者:童话


我在王晶垚先生(注一)写的一篇笔记里知道了师大女附中有王永海这个人,后来又在陶洛诵的书《生之舞》里读到了少许关于他的文字。他是女附中的校工。

校工王永海是满清皇族后裔,因此身份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贱民。他个子小,头有点歪,眼睛也有些先天性的毛病。一九六六年他四十岁上下时文革爆发,他的生理残疾被判定为“脏病”(性病)的后遗症,被打成“坏分子”在校园里劳动改造。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他由于对斗争会的恐惧而出走,在这个世界上失踪。

这样一个卑微人物自身不保,却在卞仲耘事件中有过非凡的善举——他登门探望过难属,并对卞仲耘惨案做出过见证(见证文字见另文)。

王永海探望卞仲耘家人的事情记录在王晶垚先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笔记中。在这个日期的前一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永海到过卞仲耘的家,那时候卞仲耘遇难已经三个多月。

王晶垚先生写到:“王永海先在楼下门前察看了一阵,看附近还有没有女附中的学生。他看到四宝(卞的四女儿,作者注)走到晒台上,就打招呼。四宝告诉我,我到晒台上一看,示意请他上楼,他就到家里来了。王坐下之后,半天没说话,很难受,两眼的眼睑激烈地抖动着,想要哭……”(摘自王晶垚的叙述记录)

那天,王永海说,“……我一直惦念着四宝,一直想来看看四宝,看看你们一家子,因为我被打成了坏分子,天天参加劳动,也不敢来,怕学生看见。……今天我到建筑工程部看亲戚去,先过来看看你们。”在这篇口述的记录中,我读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也就是卞仲耘遇难当天王永海的生存状况:“我、白松泉、陈洪涛(即《我虽死去》中的见证人林莽,作者注),我们当时正在拉黄土,有学生命令:‘你们把大便(指垂死或者已死的卞仲耘,作者注)拉走!’我们都怕挨打,哪敢不应。”

难得的是王永海惦记着卞仲耘遗体的安置以及她的孩子,“后来,我心里一直惦念着,卞校长的遗体是什么时候从邮电医院送走的?是火葬了么?……(看看堂屋里的四壁)家里的样子也变了,原来那么多书呢?……现在四宝怎样?以前在学校里我常常逗她,我就喜欢逗她玩。”(引文摘自王晶垚笔记)

请注意这些话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说的。今天读来,不能不为这位工友的善良和仁义而动容。“红八月已经使北京的天空乃至全国的天空变成血淋淋的”(《生之舞》P7),可是人分明还能选择自己的行动。王永海虽然毫无人权,过着半自由的生活,随时可能落入无产阶级专政之罗网而毙命,他却敢于表达对卞仲耘的同情,登门看望她的家属。今天想来,人,本该像他那样采取善良的行动。

在陶洛诵的书《生之舞》里,我又读到了关于王永海悲惨命运的点滴记录:他的绰号是“小王子”,“嘴歪鼻斜,虽然不到四十岁,走起路来却东倒西歪”,文革中他的一条腿曾被一出身高干的女红卫兵“一铁锹”“铲断了”。(详见《生之舞》,澳大利亚经济报版本,p64)。

王永海,这个对卞仲耘之死怀着勇敢的同情之心的人,早已在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无声无息地失踪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他遭受的屈辱和苦难也消失了。多亏那篇笔记和那本书,为这个生命留下了一点苦涩的痕迹。


注一:文革中北京第一个死于红卫兵暴行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现年八十九岁。


二O一O年五月十一日